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0岁的严家炎又回到北京大学的讲台讲了一课，讲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和1959年初次登上北大讲台时的观点不同，他主张现代文学起点应向上推移至甲午战争之前。 采访严家炎先生是很享受的过程。他始终端坐在沙发上，但思维严密开阔，不觉间就透出文学史中都很难翻到的史料和掌故。他经常谈到的一个词是“意思”。他说，对于作家认真创作的作品，如果评论家“马马虎虎看，就没意思了”；如果评论回避作品中的缺点，也很没“意思”。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严家炎先生的学术研究，或许别人看来枯燥，在他却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读书报：您最初的理想是写小说，发表过作品吗？为什么后来改为学术研究？ 严家炎：读高中时，我在上海地方报纸《淞声报》上发表过两篇短篇小说。《巳生嫂》写了一个贫苦的农村妇女，《不堪回首》是一个爱情故事。我还写过一篇以国民党逃兵为题材的《青青草》，因为带点政治性题材，没能发表。1950年，我听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培养土改干部，半年可以结业，就背着母亲报了名。母亲希望我上正规大学，我一心想搞创作，华东革大可以快一些使我投入到生活这所大学。我们的老师是刘雪苇，后来被批判为“胡风分子”。他讲课讲得非常好，都是结合文艺工作讲一些体会，批评创造社，肯定鲁迅，认为鲁迅思想是实实在在的。但是1955年他被抓起来了，我买的胡风、路翎、刘雪苇的书都上交领导接受审查。我很想不通。我想创作是不能搞了，要走学术研究的路子。 文学史应涵盖不同倾向的文学作品 读书报：您一开始就对自己有着明确的定位？ 严家炎：1949年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八九个喜欢文学的同学自发组织起来，利用暑假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讨论文学上的问题，也学习邵荃麟编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要求文艺创作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我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读书报：后来怎么去的北大？ 严家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后，我很想进大学再系统地读点书，恰好看到北大1956年招副博士研究生的广告，就报名了。考进北大以后，按老师开的书单实实在在地读了几百本书，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老庄孔孟读起，外国文学从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读起，也读《圣经》，因为它是西方文学的重要源头。老师主张我们要扎实打好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有了心得，有自己切实的体会和见解，再去写。《文艺报》1958年聘我们当评论员，我也写过应时的文章，批判厚古薄今。学了两年，我就被调出来了。 读书报：您是指被调出来当老师吗？最早讲的是什么？ 严家炎：1958年10月中文系找我谈话，让我教现代文学史。那时候我给留学生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讲起，把它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现在我不这么看了。 读书报：为什么？您在学术研究上有什么坚持？ 严家炎：后来我发现了不少材料，证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五四”则是高潮。另外，我主张现代文学史里不但要有左翼的文学，也可以写倾向国民党的那些文学，比如陈铨的《野玫瑰》、徐讦的《风萧萧》就非常好读。我出版《求实集》的时候，请唐弢为我写序。文学史里可以写倾向国民党的文学，唐先生是不赞成的。我认为做文学史应该心胸宽阔一点，可以涵盖不同倾向的文学作品。关键在于写法，写得是否准确。后来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写进了相当多的台湾文学，包括台湾的左翼文学。 我觉得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文学的实际成就出发，不是看政治，而是真正看作品。我相信我的研究有道理，而且靠真凭实据说话，在文学上站得住脚。 读书报：唐弢在《求实集》里也不主张把旧诗词、通俗文学写到现代文学中。 严家炎：我觉得文学史里写旧诗词的条件现在还没有成熟，将来是一定会写进去的。在这个问题上，唐先生也说我有点固执。我之所以固执，是因为不认为自己不对，我很可能是对的。 对梁生宝形象提出“三不足” 读书报：关于对作品的评论，我发现对一部小说您会写好几篇文章。比如对《创业史》的评价，有评梁三老汉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和丰满，也有评梁生宝的“三多三不足”。 严家炎：我读了两遍《创业史》，边读边做笔记，前后写了五篇评论文章。我是从文学出发，从实际感受出发，讲的都是真话。我跟一般人的评论不同，他们要肯定英雄人物，讲《创业史》都是讲梁生宝这个形象怎么成功。我说梁生宝这个形象不错，在一般农村人物塑造之上，也有一些弱点，所以我提出“三不足”。我不是否定他。柳青在《延河》发表文章，以《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为题反驳我。我们见面是在1967年夏天。柳青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你背后是不是有大人物要搞我？我说：跟你说老实话，关于《创业史》的文章，完全是我个人的真实思想和真实评价，没有大人物指点。他问我多大，我说当时28岁。他就说：我要知道你还是二十几岁的人，就不该写那篇文章。他还请我到家里吃西瓜。