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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昔鉴今，反复追问，第三帝国的国民何以如此泯灭人性？何以如此大肆杀戮而毫无怜悯之心？可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具体论断或可商榷，其诚意和雄心却无疑是可敬可贺的。 《噩梦年代》业已定格，我们对书的阅读也可能告一段落，但作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却只是意味着我们探究的开始。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顺便一提，1985年5月，欧洲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美国总统里根没有留在美国参加胜利日庆典，而是去了德国比特堡，参加军方活动，祭奠战死的德国人。此举激起了巨大争议。夏伊勒认为里根的决定是被人误导，认为其“对纳粹德国时期的认识建立在无知之上”。作为大国最高领导者的里根，怎可能会对纳粹德国如此“无知”？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里根此举另有情由。很明显，此时德国已是西欧首强，而苏联，还是美国的夙敌。在这点上，夏氏对历史的变迁、对政治的翻覆，恐怕还是太天真了。 “旅人”归去 本书第一卷记录的是作者青少年时期的奋力求索，第二卷则是壮年的传奇经历，中晚年的境况则留到了第三卷。 第三卷中，作者并无多少传奇经历，但是对文坛、学界、媒体界等方面着墨颇多。作者因《柏林日记》而一炮走红，后又获得广播电视领域的最高奖皮博迪奖，但在此之前已被逐出广播界，只好在文坛学界讨生活。然而，他始终未获主流学术界的接纳。经过多年的惨淡生涯之后，作者迎来了人生的拐点，那就是完成并出版了《第三帝国的兴亡》（1960）。此书的面世，让作者毁誉交加，却也越发声誉崇隆。人们可以赞同他，可以批判他，但就是无法忽视他。 相较于在学术界的边缘色彩，作者在传媒界、文艺界甚至政界、演艺界，显然要活跃许多。他与此中许多公众人物颇有交情。然而，渐入晚境、“时日无多”之际，作为一个长寿者，注定要越来越频繁地送别那些“先行者”：旧爱远适、政客离世、文人谢幕、故人驾鹤……最令人黯然神伤的，恐怕是二战后那些曾让作者（当然也不仅仅是作者）生活丰富多彩的文人们相继离世。先是乔治-韦尔斯、艾德娜-米莱，再是海明威，隔年又有福克纳，不久便是斯坦贝克、艾略特，较晚去世的是约翰-帕索斯和庞德（菲茨杰拉德更是在二战期间便已早逝）。到上世纪70年代初，这些曾经风云一时的文坛巨擘，都已随风而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曾有过一个大师接踵而至的文坛盛况，但二战一去，也就出现了一个大师隔三岔五相继飘零的惨状。这是一个时代的落幕。那个时代过去了。 夏伊勒的“20世纪之旅”终结于1993年底。那是冷战刚刚过去的时代，也是新的时代正在酝酿之中的关口。夏氏暮年，曾初访苏联，并再访柏林。他身体尚健；他本可以写得更多，但他的回忆录只写到了1988年，让人无比遗憾。也许，历史的常态本就如此吧？ □刘超（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