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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林译小说”的译介情况作一概要性的介绍分析，并对影响“林译小说”书目选择的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影响其书目选择的因素除了林纾自身的文化选择外，“林译小说”还有他的口译合作者选择的因素。 关键词：林译小说 译介情况 书目选择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他之所以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是由于他的翻译小说。林纾一生共翻译外国文学作品189种，史称“林译小说”。从本质上讲，林纾参与翻译外国文学的身份，与其说是译者，毋宁说是作家。作为清末典型的老派文人，林纾目不识西文，足不出国门，对于域外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了解极为有限。他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方式，基本上类似当今辑录他人口述历史的作家，但是林纾能够凭借其本土文学传统的卓越修养和艺术想象力，自觉地将笔录与创作合二为一，为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贡献了一份独特的滋养。时至今日，他仍然不曾被历史所遗忘。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马悦然教授“对林琴南甚为推崇，说他译的狄更司小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原著还要好，能够存其精神，去其冗杂……已故英国汉学大师亚瑟·韦历也有同感。”[1]这是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历史回顾。 据统计，林纾在20多年的翻译生涯中，共翻译了欧美10个国家97位作家的189种文学作品。[2]在这97位作家中，著名作家大约有20余位。名作家中，英法两国最多，这是因为林纾译介的作品多出自这两个国家，其次是美国。林纾共介绍了59位英国作家的100种作品，18位法国作家的24种作品，13位美国作家的17种作品，其它均只介绍1位作家。 不少世界名著，林纾所译介的不是原本，而是他人的改写本。如英国兰姆姐弟改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吟边燕语》。林纾在译介时标明此书是“莎士比亚原著”，并未注明是兰姆姐弟将剧本改写成的散文故事。在林译本出版的前一年（1903年），上海达尔文社曾出版过佚名翻译的同一书，题为《澥外奇潭》，共收10个故事。林译本则译了全部20个故事，使莎翁的重要作品为中国读者所知晓。此外，林纾还将查理·克拉克改写的乔叟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介绍给国人。林纾翻译了其中的9个故事。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诗人斯宾塞的优秀长诗《仙后》，林纾也译了其中的8篇，注明是伊门斯·宾塞原著，这样的做法就翻译的忠实性而言应该是不可取的。但它至少让我国人民了解到了这些重要作家及其作品。 众所周知，身为著名翻译家的林纾，却是地地道道的“外语盲”。他的翻译，就只能是由通晓外语的朋友述说情节，他在做出记录之后，加工润色，成为以“译述”为突出特色的“翻译”。林纾的翻译，由于以下三种原因的干扰，对“信”是很难达到的。一是讲述原著情节者的外语水平；二是他们的文化、审美的选择；三是林纾自身在此基础上的选择与加工。正因为他的翻译事业是在这样的特定情况下进行，其译品的误植、误译就在所难免，对原作的大幅度删改与增补，在林译小说中更是比比皆是，这是他屡屡遭受讥评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茅盾就曾把林纾的翻译形容为“歪译”——“口译者将原文译为口语，光景不免多少有点歪曲，再由林氏将口语译为文言，那就是第二次歪曲了”。茅盾在这里所说的“歪”大概就是指不同语言迻译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讹”。[4] 不少人惋惜林纾不懂外文，受口译者所累。我认为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不懂外文这个本来是致命的缺点，在林纾反而成了无人可及的优点。如果他懂外文，最多只是精通一种外文，根本不可能译出十余国的作品。如果他精通外文，他在翻译时可能严于取舍，下笔时可能字斟句酌，在意译与直译之间痛苦挣扎，也许不可能在二十四五年内译出189种作品。我们只要看与他齐名的严复，努力不懈，在1894年到1915年21年间，只能译出作品11部，[5]便知道林纾不懂外文与他译书数量之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那个外国文学作品极端缺乏的环境里，数量显然比质量更重要。