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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隐逸心态和狂士风骨 归隐，自古以来就是士大夫避世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归隐之风最盛行的是在魏晋和晚明，这恰恰是在乱世之秋和王朝没落的衰世。明代与魏晋相距上千年，时代不同归隐之道亦有变化。陶渊明一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反映了魏晋时代失意的士大夫向往的是离群索居，不问世事的桃花源。而晚明的隐士却不必躲进荒山野郊，尽可以居在闹市为“市隐”，不离官场为“吏隐”，不拘行为是“心稳”……以及有天隐、地隐、名隐、充隐、通隐、仕隐、中隐种种言论，名目之多远胜魏晋，这是明代士大夫的创造。著名才子袁宏道一语道破天机:“大隐在朝市，何劳避世喧？”“山林亦朝市，朝市亦山林。”“市朝无拘管，何处不渔蓑？”既然在朝在野、为官去官都有隐逸之趣，那又何必苦守山村野舍？只要心有所属，哪里都有深山净土，不必改变既有的生活，就能隐逸，何乐而不为？这给士大夫提供了不离世俗而又超脱世俗的依据。明人自认这是“虽脱根尘，实不离根尘”，既向往避世中的超脱境界，又不愿忍受避世中的孤独和寂寞，遂有这种隐世而又恋世，在恋世中以求隐世的方式。因此两栖的“仕隐”备受青睐，这种既出仕又栖隐，似隐非隐的“中隐”在晚明流行开来。 避世者往往在繁华的城镇辟一方清静的宝地，营建城市山林，如明代著名的市隐园、洽隐园、招隐园、归田园居等等。那些号称山人、居士、隐士们，有的依旧像当官的一样出入公侯之家，受到权贵的器重，所不同的是由在朝而退至林下，或是优游自得，游戏人生，或是讲学结社，咏诗弄文。只要是抱道忤时，去职归田的，都标榜为清流、隐逸，啸聚同道，訾议时弊，由此形成一股在野的社会力量，甚至成为沽名钓誉的捷径，所以明代的隐逸远比魏晋的隐士们要复杂得多。 虽然如此，隐逸之风给明代士大夫们的修心养性，澹泊恬淡，提供了一种清闲的生活方式和自由洒脱的心境。赋闲的、为官的都标榜山林之气，明人朱国祯评论说:“‘朝里有官做不了，世间有利取不了，架上有书读不了，闲是闲非争不了，不如频频收拾身心好。’此语极有省悟处。”身居雕墙之中，心怀山林之志。醉心于闭门读经书，开门迎佳客，出门寻山水，这就是明人标榜的“三门之乐”。最典型的隐士生活，莫如一首《行香子》的描述:“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尽天真，不如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率真而又恬淡的人生态度，对人情世态的洞穿，是隐士们常有的心态。 士大夫逃避现实的另一种办法就是装疯卖傻，这就是《楚辞》所说:“比干忠谏而剖心兮，箕子被发而佯狂。”以装疯逃避商王暴政，见于史籍记载的，箕子算是第一人。明代以佯狂避祸的著名人物当属苏州才子唐寅，他出身屠贾，经营肉铺的家世，论社会地位并不高，但他的才气却名闻江南。江西宁王朱宸濠坐镇江西，发展势力，招揽人才，以重金聘得唐寅为座上客，唐寅目睹宁王种种不端，料定必有反志，一旦事发，殃及自身，祸莫大矣。可这王府进来容易出去难，为了摆脱干系，故意赤身露体，弄出种种不堪入目的丑态，宁王闻讯，以为唐寅不过是一疯子，立即把他送走。后来宁王果然被法办，唐寅安然脱身，就得力于佯狂的本领。但这毕竟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晚明一代统治失控，管理松弛，社会氛围比较宽松，士大夫得以有展现自由的空间，无需刻意装疯，更多的是恃才傲物的狂士，表现为特立独行的个性。 在古人心目中“狂”字并无贬意，而是一种风度和个性，孔子说:“狂者进取”，这是嘉奖，大诗人李白，在唐代被称为“飞狂才”，宋人苏轼说他是“狂士”，所以“狂士”自古就是士大夫志向高远，不拘礼法的风格。唐寅就是这样一名放荡不羁的狂士，他最恨假道学，声称:“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他自诩:“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生性高傲，对权贵不屑一顾，见到花开花落却悲从中来，痛哭失声。他目空一切，却对平民有天然的情结，自号“布衣大侠”，深得民众的喜爱。 