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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敦煌藏经洞于20世纪初被打开，敦煌写本曲子词文献整理研究不仅日益成为“敦煌学”的研究热点，而且中国词学研究也由此揭开新的历史篇章。时值本世纪末年，敦煌曲子词文献整理研究已走过了一段与20世纪同龄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也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就。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我们有必要对这段独特的学术史进行一番回顾与总结，以推动21世纪敦煌曲子词研究的进一步开拓与深化。 对敦煌曲子词的辑录校勘，是本世纪敦煌曲子词整理与研究的最基础的工作。然而与对一般词人词集的整理相比，敦煌曲子词文献整理工作的开展却充满了异常特殊的艰辛与曲折。这是因为：第一，敦煌曲子词的作品大多是唐五代民间无名氏之作，它们有幸在敦煌一隅得以单独流传和长期封存下来，具有传播的零散性和封闭性特征，这就为敦煌曲子词的整理工作带来了第一道障阻，即对敦煌曲子词的整理必须以敦煌藏经洞的打开为起点；第二，敦煌曲子词的作品全部为手写本或手抄卷，有些作品抄写得相对集中，大多数作品则抄写得比较分散，有些作品只有一个抄卷，有些作品则有多个抄卷，抄写者主要为敦煌寺院僧人，抄写者文化水平的低下以及抄写的随意性和混乱性，也为敦煌曲子词的整理工作带来了另一个困难，即校勘工作的复杂与艰难；第三，敦煌藏经洞虽于本世纪初就在我国西部的沙漠绿洲中被发现，但是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敦煌藏经洞中大量的珍贵文物被英、法、俄等国探险家携往域外，散落他邦，这是敦煌曲子词的整理工作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难关，即辑录工作的分散与艰辛。本世纪敦煌曲子词的文献整理工作就是在上述重重困难中展开并取得可喜成就的。 （一）前40年的蹒跚曲折 国内学人最早接触敦煌文献的，是罗振玉、王国维、蒋斧、董康、王仁俊等清末民初著名学者。1909年8月，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携掠数千卷敦煌写本文物归国时途经北京，曾将部分敦煌文献展示给在京的学者观览，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皆曾身历目睹。同年秋季，罗振玉等人便将所得部分敦煌写卷编为《敦煌石室遗书》等书籍印行。此后，罗振玉等人又相续整理出版了一系列敦煌文献著作。遗憾的是，我国这批最早从事敦煌文献整理工作的学者，由于受传统的文化观念和文学思想的影响和决定，在他们从事“敦煌学”研究之初，他们并没有把关注点投射到敦煌曲子词上，也无暇顾及对敦煌曲子词的辑录工作。实际上，伯希和在1909年回国后，曾经又从法国寄给罗振玉一些敦煌写卷照片，其中便有《云谣集杂曲子》。这是敦煌写本《云谣集》在国内的首次出现。然而，罗氏只是将其中的古典籍、古类书，以及地志、图经、阴阳书、星占书等18种写本加以整理，以《鸣沙石室佚书》为名于1913年印行，却将《云谣集杂曲子》弃置不顾。 最早对敦煌写卷曲子词予以关注、介绍和辑录的是王国维。王国维于1913年作《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收入《观堂集林》卷21），跋语开篇云：“上虞罗氏藏唐写本春秋后语，有背记凡八条。（略）末有词三阕，前二阕不著调名，观其句法，知为《望江南》，后一阕则《菩萨蛮》也。”这是本世纪国内“敦煌学”研究者首次向国人介绍敦煌写卷曲子词的情况，堪称是本世纪敦煌曲子词研究的开端。只可惜王氏在这篇跋语中未能将这三首敦煌写卷曲子词的作品辑录出来。直到1920年，王国维又在《东方杂志》17卷8号上，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才首次向学界刊布和介绍敦煌写本《春秋后语》卷背所抄《望江南》（文中误题为《西江月》）2首、《菩萨蛮》1首、以及敦煌写本《云谣集杂曲子》中的《凤归云》2首、《天仙子》1首，共6首词作。值得注意的是，王氏在文中不仅对所辑录的敦煌曲子词作了简略的校勘，而且还明确揭示“伦敦博物馆藏唐人书写《玄（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这是敦煌写本《云谣集》的名称首次在国内公开出版物上亮相，也是对《云谣集》辑录整理的开端。 