所以要较全面的移植西方文学，最恰当的无疑是在翻译作品中夹杂不同民族风格、艺术风格。 “林译小说”篇目的选择，勿庸置疑有着林纾自身文化选择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因素。林纾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处于一个敏感的历史文化选择的时代，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如何重新定位，成了这个时代知识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作为一个受过中国文化深深浸润的文人，林纾看到了中国在数十年历史中的劫难衰落，也体会到由此而带来的文化危机，从一开始翻译小说，他就自觉地把自己的翻译工作与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1901年，他谈到了自己从事译著的直接动机，“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他认为自己的译著虽然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7]这种译介动机，几乎贯穿了他以后的翻译生涯，直到1908年翻译《玑司剌虎记》，1911年翻译《保种英雄传》，仍是由这样的情感所驱动。这种情绪，也符合当时众多读者的感情需求。 林纾出生在首遭外敌入侵的海疆福建。福建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使林纾自幼就目睹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列强侵略的严峻现实，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的积弱不振，不能不给林纾以强烈刺激。因此他对种族、民族间的侵犯事件极为敏感。他看到了民族生存的危机，体会到了民气士气的盛衰。一方面是“今有强盛之国，以吞灭为性”，“以强国之威凌之”；一方面又是“庚子之后，愚民之媚洋者尤力矣”，“偷安之国无勇志”。[8]时局的氛围，直接地影响到他对译本的选择。 林纾的译介，常以有助于救亡图存为目的。他对域外种族和民族存亡的故事尤为用心，其中《黑奴吁天录》影响最大。1901年，美国正在掀起排华运动，在美华工受着与黑奴同样的虐待，而国内又刚刚经过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役，亡国灭种之祸迫如燃眉。他是带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来从事这部小说的翻译的。他从美洲黑人的命运看到了黄种人的命运。黑奴、华工在美洲的遭遇，与他们所处国家的“民生贫薄不可自聊”相关。“国力既弱”，便是保护也是艰难的。自《黑奴吁天录》始，林纾已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翻译事业与中国人民反帝救国的伟大斗争结合在一起了。这部小说的翻译传播，确实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读者深受感动。鲁迅感叹道：“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9] 1915年，林纾总结多年的翻译经历，对自己的翻译态度作了肯定，以为“至今十五年，所译稿已逾百种。然非正大光明之行，及彰善恶之言，余未尝著笔也。”[10]当然，林纾选择译本有他的道德标准，这些标准有自身的局限，但是，他不以哗众取宠为目的，而以严肃的态度一以贯之，这是他译介作品的非常重要的前提。 在林纾近二十年的翻译生涯中，他比其它人更早，也更多地接受了外来的思想文化，他所翻译的作品，在内容上涉及了欧美多国的社会生活。这些内容与中国社会生活迥然相异，尤其是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多有冲突，在当时的中国，翻译者如果没有超于一般人的文化宽容态度，是很难这样长期地坚持翻译的。 除了林纾自身的文化选择外，“林译小说”还有他的口译合作者选择的因素。这种特殊的合作翻译，使得口译者的作用显得格外的重要。林纾所译小说长短不一，原著文学性亦有强有弱，最主要的原因是与他的合译者的水准并不统一，因此所谓“林译小说”水平参差本是大家可以料想到的事。 林纾的翻译事业开始得很偶然。对此，钱基博如是说： 纾丧其妇，牢愁寡欢，寿昌固语之曰：“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遂与同译法国小（原文误作大）仲马《茶花女遗事》行世，国人诧所未见，不径走万本。[11] 《茶花女》之译，对于林纾来说或许是借以破岑寂，而对于其口译者王寿昌，则含有一种自觉的动机，即“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加之出版后的不胫而走，泽遗百年，我认为“林译小说”的历史地位其实是由它的第一个口译者王寿昌所奠定基础的。 口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王子仁，名寿昌，又名晓，字晓斋，福建闽侯人。他曾留学法国，就读于巴黎大学政治学院法律系。