唐伯虎与沈周、文征明、祝允明，并称为江南四大才子，名满全国，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他们:“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四人中除沈周生活在明中叶，有三人同处晚明时期，祝允明，因生有六指，自号枝山，生性豪放，举止倜傥，喜好赌博、听戏，有时还粉墨登场，所书狂草，纵横挥斥，无拘无束，号称“明代草书第一人”。文征明一生绝口不谈道学，他的诗文书画可以随意赠送他人，而对富贵人家片纸不予，绝不送王府公侯，有的亲王以珍宝古玩相赠，以求得一纸半字，但见赠礼上门，不屑一顾，原物掷还。 张梦晋是又一个不问生计的落魄才子，得钱就一醉方休，一日游虎丘，见有商人在亭中饮酒赋诗，他装成行乞者讨酒，因为出言不凡，令人刮目相看，请他吟诗，他挥笔立就，洋洋洒洒近百首，写罢扬长而去，商人惊为天人，寻他上座，他又改扮成朱衣金目，作出种种怪诞状，把人们吓一跳。 山阴人徐渭，兀傲不群，知文知兵，书画双绝，是文武兼通的奇才，他善写长联，一联多达百字，明人无出其右。可他一生潦倒，自书：“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胸怀丘壑万千，却难觅施展之地，空怀满腔抱负，只落得像凡高一样自虐，用利斧击破头颅，用利锥刺入双耳，多次自杀，终以自绝而亡。 他们都是一群才情骄人，行为怪诞的著名文人，又都以冒犯礼教的放荡行为成为明代小说戏曲的话题，在民间不径而走。家喻户晓的唐伯虎点秋香，乃是张冠李代，并非真有其事，但在坊间里巷流传不息，是因为他们有相似的风流品性，又多是擅长丹青的高手，相当于当今的文艺界明星，附会种种传闻逸事，使这类故事长盛不衰。 另一种狂士，以深邃的思想打动人心，有的还成为世人追随的偶像。晚明一些离经叛道、标新立异之士，往往都有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以异端著称的启蒙思想家李贽，自称“天幸生我大胆”，“是人之非，非人之是”，指责《论语》不过是迂阔门徒、懵懂弟子，有头无尾、得前遗后的杂记，儒家的经典六经，是圣人的糟糠。他在黄安讲学，破天荒地招收女弟子，引起舆论大哗。讲课时见到学生穿戴整齐，不以为然，以为不如携歌妓舞女，浅斟低唱。见到弟子拥妓出游，他为之张扬，认为这强似与道学先生作伴。他削发为僧，却不守戒律，带着僧侣，到寡妇卧室化缘，他把这些女性比作观音，写成《观音问》，广为传布。他渺视君臣为伦理之大义，一生以朋友为性命，突出朋友是伦理之首。他著书题为《焚书》，表示“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语，恐览者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后来取名《藏书》，希望他的书先禁而后藏。面对道学家咒骂他是“妖人”“异端”等种种攻击，毫不在意，而他对自己的学说充满信心，一如既往，发布惊世骇俗之论。虽然他的书在生前和死后两度被禁，但所有的书都被刊印，在民间几乎人手一册，家传户诵，成为晚明最热门的读物。 江南才子冯梦龙嘲讽宣扬名教的“教化”为“叫花”，历史书是“乱说话”，“经书子史，鬼话也”。自少就爱嬉游，放浪成性的张岱自述:“幸生胜地，靸间饶有山川；喜作闲人，酒席间只谈风月。”出自中原的著名思想家吕坤，声称自己不是道学、不是仙学、不是释学、不是老庄申韩学，“我只是我”，他的书房自号“新吾”，书房是“去伪斋”，宣称“举世都是我心”，着意突破道学樊篱。 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王艮别树一帜，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认为顺应自然，以已欲度人欲，就是顺人意应天理的行为。他行为怪诞，其叛逆性不仅冒犯当局，也为世俗所不容。清初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论李贽等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对他们冲破名教的勇气，出奇制胜的思想，傲睨世俗的个性作了最好的赞誉，这就是晚明一代狂士的风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