1923年冬，伯希和又从巴黎给罗振玉寄来敦煌写本《云谣集》残卷凡18首作品，罗氏始于次年即1924年正月在他编印《敦煌零拾》时据以辑录印行（以下简称罗编巴黎本）。同期，董康旅游英国伦敦，得录斯坦因所劫敦煌写本《云谣集》归（即斯1441号）。此卷题曰《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然写本残阙，也仅存18首词作（以下简称董抄伦敦本）。朱祖谋得董抄伦敦本，复取罗编巴黎本参校之，于1924年刻入《彊村丛书》。稍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半农）游学巴黎，得阅伯希和所劫敦煌写卷，抄录部分珍异文献回国，于1925年汇刻为《敦煌掇琐》，其中也有《云谣集》残卷（伯2838号）及其它敦煌曲子词。刘复所录伯2838号卷子亦题《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残存14首词作（以下简称刘抄巴黎本）。朱祖谋复取刘抄巴黎本以校董抄伦敦本，除开头《凤归云》2首重出外，余12首皆为伦敦本所阙，二本凑合，正符“共30首”之数。朱祖谋为得获《云谣集》全帙而大喜，遂嘱龙沐勋和杨铁夫二人参校写定，准备补辑刻入《彊村丛书》。然而时逢淞沪战火，而朱氏亦旋即去世。延至1932年，龙沐勋辑《彊村遗书》，方将敦煌写本《云谣集》的两个残卷合刻为一本，完成了师门遗愿。至此，敦煌写本《云谣集》才以全本面貌问世，《云谣集》的整理校勘工作也初具规模。 罗振玉在整理敦煌文献之初，虽然把主要关注点投放在经、史、子、集等珍贵文献方面，但他仍然不失为国内第一批整理敦煌文学尤其是敦煌曲子词的重要学者。罗氏于1924年编印的《敦煌零拾》，就是一部较早汇录敦煌文学资料的专辑，其中除了据伯希和所寄写本收录《云谣集》残卷18首之外，还辑录了《鱼歌子》、《长相思》、《雀踏枝》三调之词，称“小曲三种”，《叹五更》、《天下传孝十二时》、《禅门十二时》三套作品，称“俚曲三种”，另外还有“佛曲三种”等。可见，罗振玉同王国维一样，对敦煌曲子词的整理研究同著开创之功。 在罗振玉、王国维之后，一大批学者仍不辞艰辛，继续致力于敦煌曲子词的辑录整理工作，成就越来越显著，事业也越来越壮大。上述北京大学教授刘复于1925年编刻《敦煌掇琐》，既据伯2838号收录《云谣集》残卷14首，也辑录了一些其它敦煌写卷曲子词作品。1930年，傅惜华获日本友人桥川先生所寄敦煌写卷曲子词摄影二页，上面抄写了失调名残篇1首、《杨柳枝》1首、《鱼歌子》2首、《南歌子》残篇1首，遂于同年7月30日出版的《北京画报》上予以发表，并撰《敦煌唐人写本曲子记》以记其事。几年后，赵尊岳（叔雍）又据《北京画报》所刊影片加以辑录整理，以《唐写本曲子》为题在《词学季刊》第1卷第4号上予以发表和介绍（1934年版）。1935年，周泳先编《敦煌词掇》（后收入《唐宋金元词钩沈》），分上编、下编两部分，上编收录《望江南》2首、《菩萨蛮》1首、《长相思》3首、《雀踏枝》2首、《虞美人》1首、《南歌子》1首；下编收录失调名2首、《望江南》3首、《酒泉子》2首、《杨柳枝》1首、《鱼歌子》2首、《南歌子》残篇1首，共计21首。周氏所录21首敦煌曲子词，主要据况周颐《蕙风词话》卷4、罗振玉《敦煌零拾》卷6“小曲三种”、刘复《敦煌掇琐》卷22、26、28，以及傅惜华《敦煌唐人写本曲子记》等汇辑而成，是对《云谣集》之外其它零散的敦煌写卷曲子词所做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汇辑校勘工作，功不可没。1936年，郑振铎编《世界文库》，将《云谣集》全本收录其中；同年，孙望辑《全唐诗补逸》卷7，也收录《云谣集》全本。1941年，冒广生校《云谣集》，撰《新斠云谣集杂曲子》，发表于《同声》月刊第1卷第9号（后收入《冒鹤亭词曲论文集》）。1943年，唐圭璋先师撰《云谣集杂曲子校释》，载《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第1卷第1期（后收入《词学论丛》）；次年，又撰《敦煌唐词校释》，发表于《中国文学》第1卷第1期。这些工作将敦煌曲子词尤其是《云谣集》的校勘整理进一步引向深入。 （二）中间30年的突飞猛进 如果说本世纪前40年(1900-1939)是我国敦煌曲子词文献理整研究工作的起步和初始阶段，那么在接下来的30年里(1940-1969)，我国敦煌曲子词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则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趋势。 1940年，王重民即编成《敦煌曲子词集》（以下简称王《集》），由于此间(1939-1947)王重民正寓居美国，国内又正值战争时期，故该集延至1950年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56年修订再版。