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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刘勇强    2015年9月16日  第10版
    

“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共11部），中华书局2015年7月出版

《明史通俗演义》插图

    除了明代书坊主余象斗偶尔喜欢将“自己”作为“形象代言人”刻印在其编刻的书上外，明清小说插图中几乎看不到作者的身影。当年会文堂石印本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却在《明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第一回，分别有一幅貌似反映作者写作情形的插图。在《明史通俗演义》的那幅中，书案一侧放着一箱《明史》和另外两函不知书名的书，似乎表明了蔡东藩依据正史、兼采其他的创作方式。
    众所周知，史书因史家的观念、角度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叙述方式，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对蔡东藩的正面评价多半是“通俗史家”，对“历朝通俗演义”的肯定也主要是从“通俗史学著作”着眼。这固然不错，但又可能简单了点。如果我们把蔡东藩及其“历朝通俗演义”放在历史叙述传统及其演变的大背景下看，对其特点、价值和地位的认识，也许可以更周全些。
    中国古代的历史叙述有多种样态，主要有代表官方和主流意识的正史、士大夫依据个人见闻的野史杂传，以及民间艺人的讲史和历史演义。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人们对中国历史及叙述传统都作了重新认识，如黄人在《小说小话》中就尖锐批评了旧的历史小说。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创作的，他以史实为中心，全面借鉴上述三种历史叙述的样态，并力图有所创新。我们不能夸大他的创新，客观地说，蔡东藩只是对历史叙述传统作了某些微调，而非革命性转变，但这种微调与其对中国古代史的全景式描述相结合，也获得了一种渐变意义与规模效应。概而言之，有以下四方面较为突出。
    一是观念更新。蔡东藩在《中西史学不同说》一文中指出，传统的史著往往“争正统、争年月、争一代兴亡”，他赞赏西方历史叙述“树民族为史骨”而“非仅仅为一姓而成也”，认为历史叙述应“放伟大之眼光”，为国民作史，发挥“迪民德、启民智、育民体”的作用。这一观念从根本上摆脱了传统历史叙述皇权至上的思想。虽然“历朝通俗演义”仍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但在对帝王将相的认识及其描写上，却有不同于传统观念的变化。比较突出的是随处可见的对专制的批判，如《明史通俗演义》第三十八回叙王文再三抗辩，于谦说：“石亨等报复私仇，定欲我等速死，虽辩何益？”都御史萧维桢则说：“于公可谓明白。事出朝廷，承也是死，不承也是死。”对此，蔡东藩批点道：“专制之世，方有是语。”第五十回叙武宗喜怒任情，刑赏倒置，蔡东藩批点道：“实是专制余毒”。在《清史通俗演义·自序》中，蔡东藩也声明“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古代历史叙述，无论正史、野史，还是历史演义，都很重视对人物的褒贬及教化意义。蔡东藩也继承了这一精神，在“历朝通俗演义”自序和评点中，反复强调“辨忠奸，别贞淫，抉明昧，核是非”（《两晋通俗演义·自序》）。不过，他又提出了“即古证今”的主张，即通过历史与当下社会相似性的揭示，启发读者以古鉴今。如《两晋通俗演义·自序》说：“于内讧外侮之所由始，尤三致意焉。盖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内，内讧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国之祸，不特两晋为然，而两晋即今日之前车也。”《五代史通俗演义·自序》说：“今则距五季已阅千年，而军阀乘权，争端迭起，纵横捭阖，各戴一尊，几使全国人民，涂肝醢脑于武夫之腕下，抑何与五季相似欤？”
    对于古史中充斥的迷信内容，蔡东藩往往采取批判的态度。而受新文化影响，通达与开放的意识也屡有流露，如《明史通俗演义》第二十七回所叙郑和下西洋，他评点道“论其功绩，不亚西洋哥伦布”，第九十一回肯定徐光启通过与利玛窦交往，竟把西学研通大半，“实是一个热心人物，若后人尽如光启，中国也早开化了”。
