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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文学史应该是个人的 《文化广场》：文学史的编撰多是集各家之所长，体现大家兼容的特色，但也不乏个性化很强的著述。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又如此次由钱穆弟子叶龙整理而成首次面世的钱穆《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极富个人化色彩的文学史。您对这种颇具个性化的文学史著又有什么看法吗？ 顾彬：所有的文学史应该是个人的。作者需要他个人的标准、观点、方法。太多文学史意思不太大。原因是学者没有还是不敢有他独特的立场。我不管人家的立场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希望他的思想有一些新的值得讨论的认识、心得。 《文化广场》：作为中国大学里的一门重要课程，文学史的设置在早期是对日本、欧美学制的模仿。有中国学者根据自己到国外的教学亲历，觉得文学史的重要性在中国被夸大了，国外大学则是注重对于具体作品的感受，如此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反而比中国学生更深。据您这么多年来在国内外的游历观察，可否也讲讲国外高校是如何看待文学史的？ 顾彬：德国从小学到高中学校通过个人的作品教文学史。在大学基本上也会这样。老师的目的是告诉学生他们应该看过、知道哪一些作家的哪一些著作。我在波恩大学教过快10年的中国文学史，从诗经开始讲到王家新结束。同时给学生们分析经典。结果是比较理想的，因为不少博士生用我的方式来思考中国，特别是现代、当代文学的价值与特点。 《文化广场》：在您看来，当下中国学界是否高估了文学史的地位？ 顾彬：是的，也是对的。德国也高估了。如果我们没有历史书的话，我们不能够作为人，因为我们没办法交待我们的历史。虽然我批评中国学者写的中国文学史，我还是老用它。因为中国文人肚子充满了知识，所以我需要它，要不然我没办法搞研究工作。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