该集分三卷编排，上卷所收皆为长短句曲子词，凡108首（内10首残）；中卷所收为《云谣集杂曲子》，凡30首；下卷所收为大曲词，凡24首，总计162首。这是我国出现的第一部收录作品最多校勘也颇为精严的敦煌曲子词专集，不仅在当时集海内外敦煌曲子词文献整理成果之大成，而且即使在今天也仍然为敦煌曲子词研究者所格外倚重。王重民之所以能在敦煌曲子词文献整理研究方面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与他长期身处海外的经历和致力海外古籍整理的追求是分不开的。从1934年开始，王重民即以教育部考察图书教育官员的身份被派往巴黎国家图书馆，并前后在这里工作了五年，期间他也曾到伦敦和柏林游学和考察。他把主要精力都用来考察搜辑流散海外的中国图书，其中便包括被劫往域外的敦煌文献资料，此间他接触了大量敦煌曲子词的写卷，并予以抄录和摄影，从而完成了《敦煌曲子词集》的辑录校勘工作。据其《敦煌曲子词集·叙录》称：该集“辑自敦煌所出残卷，凡伯希和劫走者十七卷，斯坦因劫走者十一卷，上虞罗氏藏三卷，日人藏影片一卷，都三十有二卷。”可见其接触原卷之多，搜罗范围之广。 在王《集》修订再版的前一、两年间(1954、1955)，任二北相继出版了《敦煌曲初探》（以下简称《初探》）、《敦煌曲校录》（以下简称《校录》）两部著作，与王《集》前后辉映，将本世纪敦煌曲子词（敦煌曲）的文献整理推向第一个发展高峰。任二北的两部著作，一者为理论研究，一者为作品校录，可谓互相印证，珠联壁合。就《校录》来看，该集将所收作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称“普通杂曲”，收录48调205首，又失调名22首，共计227首（其中《云谣集杂曲子》订为33首，其他作品为194首）；第二类名“定格联章”，收录4调17套286首，又失调名1套12首，共计298首；第三类为“大曲”，收录5调5套共计20首。总计该集共校录56调及失名10调凡545首作品。就收录的作品数量来看，《校录》在王《集》的基础上又增补了383首作品，“较之王集，体类既全，篇幅遂广”（《初探·弁言》），堪称蔚为大观之作；就作品的分类来看，《校录》也在王《集》及前人的基础上迈进了一步，即不仅明确划分出“杂曲”与“大曲”两种体式，而且在杂曲中又区分出“普通杂曲”与“定格联章”两种体式，尤其是将“普通联章”体从杂曲中独立出来，堪称是对“敦煌曲”体式研究的一大贡献；然而，就作品的性质来看，与《初探》以“敦煌曲”为概念及“循考订唐代‘音乐文艺’之目的”（《初探·弁言》）相一致，《校录》所收作品也以“敦煌曲”为名，据作者当时及后来的一系列阐释可见，其所谓“敦煌曲”乃兼指敦煌所发现的各种音乐文学品种，而并不仅限于“曲子词”一体，作者甚至反对用“曲子词”或“词”的概念来指称这些作品，而学术界对《校录》所收作品性质的体认也存在分歧，甚至否认其中有些作品属于“曲”的性质。尽管如此，《初探》及《校录》的出现，依然为本世纪敦煌曲子词文献整理做出了重要铺垫，具有极其珍贵的文献参考价值。 这个时期里，除王重民、任二北两位先生之外，海内外其他学者在敦煌曲子词文献整理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成果有：张次青撰《敦煌曲校臆补》（1957年），补校敦煌曲辞凡50余首；蒋礼鸿撰《敦煌词校议》(1959)，首创以敦煌变文校订敦煌词的体例，功效甚著，影响较大；此外还有台湾学者司徒珍珠撰《云谣集研究》(1966)等文，兹不一一例举。 （三）后20余年的深化提高 从70年代至90年代后期的20余年时间里，是本世纪敦煌曲子词文献整理研究不断深化提高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我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既为敦煌曲子词文献整理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学术环境，而一部分港、台学者乃至外国学者的加入，也促使本世纪敦煌曲子词文献整理不断走向提高与深化的新境界。 1971年，香港学者饶宗颐和法国学者保罗·戴密微合著《敦煌曲》（以下简称饶著、戴著），饶著用中文手写体，戴著用法文，合为一书，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于巴黎出版。饶著由《引论：敦煌曲与词之起源》与《本编》两大部分组成，《引论》为理论探讨，《本编》为作品校录。《引论》除“弁言”、“结语”外，又分三篇：上篇为“敦煌曲之探究”，中篇论“词与佛曲之关系”，下篇考“词之异名及长短句之成立”，末附“词与乐府关系之演变表”及“敦煌曲系年”。《本编》由四部分组成：甲.