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曼特尔
    今年7月，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的短篇集《学说话》在中国问世。因《狼厅》和《提堂》两获布克奖的她，是英国史上两次获此殊荣的第一位本土作家，也是布克奖历史上获此殊荣的首位女作家。
    作为爱尔兰后裔，1952年，曼特尔生于英格兰中部德比郡的一个小村子。在她6岁时，父母分手。不久，曼特尔随母亲和继父搬离村子。此后，她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生父。
    曼特尔曾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谢菲尔德大学。毕业不久，她跟着当地质学家的丈夫到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纳共和国工作。接下来，她经历了人生中的一系列大事：大病、离婚、复婚。但哪怕在最沮丧的时候，她也没有放弃过阅读与写作。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是曼特尔创作的第一部作品。这部历史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主题，讲述了大革命的三位领导者——丹东、罗伯斯庇尔和卡米尔的故事，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全景。
    令曼特尔一举成名的，是历史小说《狼厅》。小说的主人公是16世纪英王亨利八世最重要的谋臣托马斯·克伦威尔。克伦威尔被很多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描绘成狡猾、无原则的人物，但在曼特尔笔下，除了野心勃勃、不择手段，他博学、能干、有主见，也有温情的一面；他辅佐亨利八世推行宗教和政治改革，为英国向近代化国家过渡打下了良好基础。曼特尔在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内心独白和对话，以及闪回和倒叙，让读者置身历史现场。《狼厅》获得了2009年布克奖与全美书评人协会奖。英国BBC则以小说为基础，拍摄了同名电视连续剧。该剧成为BBC近十年来收视率最高的剧集。
    曼特尔的《提堂》是《狼厅》的续集。这部作品中以克伦威尔的视角，讲述了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安·博林是如何失宠，并被女侍官简·西摩取而代之的。《提堂》获得了2012年布克奖。当年的布克奖评委会主席彼得·斯托瑟德认为，《提堂》完全超越了《狼厅》的成就。“曼特尔是最伟大的当代英语小说家，改写了历史小说的艺术。”他称。
    目前，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已将《狼厅》和《提堂》搬上戏剧舞台。而曼特尔正忙于写作“克伦威尔三部曲”的第三部《镜与灯》。围绕其写作，2016年10月中旬，记者对曼特尔进行了邮件专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童年不连贯的生活促使我写作”
    记者：《学说话》中的6篇小说都涉及童年。童年经历对你成为一个作家有多大影响？
    希拉里·曼特尔：这些故事并非自传，而是以我的童年为背景讲述的小说。我在英国德比郡一个凋敝、寒冷的村子长大，附近都是荒野，与世隔绝。11岁时，我的家庭发生了戏剧性的变故——我的父母分居了。母亲带我搬到了几英里外的另一个小镇。它和我之前生活的村子差别很大。后来，我有了新的父亲、新的名字、新的学校，以及更接近中产阶级的生活。我甚至不得不重新学说话。
    大概正是这种不连贯的生活，促使我开始写作。我变得警觉、敏锐、善于观察，并且有些刻薄，因为我试图为我新旧生活之间的每一个差异寻找答案。我仔细倾听大人们讲话，并且去感受他们所说和内心真正所想之间的差异。
    我的家庭发生变故后，我首先明白的是家庭权力的斗争，这包括如何去讲述自己家庭的历史。后来写和国家有关的作品时，我借鉴了童年的这些感受和看法。
    记者：你真正开始写作是在什么时候？
    希拉里·曼特尔：我从22岁时开始认真写作。但回头看，我发现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了作家的习惯——我在头脑里写作。我通常沉思许久，直到为我想要表达的情绪找到准确的词语。
    我从7岁就疯狂爱上了看书，读所有可以找到的书，无论是否童书。在很小的年纪，我就开始无意识地发问：为什么自己觉得有的故事写得好，有的故事不好。这是一个很好的准备阶段，对各类书来者不拒，但会自己思考。
    记者：《学说话》中多次提到莎士比亚，你显然对他相当熟悉。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莎士比亚的书的？它们的哪些特点吸引了你？
    希拉里·曼特尔：在学校老师教莎剧课程很久之前，我就开始读莎士比亚了。当时我对莎士比亚了解不多，也没有任何期待。我并没觉得他的作品有多难懂。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对他存有敬畏，但在当时，这位伟大的作家没有把我吓倒。
    我喜欢历史，所以特别喜欢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它们启发我思考：如何让过去的历史读来更有戏剧性，个体之间的亲密情感如何与整个国家的安危相联系。
    开始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时，没人和我探讨。对我而言，这些作品非常珍贵和私密，它们也成为我力量的源泉。这是我第一次和真正的天才持续接触。
    克伦威尔的故事太完美了
    记者：你开始写作时就打算当一位历史小说家，但当时你出版的《每天都是母亲节》（1985）、《空白财产》（1986）、《加沙大街上的八个月》（1988）都是当代小说。为什么？
    希拉里·曼特尔：生活并不如我们所愿啊。我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当代小说，此后我就开始写其他当代小说——当你的写作事业逐渐有了眉目，对这类题材就很难停笔了。
    记者：那么你是从何时开始着手写你写作之初就想写的人物——克伦威尔的？为什么你觉得可以开始写他了？