他除了精通法文外，尚工诗能文，著有《晓斋遗稿》。他的文学触觉敏锐，要把法国感伤尽致的爱情小说介绍进来，又慧眼独具，选中了林纾作为合作者。他主要是看中了林纾的古文功力，也深识他是性情中人，是把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来的最佳人选。果然，这本书在感动万千中国读者之前，已先赚了译者的情泪。[12] 后来的研究者在评价林译的诸多合作者时说：“只有王寿昌口授的《茶花女遗事》，不但是小仲马最出色的作品，而且译笔很好，误译的地方较少，译文又深得原作的精神风貌，可见他文学素养颇高，工作也很认真，可惜译了《茶花女遗事》后，就再没有和林纾合作了。”[13]《巴黎茶花女遗事》在1899年初出版，只印一百册，却马上轰动，文学史实不应忘记王寿昌的功劳。 魏易也是林纾口译合作者中重要的一人。魏易（1881-1930），字仲叔（一作聪叔），又字春叔，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早年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并任学部翻译官。1901年，魏易与林纾合作，用了六十六天时间，由魏易口述，林纾执笔记录，把《黑奴吁天录》翻译成书。林纾为此书写了一序一跋，把书中所述美国黑人遭奴役事，联系到当时美国歧视、虐待华工的浪潮，进而警醒国人国势衰弱、沦为奴隶的危机。魏氏与林纾合译的小说仅次于陈家麟，介绍欧美作品三十余种。且“林译小说”中的优秀之作，如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剑底鸳鸯》、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日本德富芦花的《不如归》，都是由他口译的。所以有人说：“假如林纾少了他（魏易），那么决不会达到这样的成功，那是可以断言的”。[14] “林译小说”的重要合译者还有陈家麟、曾宗巩（字幼固）、王庆通（字秀中）和毛文钟（字观庆）等人。现在所知的林译合作者计有19人之多。[15]谈到“林译小说”的成就，实不能忘记这些口译者。“林译小说”的成功与所有的这些合作者的大力相助是密不可分的。 后世的论者常指责林纾和他的口译合作者对原著不忠实。他们往往一举抹煞了那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需求。虽然“林译小说”很多都不是西方文学建制承认的经典，我们也应该同时明白，这并不代表林纾和他的口译合作者们缺乏文学判断力，更不表示他们的翻译能力不足或翻译态度不佳。我们应该记住，西方文学建制并不是他们最关注的事。当时他们翻译外国小说的目的，主要是给更多的中国人以新观念和新思想，所以他们选择作品时并不主要根据作品的文学地位和艺术价值，介绍的作品多是当时欧美比较流行的读物，这类作品往往更符合大众的阅读习惯。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转移中介人，林纾及他的口译合作者们实在功不可没。 注释： [1]《中国文学作品应有传神译本》，见1986年11月4日《文汇报》。 [2]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共计184种，加上俞久洪补充二种。连燕堂又补充一种；张俊才补充二种。共计补充五种。因此林纾翻译作品今日可知者共计189种。 [3]此处统计没有包括林译小说中的未刊作品和国籍、作者不明的作品。 [4]茅盾：《直译·顺译·歪译》，见《文学》月刊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 [5]参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1-12、166-167页。 [6]见曾朴1928年3月16日写给胡适的信，载《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507页 。 [7]林纾《黑奴吁天录·序》。 [8]林纾《单篇识语》，《伊索寓言》，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 [9]鲁迅《致蒋抑卮》，《鲁迅全集》第11卷第3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林纾《鹰梯小豪杰·序》，商务印书馆1916年出版。 [1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 [12]林纾在1902年写的《露漱格兰小传序》（信陵骑侠译）中说：“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转引自《女国男儿泪——林琴南传》133页。 [13]曾锦漳《林译小说研究》，香港《新亚学报》第七卷第二期，1966年8月、第八卷第一期，1967年2月。 [14]寒光《林琴南》。 [15]参见《春觉斋著述记》，另见曾锦漳《林译小说研究》。 作者简介：林娟（1976-），福建省福州市闽江学院中文系讲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方向在读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