新增曲子资料，乙《云谣集杂曲子》及其他英法所藏杂曲卷子，丙.新获之佛曲及歌词，丁.联章佛曲集目，末附“敦煌曲韵谱”、“索引”及“敦煌曲图版”等资料。饶著共校录敦煌曲辞凡318首，戴著则选取其中的193首译成法文，这是本世纪敦煌曲子词（敦煌曲）文献整理研究史上中外学者联袂制作的一项重大成果，于国内和海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就饶著而论，作者不仅大量接触了英法等国所藏敦煌原卷，并将翻拍的许多珍贵影片制成图版予以附录，而且全书皆用中文手写体抄录，随文校注，也十分有利于保存敦煌写卷原貌，因此该书在海内外也都颇具文献价值和学术影响。需要指出的是，饶著用的也是“敦煌曲”的概念名称，尽管其“引论”对“敦煌曲”与“词”的关系和联系有所阐述和认同，但是其“本编”所校录的作品却并不限于“曲子词”一体，也未对所录作品的性质一一加以明确考订，因此，饶著“本编”所录实际上是一部“敦煌歌辞”选集。 从1972年起，任半塘（二北）在50年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开始着手编集《敦煌歌辞总编》（以下简称《总编》），至1984年完稿，于1987年出版问世。《总编》集任先生大半生搜集所得，显数十年研治之功，堪称是本世纪搜罗最为广博而带有集大成意义的一部“敦煌歌辞”总集。全书共分7卷编录，卷1为“杂曲·云谣集杂曲子”，订为33首；卷2为“杂曲·只曲”，收录作品117首；卷3为“杂曲·普通联章”，收录作品63组399首；卷4为“杂曲·重句联章”，收录作品19组163首；卷5为“杂曲·定格联章”，收录作品32套313首；卷6为“杂曲·长篇定格联章”，收录作品1套134首；卷7为“大曲”，收录作品5套20首；编末为“补遗”，补录作品62首。全编共收录作品凡1221首。就作品数量来看，既在《校录》的基础上翻了一番有余，更是饶著的近4倍；就作品分类来看，除了区分“杂曲”和“大曲”两大体式之外，更于“杂曲”之“联章”体中分出“普通联章”、“定格联章”等多种，比之《初探》和《校录》又前进了一步；就作品性质而论，书名既明确采用“歌辞”的概念，而且编者在“凡例”中明“曲”、“词”之辨的意识也比之以前更为执著和强烈，因此该编所录实属广义的“音乐文学”范畴。尽管《总编》所录不限于“曲子词”一体，而且其中有些作品是否属于“歌辞”也还存在争议，但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曲子词”作品，它为本世纪敦煌曲子词作品的甄选、考辨和辑录提供了一个更坚实更广博的文献基础，其价值和意义依然是不容忽视的。 1986年，台湾学者林玫仪在台北出版《敦煌曲子词斠证初编》（以下简称《初编》）。《初编》分三编，上编为《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中编为“普通杂曲子”，共120首；下编为“新增及残缺曲子”，共26首。总计全书共校录敦煌曲子词176首。作者从70年代初开始研究敦煌曲子词，于1974年在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其毕业论文题为《敦煌曲研究》，文章的第四章即为《云谣集杂曲子校辑》。此后，作者继续“致力于敦煌曲子词之全面校订”（参见《初编·前言》），终于在12年之后完成《初编》之作。在“敦煌学”和敦煌曲子词研究领域，作者堪称晚辈，然而与前此敦煌曲子词文献整理的丰硕成果相比，《初编》仍具有自己的新特色和新贡献。对此，我们可以从作者的《前言》中得到认识：“综观学者整理敦煌曲辞，其方式要有二端：一则从简，只校《云谣集》三十首；二则求全，单只曲子、定格联章及大曲并收，内容方面亦普通曲辞、佛曲兼采。……是故本书欲兼取二者之长：取材方面，仅以‘曲子词’为限，而尽量求全，除《云谣集》外，凡合乎传统所谓‘词’之性质者，悉为博取兼收，而于定格联章、大曲、佛曲等，则一概不采。”可见，《初编》所收作品是经过甄选、考辨而确认“合乎传统所谓‘词’之性质者”，仅限于“曲子词”一体。从收录的作品数量来看，《初编》似乎比王《集》在总量上只增加了14首，但是，由于《初编》摒弃了王《集》下卷所收20余首大曲词，因此其所收“普通杂曲子”和“新增及残缺曲子”实际上仍比王《集》增加了约35首，这是对王《集》以后新资料和新成果加以吸收的结果。在编排体例上，《初编》不取王《集》和《校录》“按词调各从其类”的方式，而是承饶著之例，“以现存卷子归属情况为准，并按各卷中收录词调之先后顺序排列”，“且于词前之调名，亦尽量存其旧观”（参见《初编·前言》）。另外，书后附录“诸本辑校曲子词对照表”、“词牌及原卷号码对照表”、“斯卷伯卷所录曲子词表”以及大量原卷图版，皆颇具文献参考价值。 除上述几项重大成果外，此期海内外敦煌曲子词文献整理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工作也越做越细致，成果也越出越丰硕。