    希拉里·曼特尔：我一直觉得克伦威尔的故事太完美了——一个铁匠的儿子成为了国王的左膀右臂。它充满了神秘力量。
    实际上，我从1974年就开始写《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但它被出版商拒绝出版，我为此身心交瘁。那些日子也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阶段：我生了一场大病，做了手术，婚姻也遭遇危机。但是除了重新开始，我没有其他选择。我继续写作。
    直到1992年，《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才出版。此后，我一直计划接着写克伦威尔的故事。但是，我也知道，去写克伦威尔的故事，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2005年，当我意识到2009年将迎来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登基五百周年，全英上下会有很多庆典活动时，我鼓起勇气告诉自己：“要么现在就写，要么永远别写。”然后我动笔了。（注：这本书即《狼厅》。）
    历史小说也有很大发挥空间
    腾讯文化：《狼厅》开篇就刻画了少年时期被父亲虐待的克伦威尔。实际上，现有史料对克伦威尔的少年时期并无记载。你为何这样设置？
    希拉里·曼特尔：克伦威尔的父亲非常残暴，是个酒鬼。这些信息可以从当时法庭的记录中找到。克伦威尔粗野大胆，被邻居厌恶，他也是一个很贪婪的生意人。这些都有记录可查，不是我编造的。
    我们知道，克伦威尔在大概15岁就离开了家。有资料表明他当时遇到一些麻烦，但没资料表明他接受过什么教育，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母亲的名字。我必须推测：父亲如何影响了年轻的克伦威尔。
    事实上，只有对比克伦威尔的不幸童年，他后来的成就才更令人惊叹和印象深刻。
    记者：在《狼厅》之后，你又写了《提堂》。除去对克伦威尔童年部分的处理，这两本书都做到了史料准确，同时又充满想象力。你如何将准确性与想象力结合？下笔前，你如何决定选择哪些史料？
    希拉里·曼特尔：我写作时，对每句话都需要这样考虑，每一页都有好几处要在历史的准确性和读者的需求之间权衡。只有依据上下文，这些决定才有道理。我写作遵循的一般原则是：真实发生的历史比我的创作更精彩，即使事实很乏味，我也不会改编历史，只会调整我的叙述方式。
    实际上，讲好故事和遵循历史的准确性并非是矛盾的。看你如何下苦功夫了。当对某个历史事件的描述存在不同的版本时，我的确花了很多时间考虑应选择哪一个。故事可以依赖的现成的历史并不存在。只有在了解那个时代的全部背景后，你才有能力对信息作出判断。因此，在当时的政治事件之外，你还必须了解当时的文化。这些工作需要花很多时间。
    记者：《狼厅》和《提堂》写的是政治斗争，是男人戏，其中有很多内心独白。为描写男性心理，你做了哪些准备？
    希拉里·曼特尔：我不觉得我需要任何准备。我读了一辈子的书，我是男人的妻子、弟弟的姐姐，这些身份足以让我了解男人的心理。此外，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内心都是超越性别的。
    勇气、冒险和男性之间的友谊，贯穿我的作品。
    记者：你的写作对象如此之多，比如通灵者、传教士、革命领袖、国王……还有什么是贯穿你的作品的？
    希拉里·曼特尔：我认为，我的小说共同的主题是权力——如何获得权力，如何运用它，权力如何转变。我通过炼金术、政治革命等不同的形式探讨这些主题。
    我的作品中也存在很多鬼魂，它们是一种隐喻：现在和过去的历史相互渗透。我能感知那些看不见的历史。
    记者：写小说前，你是先计划好大致情节，还是让情节自然发展？
    希拉里·曼特尔：我从未事先设置好情节再写作。我写的都是我随时想到的情节，再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我对所写小说的风格有很好的把握，比如人物说什么样的话，他们的喜好是什么。如果能一直这样，我相信我所有的作品都会好看。
    写历史小说时，很多读者已经知道了历史事件的大概，但作家仍然有很多发挥的空间，比如以什么顺序和方式讲故事。我尽量把一些定论放在最后，让故事的发展有更多的可能性。
    记者：《狼厅》《提堂》讲的都是英格兰的故事，而你是爱尔兰后裔。你如何看待你自己的身份？
    希拉里·曼特尔：我在英格兰长大，但我祖母的很多兄弟姐妹依然生活在爱尔兰，所以我很小就意识到我是爱尔兰家庭的一分子。我生活的那个小村子里有很多和我们类似的家庭，我们都信奉天主教，但大多数村民信仰的是英国国教，我们和他们是有差异的。
    当我11岁搬到另外一个小镇时，我祖母的大部分亲戚都去世了。因为家庭变故，我和父亲那边还在爱尔兰的亲戚也失去了联系。我的爱尔兰意识似乎“冬眠”了。
    多年后，我作为游客到了爱尔兰，一种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爱尔兰作家的作品让我又看到了自己童年的世界。从那之后，我一直感觉自己是来自北方（指爱尔兰）的作家，即使我已经在南方生活了很多年。写《巨人奥布莱恩》(The Giant, O'Brien) 时，我也专门去了解爱尔兰的历史。我现在对爱尔兰有一些了解，不过，这并不能表明我与爱尔兰的关联有多紧密。
    在小说《比利王是位好绅士》和《刺杀撒切尔》中，我探讨了移民话题——移民有怎样的责任？和故土有多少联系？和移入国的文化是否存在疏离感？是什么将我们和祖先联系在一起？很多时候，人们是通过一些神话和梦境感受到这些问题的。
    记者：完成“克伦威尔三部曲”的第三部《镜与灯》后，你有什么写作计划？
    希拉里·曼特尔：我想写本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非洲南部为背景的书。这个时间段我也正好在非洲南部生活。它将是个爱情故事，同时也与一个谋杀有关。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叫《完全陌生的人》（The Complete Stranger）。我已经写了一部分，因为我总是同时在进行几个项目。
    此外，把《狼厅》和《提堂》改编成戏剧后，我也希望尝试写新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