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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我写《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学术追求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中华读书报 newdu 参加讨论

    编者按:2015年12月20日,第三届思勉原创奖学术研讨会暨颁奖典礼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张世英先生的《哲学导论》和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5部学术著作获奖。
    获奖者之一傅璇琮先生时在病中,未克莅会,撰写了书面获奖感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先生则发表了“傅先生著作获奖点评”。完成于三十年前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在史料的发掘、研究的方法、理论的运用诸方面多有创新之处,尤其是其横跨文学与史学、融合内史与外史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下人文学术的创新和发展亦有启示意义。傅、陈两先生的文章对这一点有很好的揭示。现我们获得思勉原创奖主办方华东师范大学的授权,刊发这两篇文章,以飨读者。
    《唐代科举与文学》是我在80年代完成的一部著作,之所以选择科举为切入点,是考虑到在唐代,科举及第已经成为士人获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袭门第的重要途径,牵连着社会上各个阶层知识分子的命运,研究科举在唐代的发展,事实上就研究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由此,可以将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研究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具体环境中进行的,从而更深入地认识、理解唐代文学。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更为长远的考量,那就是想尝试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或沟通,来综合考察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与心理状态,并且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以为整体的唐代文化史研究提供参考与取材。
    应该说,在本书写作之时,国内还没有一部堪称学术著作的中国科举史,更没有关于唐代科举的专书研究,其他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很少,因此在不少地方需要我白手起家。因此搜集、整理并考证相关的基本资料,就成为此项研究的出发点。我首先需要梳理唐代科举制度的全貌:例如通过全面考察有关唐代“登科记”的文献资料,在徐松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充实对于“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史料学的认识;又如过去学者对“制举”的认识较为分歧与含混,本书广泛收集相关文献,就唐代制举之源流、科目、考选、授官、策文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与论述,从而较为清晰地展现出这一唐代重要制度的情状与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说主要属于制度史的领域,其研究方法也以历史考证为主。
    不过,本书的计划毕竟不是专门研究唐代科举史,而是探讨唐代科举制度背景下的文学。并且我也不希望像过去不少研究那样,简单机械地将科举史与文学史勾连,而是试图考察科举使唐代社会形成了何种风貌,这种风貌又在人们四周构筑了何种氛围,而这种文化氛围又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心理,使其审美趣味、情感特征、价值标准随之发生变化,并最终导致了文学的变化,用现在时兴的话说,也可谓一种语境研究了。在其中,我尤其注意通过具体丰富的资料细致地论述唐代科举的各个细节,以及这些细节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例如举子拜谒公卿与投献行卷、三试过后紧张看榜、中榜后欣喜若狂、参谒宰相、曲江赴宴、题名慈恩、杏园探花以及落第者垂头丧气、借酒消愁、“打既耗”等情状,还有科举中请托贿赂、结党舞弊、恃势怙霸、滥打秋风等种种场面。了解了这些历史细节,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狂喜,“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急切,从而更为细致而恰切地感受唐代文学中微妙鲜活的情感表现,更加立体地了解时代环境与文人心态之关系。
    巴尔扎克对于其《人间喜剧》的期望是“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的历史,即风俗史”。我对于这句话印象很深。文化乃是一个整体,为了把握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活动,需要从文学、历史、哲学等著作中,以及遗存的文物中,作广泛而细心的考察,把那些最足以说明生活特色的材料集中起来,并尽可能作立体交叉的研究,让研究的对象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哲学》的作者、法国著名学者丹纳所强调的“环境”乃可资借鉴,“环境”就是勾勒社会的文化风貌,通过“环境”之描述来呈现文人的心态,通过文人之普遍心态来理解文学。
    此后,法国文学研究泰斗朗松进一步开创了“文学生活史”,将文学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与生活空间中,取得了很大成就。我的这本书应该说受到了这类研究的启发,尝试以全景式的勾勒与描述方式,细致而具体地展现出在科举制的影响下唐代文人所生存的时代氛围、他们的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从而进一步体察到他们在从事文学创作时所特有的情感与心理。这一点我自己认为是此书在学术方面较显著的创新之处,并且也得到了学术界同仁的认可。
    此次,主办方希望我以“跨学科创新的路径与方法”为主题发表演讲,我想正是对于上述之研究方法的肯定与重视。《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主要涉及的是文学与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其实就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而言,跨学科是完全必要的。大家知道,现代的“文学”概念来自于西方,虽然我们将其与传统的“集部”之学对应起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两者的性质与功能还是有其差异的。按照目前普遍的观念,文学研究可分为外部与内部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看上去应属于外部研究。不过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来说,内部与外部的截然划分有其弊端。
    其实,诗歌与文章的体制、修辞、模式这些归入内部研究的问题无不有着外部——社会、政治、经济、习俗等方面——的成因,而且作品中体现的美感与情态也是缘于历史长期的塑造。中国古人创作的诗文,往往承载着特定的社会与道德功能,这既构成了作品的外部背景,实际上也规定了作品的内涵,其中的情态与美感都要在特定语境下才能得到最适当的理解与体会,中国古典文学由此才向我们散发出其独有的韵味来。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我引用了大量诗文,一些是作为与唐代科举制度有关的史料论列,还有一些则是展现在科举制度背景下出现的带有特定内容、情态与美感的文学创作,这正足以说明古典文学研究内外之不能截然分割。
    从80年代到今天,古典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本书作为初创之作,在其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后来有不少学者仿照本书的写作格局,撰写相类似的选题,这些著作或是对于《唐代科举与文学》中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入探讨,或是将研究范围扩大至其他的历史阶段,各自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希望今后的研究者能够进一步开阔视野,结合其他学科,更加广泛地从中国社会文化的各方面来探讨古典文学,并且始终将内部与外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如此则古典文学研究之境界必将更为开阔而深入,我虽已为耄耋之年,仍引领以望!(傅璇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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