主要论著有：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新书》(1977)、沈英名《敦煌云谣集新校订》(1979)、饶宗颐《敦煌曲订补》(1980)、周绍良《补敦煌曲子词》(1985)等。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几部唐五代词总集对敦煌曲子词的著录情况。1933年，林大椿编辑出版《唐五代词》一书（商务印书馆初版），尽管此时敦煌写本《云谣集》以及其它少量曲子词作品已经得到辑录和刊布，遗憾的是林氏却未予采录。至1986年，张璋、黄畲编辑出版《全唐五代词》（上海古籍出版社），列“敦煌词”专卷（卷7），共收录494首作品，其中《云谣集杂曲子》30首，“其它曲子词”464首。只是这为数颇为可观的所谓“其它曲子词”的性质还存在争议，未能获得词学界的普遍认同。90年代初期，《全唐五代词》的重编被列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重点项目，由中华书局约请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四人合作编纂，现已完成，由中华书局于1998年出版面世（即出）。新编《全唐五代词》分“正编”和“副编”两部分收录敦煌曲子词，正编收录199首，为性质较为明确的敦煌曲子词作品；副编收录434首，为存疑待考的敦煌曲子词作品。总计全编共收录可信及存疑的敦煌曲子词作品凡633首。这种“正”、“副”两编的处理方法，或许能使本世纪敦煌曲子词文献整理从“两难”或“尴尬”的处境中摆脱出来！？ 当我们站在世纪末的年轮上，回首本世纪敦煌曲子词文献整理工作走过的历史进程，既有丰收成功的喜悦，也有坎坷艰辛的感叹，更有任重道远的展望！ 附录：20世纪敦煌曲子词文献整理研究主要论著目录1913王国维唐写本春秋后语卷背跋《观堂集林》卷21 1920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东方杂志》17卷8号 1923王国维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观堂集林》卷21 1924罗振玉敦煌零拾罗氏排印本 朱祖谋云谣集杂曲子《彊村丛书》本 1925刘复敦煌掇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 1932朱祖谋云谣集杂曲子《彊村遗书》本 1933龙沐勋云谣集杂曲子跋《词学季刊》创刊号 1934赵叔雍唐人写本曲子(1)(2)《词学季刊》1卷4号 1935周泳先敦煌词掇《唐宋金元词钩沈》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941冒广生新斠云谣集杂曲子《同声》月刊1卷9号； 《冒鹤亭词曲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943唐圭璋云谣集杂曲子校释《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1期， 《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944唐圭璋敦煌唐词校释《中国文学》1卷1期 1950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1956 1954任二北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5任二北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7张次青敦煌曲校臆补《文学遗产增刊》第5辑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9蒋礼鸿敦煌词校议《杭州大学学报》第3期 王延龄词的起源与敦煌曲子词《哈尔滨师专学报》第1期 1966司马珍珠云谣集研究《词学集刊》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国文系 1971饶宗颐、戴密微敦煌曲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1974林玫仪敦煌曲研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1975 林玫仪由敦煌曲看词的起源《书目季刊》8卷4期；《词学考诠》台北. 