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铭鉴不仅是《咬文嚼字》的主编，同时也是它的策划者、创办者、经营者和撰稿者。 郝铭鉴小时候就想成为一名老师，在他看来教书育人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1964年，鼓励大学生深入基层，他便到上海的郊区金山为农民办了一所语言学校，“我用了半年的时间把那些完全不认识字的农民教到能做基本阅读，当时是很有成就感的。”郝铭鉴一直觉得自己会成为一个好老师，可惜师范毕业后这个梦想没有实现，他进入机关工作，负责起草简报。有次会议之后，简报的第一句话原本是：“碰头会精神传达以后……”没想到打印的时候成了：“砸头会传达以后……”简报送上去之后，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马上做了个批示：查一查谁要砸我们的头！这在当时几乎成了个政治事件，星期天机关紧急集合搞检查，弄得非常紧张，“两个字字形相近，却造成了很大的风波，这之后我对校对工作格外上心。” 郝铭鉴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社会上兴起“美学热”，“我在学校有美育，但不是很了解美学。”当时，郝铭鉴正在策划一套“文艺知识丛书”，联系到朱光潜，想约他写点东西。“朱先生半个世纪前写过《谈美》，我就说50年之后再谈美，肯定有新的境界。”朱光潜欣然赞同，于是就有了经典的学术普及类读物《谈美书简》，之后郝铭鉴编了著名的《朱光潜美学文集》，俩人熟识了起来。“朱先生对文字很严谨，早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咬文嚼字》。” 一次，郝铭鉴去燕园看望朱光潜，因为很熟悉，喊了两声没人应答就直接进门了，他走到二楼，看到朱光潜床上铺满了各种版本的词典和工具书，“他低着头，特别专注地在那儿翻书，我走到他跟前他都不知道。我问他在做什么？朱先生说：‘《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终结》，我个人觉得终结这两个字用得不对。’原来朱先生在找原文和各种不同时期的翻译版本来做比较，应该用什么词。为了一个词的翻译，老先生竟如此认真，这件事给我印象非常深，这才是做学问的态度。” 在编辑《中国新闻学大系》的时候，郝铭鉴结识了夏衍。夏衍先生对文字的敏感是一般人不能比肩的，一次，郝铭鉴带着《中国新闻学大系》的序言去找夏衍，夏先生没有时间看，说你们给我读吧。他们开始读序言，刚读了一句，夏先生说“停，这个字要改一下。”再读一句，夏先生又叫停，说道：这个词不能这么用，要改。“夏先生在文字上的功底真是炉火纯青，很多改动让人钦佩。我在做《咬文嚼字》的时候常想起前辈们对文字的态度，学问是要认真做的，马虎不得。现在社会对一个栏目、一部戏出来了关注度都很高，语言文字的关注度却很低，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缺位，我们想在这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