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台、港地区及海外华文作家不同,柏杨创作少有困惑于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和更易为读者所理解的乡愁恋土情怀,而他的历史重述亦不着力于易与学术界对话的历史观的表达。该书指出,这是因为柏杨恰恰有更高层面的爱和恨,有更深层面的建构冲动,即他始终把尊重人的个体生命和尊严放在首位,以人为现代性的出发点,把普通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他笔下的历史自然不再有宏大的历史观,而是围绕着众生与个体主体性走向的“人性史观”。 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所谓“另类”思想体系,并非简单的“异类”或“异数”之意,而是基于深厚的历史感与深刻的现实针对性之上的现代性文化建构。与精英知识分子以自上而下的文化启蒙或由外到内的救亡主题为核心的现代化文化谱系不同,它以建构现代市民的主体性为核心,追求的是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体系。可以这样说,该书为正在行进中的文化现代化打开了另一扇窗户,经由它不仅可清晰地看到一种富有借鉴价值的文化路径,亦可藉以反观自身的一些问题。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