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1987 1976杨春龙敦煌文学佚宝云谣集杂曲子的研究《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系刊》2期 1977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新书台北.石门图书公司 潘重规敦煌云谣集之研究《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0卷5期 1979沈英名敦煌云谣集新校订台北.正中书局 1980任半塘关于唐曲子问题商榷《文学遗产》第2期 饶宗颐敦煌曲订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1卷1期 孙其芳敦煌曲子词概述《社会科学》（兰州）第3期 张锡厚敦煌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潘重规敦煌词话台北石门图书公司 孙其芳云谣集杂曲子校注《社会科学》（兰州）第1期 任半塘敦煌歌辞研究在国外《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任半塘敦煌学在国内亟待展开第三时期《江海学刊》第1期 1982车柱环云谣集研究《学术院论文集》（韩国）第21辑 孙艺秋敦煌曲子词校释(1)《唐代文学论丛》第1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孙艺秋敦煌曲子词校释(2)《唐代文学论丛》第2辑，同上 周丕显敦煌俗曲中的分时联章体歌辞《关陇文学论丛》兰州.甘肃省社科院 周丕显敦煌俗曲分时联章歌体再议《敦煌学辑刊》第1期 1984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林玫仪敦煌云谣集斠证《淡江学报》（台湾）第21期；收入《词学考诠》 高国藩谈敦煌曲子词《文学遗产》第3期 孙其芳敦煌词校注中的一些问题《社会科学》（兰州）第1期 1985周绍良补敦煌曲子词《敦煌学论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孙其芳敦煌词校勘中所见的形误音误字简编《敦煌学论集》同上 孙其芳《补敦煌曲子词》校释(1)《社会科学》（兰州）第3期 郑宪哲敦煌曲词调研究：与文人词调之对比《中国语文论集》（韩国）第2辑 1986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斠证初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林玫仪敦煌曲在词学研究上之价值《汉学研究》（台北）4卷2期 卢善焕《敦煌曲校录》略校《敦煌学辑刊》第2期 1987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孙其芳敦煌词研究述评《社会科学》（兰州）第6期 周绍良敦煌文学作品选北京.中华书局 1988柴剑虹、徐俊敦煌词辑校四谈《敦煌学辑刊》第2期 1989高国藩敦煌曲子词欣赏南京大学出版社 吴肃森论敦煌佛曲与词的起源《敦煌学辑刊》第2期 颜廷亮敦煌文学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0车柱环敦煌词研究《学术院论文集》（韩国）第29辑 李世英论敦煌曲中的佛曲歌辞《兰州大学学报》第1期 1991吴肃森敦煌歌辞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张剑敦煌曲子词百首译注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项楚敦煌文学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颜廷亮敦煌文学概论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李正宇论敦煌曲子《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4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敦煌曲子词研究的文化观照《东方丛刊》第3-4辑 1995刘尊明千载不传之秘籍：《云谣集》《古典文学知识》第1期 刘尊明敦煌歌辞敦煌词民间词与文人词之考辨《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 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7刘尊明《云谣集》整理与研究综述《文史知识》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