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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燕赵都市报  作者：孔令春    2015年9月19日   第14版
    
    
    为历史人物写传记是件很吃力的事情，尤其是为晚近的历史人物写传记，可能吃力还不讨好。彭秀良居然一连写了三本民国人物传记，此即为“北洋三杰”系列是也。近日，读完了刚刚出版的《冯国璋传》，觉得有很多话要说，便直言如下。
    为什么说写人物传记很吃力呢？彭秀良自己做了交代：“社会上的成见左右着写作者的态度，传主后人的态度影响着写作者的情感，更可怕的是，写作者极有可能陷入为尊者讳的窠臼。”这是他写在《冯国璋传》“后记”里的一句话，在我看来，颇有为他自己开脱的味道。尽管他走的是学术传记的路子，尽可能地使用丰盈的历史材料来说话，但仍然难以避免个人感情牵涉其中，也就难免产生某些倾向性的结论与判断。
    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彭秀良不仅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还走访了多位冯国璋的后人。大量走访的结果，是对冯国璋家族历史特别是后代子孙的情况搞得比较清楚，订正了以前多种冯国璋传记中存在的讹误。有兴趣的读者如果认真读一读该书的第十一章《妻妾子女》，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对于冯国璋的孙辈后人，因他们的人数较多(有43位之多)，彭秀良便采用列表的形式呈现，既直观清晰，又节约了篇幅，可谓匠心独运。更由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仍然健在，著者必须要核对准确，不可有丝毫差误，否则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通过该章所附的注释，可以看出彭秀良所下的功夫比较到位，也得到了冯国璋后人的认可。
    广泛接触传主后人，除了带来核对家族资料的准确性这一有利条件外，还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这就是为尊者讳的委婉要求。对于祖上的历史功过，后人肯定是希望多说好话，少说甚至不说不好的一面，这也是人之常情。面对传主后人的这种委婉要求，彭秀良选择的是以史料说话，不做夸大的赞誉，也不做刻意的掩饰，力争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通读全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两点：
    一是对冯国璋的政治立场做了合乎逻辑和情理的解读。冯国璋本人深受清王朝的恩惠，才会从一介平民逐步上升到高位，自然对清廷感恩戴德，这就决定了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表现，只能以镇压革命军的态度来回报清廷的“厚恩”。另一方面，袁世凯对冯国璋有提携之恩，故而冯国璋始终没有对袁世凯采取公开反对的态度，即便是袁世凯帝制自为，冯国璋更多的是消极地反抗，而从未旗帜鲜明地亮明态度。如此分析，突破了原先简单的“进步—反动”的思维惯式，更接近历史人物的真实思想倾向。
    二是对冯国璋的历史功绩没有做过高的评价。现在有一种矫枉过正的不良倾向，即认为民国时期的很多人物应该“翻案”，推翻过去加给他们的所有定论。作为民国前期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冯国璋确实做过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但他并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也没有争回多少丧失的国家主权，倒是在争权夺利方面做得不少。冯国璋确实做出的历史贡献，不能抹杀；他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也不能漠视。
    以编纂《冯国璋年谱》知名的公孙訇先生在给《冯国璋传》所写的序言有这样一句话：“作者没有主观简单地对待传主，而是根据丰厚的历史材料进行具体的阐述和分析，得出了符合时代的结论，因此这部传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认同公孙訇先生的评论。不损不益，持论公正，这才是历史学者的治学态度。
    (《冯国璋传》，彭秀良著，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