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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文汇报   作者：余佐赞    2015年9月7日
    
    ■余佐赞
要了解一位作者，读其作品以外还要了解这个人和他所处的时代。《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了解一位过去的人物，最好的材料自然来自于第一手资料。譬如，书信。书信这东西一般是写给好友看的，又属隐私，其中内容很多都是作者的所思所想，掌握了作者的书信内容，对作家的生平会有进一步的认识。又譬如，日记。作家去世后，很多人发现了作家的日记，甚至整理出版了这些日记，这是作者自己给自己写的流水账，更是直白袒露，无疑是研究作者的最好资料——如果掌握新发现的书信和日记，无疑为研究作家提供了知人论世的可能性，为重写或者重看那些人物的人生提供了可能。
宝岛台湾学者蔡登山先生长期致力于新史料的发现和博稽，除了遍找那些民国人物的书信和日记，有时甚至直接去采访那些民国老人。这些，为作者重看那些民国人物提供了可能。特别是采访，在和亲历者面谈时除了聆听事件经过，还可以求证，采访来的资料无疑也是第一手资料，足堪匡正以讹传讹的传闻。
比如这本《重看民国人物：从张爱玲到杜月笙》，开篇就是“张爱玲上海十年”，把张爱玲在上海十年的文人圈，特别是发稿编辑的圈子做了一个梳理，里面有“张爱玲与周瘦鹃”，“张爱玲与秦瘦鸥”，“张爱玲与柯灵、平襟亚”，“张爱玲与王宏声、钱公侠”，“张爱玲与袁殊”，“张爱玲与苏青”，“张爱玲与柳雨生，周黎庵”，“张爱玲与沈启无、关永吉”，“张爱玲与路易士”，“张爱玲与唐大郎、胡梯维、桑弧”，“张爱玲与李君维”，等等。作者大都是根据新近的材料来写，张爱玲不写日记，除了作品以外，留下了不少书信，其中给宋淇六百多通，给夏志清一百一十八通，给庄信正八十四通，这些信开始陆续公布，作者根据已经发表的这些书信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再次打量张爱玲等民国人物也就有了一定的新视角，基于此，本书也就有了一些崭新的内容。
除了日记书信，还有身边人写的传记也值得重视。这本书重新打量的人物有作家和学者，除张爱玲外，还有胡适之等；也有艺术家和艺术鉴赏家，如张大千、陈定山等；还有一些民国闻人，如杜月笙。怎么看杜月笙这个人呢？本书作者从不通文墨的杜月笙的秘书写的传记入手。杜月笙有四位秘书：翁佐卿、邱访陌、王幼棠和胡叙五，书中这位由黄炎培介绍的胡叙五跟随杜月笙时间最长，后来胡叙五写了《杜月笙外传》，作者向杜月笙女儿杜美霞女士和杜月笙好友的后人求证书中内容，都说是真实可信的。杜月笙的一般传记，多是捕风捉影、随意出入，真正可信的并不多。作者认为，重看民国闻人杜月笙，应该要根据其身边人，比如秘书等所写的传记去看，才有可能了解真实的民国人物。
再说一下作者对徐芳的采访。坊间都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胡适和徐芳有恋情，但2006年作者采访了九十五岁高龄的徐芳，书中说：“面对与胡适的恋情，我曾几次的探询，老人始终坚持只是‘师生之情’，至于‘情书’的部分那就更是否认了。”1943年徐芳嫁给徐培根（烈士白莽的哥哥）后，两人感情一直很好，并且他们夫妇和胡适也一直有往来。尽管根据顾颉刚等人的日记和胡适徐芳书信，可以证明胡适和徐芳曾经走得很近，但当事人的亲口否认，也为我们重新了解这位老诗人有了一个新的视角。
历史的真相常常见之于细微之处，从当事人的书信或者亲口说明中，常常会有惊人的发现，甚至会改变原来对这些如雷贯耳的民国人物的既定印象，而这些都要靠写作者去获得最新的文献资料。蔡登山谙熟于民国文史，又有详加考辨的功底，同时他又是勤采访和善追问的媒体人，所以他呈现的这本《重看民国人物》也就有了不少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