    二是提纲挈领。“历朝通俗演义”虽洋洋六百余万言，但相对于时间漫长、空间广阔、人物众多、头绪繁杂的古代历史来说，仍必须突出重点，方能展现时代运行的脉络与关键。蔡东藩经常指出史书卷秩浩繁，即终日埋案披览不辍，也难以悉诵，如《明史通俗演义·自序》说：“《明史》多繁复，苦费抉择，不得已搜集成书，无论为官史，为私乘，悉行钩考，乃举一代治乱兴亡之实迹，择其大者要者，演成俚语，依次编纂。”故此书第一回即历数明代五大弊，意在以此“提纲挈领，眼光直注全书”，为明史揭示由兴而衰、由盛而亡的症结。总体上看，蔡东藩的叙述取舍得当、详略适宜、张弛有度，为读者把握古代史提供了一个既简明扼要、又生动丰满的历史长卷。
    三是“兼采正稗”。这是蔡东藩在《前汉通俗演义·自序》提出的主张，也体现在整个“历朝通俗演义”中，如在《后汉通俗演义·自序》中，他说要“合正稗为一贯”；在《唐史通俗演义·自序》中，更明确阐明了“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追求；在《元史通俗演义·自序》也说“事皆有本，不敢臆造……而于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征博采，多半演入”。
    “兼采正稗”不只是一个理论主张，更是一种历史叙述的尝试。比如《明史通俗演义》第四回回末总评便说明了其创作过程：“智取和阳，俱本正史……至若孙德崖邀宴事，未见正史，而稗乘相传，以及乡曲妇孺，俱知有兴隆会一事，或者史官失载，亦未可知……作者援引稗官，补入此事，有文征文，无文征献，宁得以虚诬目之？”此书第十一回阇氏故事、第十八回太祖微行、第四十九回游龙戏凤等等，无不参用小说。对于“兼采正稗”的努力，蔡东藩不无自负地说：“史家耶？小说家耶？合而为一，亦足云豪矣。”
    实际上，“兼采正稗”不单是史料的撷取，也是对不同样态历史叙述传统的融汇。就小说传统而言，蔡东藩沿用章回体形式，讲究叙事单元的组织及悬念设置和前后钩连等，就多方面吸收了章回小说的经验。其他小说叙述手法的运用，也所在多有。可贵的是，“兼采正稗”还是蔡东藩自觉的文体意识，如《前汉通俗演义》第二十五回回末评指出“夫正史尚直笔，小说尚曲笔”，而他希望“化正为奇”，实现“历史小说之特长”。也许，我们不能说蔡东藩的文体实验已经做得足够好，但他认识到并突出“历史小说之特长”的努力，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四是叙评结合。在“历朝通俗演义”中，蔡东藩加进了大量的评点，形成了一种夹叙夹议的文体特点。论者常认为其评点方式继承了金圣叹、毛宗岗等的小说评点。从形式上看固然如此，书中也确乎有不少金、毛式评点。不过，蔡东藩的评点又有不同于金、毛等人评点之处，如果从历史叙述的角度看，他同样是在尝试一种叙评结合的文体形式。在正文中，他努力保持历史叙述的客观、节制；在评点中，则更多地表现出史家或小说家对历史的态度、认识。因此，这是一种主客观统一、叙议互补的文体实验。如《明史通俗演义》第五十九回叙邵元节病死，世宗闻报大恸，他评点道：“哭他什么？世宗若果聪明，应知仙人也要病死，更宜破涕为笑。”叙述时，蔡东藩只是直陈其事；评点中，却点破实质，略施针砭。实际上，蔡东藩通过评点，赋予了历史叙述丰富的感情色彩，如《明史通俗演义》第六十一回回末评“读此回，令人作十日恶”、第八十三回回末评“读此回而不愤发者，吾谓其亦无心肝”，乃至在第八十八回叙及毛一鹭被市民追打至厕所避匿时，蔡东藩批曰“恨不令一鹭吃屎”，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总之，历史叙述的方式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又因史家和受众的不同，是多元化的，而任何一种方式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当下史景迁体、“那些事儿”体风头正劲之际，“历朝通俗演义”仍大量翻印，说明其历史叙述方式还有顽强的生命力。
    末了，我还想为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点个赞。这一版本上承石印本，又借鉴诸家排印本，精校精排，可谓后来居上。最值得称道的是，全书用不同颜色、不同字体字号，使蔡东藩叙评结合的历史叙述方式得以醒目呈现；对生僻字悉加拼音，让读者可以无障碍阅读，也符合“历朝通俗演义”的“通俗”本旨；同时，采纳了早年石印本的全部人物绣像和插图，既不失“左图右史”、图文互证的传统，又迎合了时下读图时代的读者趣味。古代小说书坊常以“新刻、京本、绣像、校正、大字、音释、评点”之类标榜，中华书局本“历朝通俗演义”化俗为雅，正合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