后来柳青在北京住医院，我还和朋友去看望过他。2003年我去过一次西安，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告诉我，她自己同意我对梁生宝形象的看法。我有点惊讶，我说我当时有的话语可能尖锐了一点。 读书报：但是当代文学研究面对海量的作品，一部作品读完就属不易，更不用说像您这样读两三遍。对当代文学的评论，您有什么建议吗？ 严家炎：《李自成》的一、二卷我都读了两遍，而且读了明史和十几种野史。姚雪垠关于明末的历史做的卡片有两万多张，合计有一百多万字。可见他下的功夫。做评论的人如果马马虎虎就没有意思，对不起作者。姚雪垠写的是历史小说，相关的材料我必须要读一点，看作者怎样用他独特的眼光、独特的见解改造史料，改得有没有道理。你要研究作者为什么这么写。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这个评价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我是怀疑这种说法的。“高夫人”必须要写得比较“高”。明朝末年确实有“高夫人”其人，虽然历史记载的材料有限。这位女性是了不起的，李自成死后十多年，她还坚持带领大顺军和南明联合起来抗清。有人说这个人物是为了捧江青，《李自成》第一卷1963年就出版，那时江青还没出场。姚雪垠下了功夫研究，凭着自己对高夫人的判断加以虚构。 对于当代文学可以放松去评，不必总在赶任务。“赶”并不产生好的东西。也不能都怪学者本人，他们也有压力，一年必须要发多少篇文章才能评职称。完全是从心底想写的、自由的表达，对社会有好处，对文艺的发展有好处。 读书报：过去谈到20世纪文艺批评时，您提到“异元批评”，现在这一“危险区域”还存在吗？ 严家炎：现在好多了。“异元批评”就是你批判我我批判你，在我看来都不对。我觉得文学的各种创作方法可以同时并存。喜欢先锋派的不必把现实主义看得很蹩脚，现实主义也有它独特的地方，很深刻很细致，确实把作者的体验写出来了。 读书报：您连续三届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您认为自己有哪些成果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严家炎：能起一点推动作用的，也许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这类著作，曾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优秀教材奖一等奖，引起学界很多关注。 关于柳青的《创业史》，不管怎么说，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争论和思考，引发不同的见解，这是好事情。否则，一切风平浪静，都是讲柳青的好话。当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希望中国文坛搞得活泼多样一些，如果单调刻板，一味提倡写英雄人物也不见得好。 读书报：您对鲁迅和金庸等作家的研究也是鞭辟入里，1995年您就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 严家炎：鲁迅是了不起的，他的创法方法多样，太宽广了。《呐喊》《徬徨》主要是现实主义，《故事新编》是表现主义、荒诞派；一篇《孔乙己》也就三千字，那么生动复杂；《狂人日记》既有现实主义又有象征主义，有时候是同时出现，有的时候交替出现。 内地对武侠通俗小说的误读很严重，到现在还是有一些人对武侠小说不以为然。我对金庸的研究，除了满足广大同学的要求，也纠正了有些人对金庸认识上的错误。有很多写金庸的文章甚至传记，都没请他本人看过。1949年的时候他就帮新中国说话，从法律上证明海外的中国资产应该归属新中国。50年代初金庸曾希望进外交部，为国家做点贡献。但因为不是共产党员，进外交部很困难。金庸的本事是白天写社评，晚上写小说。武侠小说是娱乐品，但金庸的小说是有思想的娱乐品。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有自己敏锐的眼光。 江西干校时期的“过于执” 读书报：您的不畏权威敢于直言，我想跟实事求是做学问有关，是不是也跟性格有关？ 严家炎：我有一点呆气，有点固执。我希望是从实际出发。如果对方没有准确的依据说服我，我不放弃。1970年在江西干校，我带了一个班参加劳动，他们给我起了外号叫“过于执”，这是《十五贯》里的一个官员，意思是过份固执。比如说挖水沟的时候，排水沟的两侧必须有一定的斜度。斜多少度？我当时说 “45度”，并且用量角器量度；刚去的时候盖草房，草房的屋顶要用一层一层的稻草压住，我要求必须每一层压到三分之二的位置，他们认为长一点短一点有什么关系，就给我起一个外号“过于执”，简称“老过”。有一天中午收工时分，我还在刚平整的水田里补加修整，洪子诚老师老远就叫：“老过，老过，你可不要骄傲，我看了两三块刚插上秧的水田，大部分秧苗都浸泡在没顶的水中，高的地方却完全干涸没有水，苗是蔫的！” 读书报：做学问是否也是这样？听说您对学生特别严，“严上加严”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严家炎：有的老师希望自己同学全都及格，我可能打分数上相对严格，不会随便送分，但是也打过一百分。我还翻了一些冤案。比方说，1978年刚恢复高考时，王瑶先生和我计划带5名硕士生，结果报名的700多人，后来扩招到8名，考完拿到及格分数的有几十个人。阅完卷后我花了几天时间一份一份卷子复查，发现赵园的卷子虽然答得有遗漏，但是有很好的见解，应该加分。我看完后整体斟酌了一下，给赵园打了六十四五分。钱理群报名之后，我们收到接二连三的匿名信。怎么办？我认为写信人不肯署真名，当可以不管。我征求了王瑶先生的意见，拿定主意不管，他的考试成绩很好，一样录取了他。 读书报：关于最新出版的四本书（《严家炎自选集》《严家炎对话集》《严家炎讲演集》和《严家炎问学集》），对您而言有何意义？ 严家炎：这套书的内容基本是第一次面市。“问学集”、“对话集”过去从未编辑出版过，“自选集”是第一次选，虽然质量上不太平衡，比方说《现代文学起点在何时》，从学术论文来说，不像后面的评《李自成》、评鲁迅那样厚重，但是在史学上有重要的发现和推进。“讲演集”同样不曾出版过，但有关金庸的小说曾收入专辑。这些选集我觉得有实在的见解，还是有份量的，体现了我晚年学术上的求索。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