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城市成为故乡
    很多时候，当我们谈起城市文学，往往有种潜在的乡村视角参与其中，并极易生产二元对立的且带有批判性的话题。可是对于生长在城市的年轻作家来说，这种对照不过是观念的灌输，而鲜有经验的支持。如生长于北京的“80后”作家霍艳所说：“五十年代的作家即便生活在城市里也对农村念念不忘，我只能自觉地书写城市，他们所要逃离的，正是我赖以生长的，我无法想象如果离开城市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它冰冷无情，却并没有到达面目狰狞的地步。”【1】 如果我们来拆解霍艳的这段对城市的表白，并对照其他生长于城市的青年作家的小说，不难发现两点：第一，对于强调“个人故事”的“80后”作家，城市化进程已嵌入个人的成长史中，或者说城市本身作为一种结构性装置帮助塑造了个人，个人的成长史与城市的发展史实际上具有了同步性；第二，相异于对现代性、城市化的批判立场，这些将城市作为故乡的作家态度暧昧，批判中亦有对城市难以割舍的深情，甚至企图在城市中寻找到新的精神与文化以为城市正名，他们深知城市是他们的历史，也终将是他们的未来。基于此，笛安的提法丰富了我们对城市书写的想象，她认为：“所谓‘都市文学’，指的并不全是描写工业化或后工业时代的城市生活，不全是描写大城市里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一种只可能诞生于都市中的情感模式，用我自己的更为文艺腔的表达，所谓都市写作，一定要有的，是对于都市的乡愁。”【2】 笛安试图在“龙城三部曲”系列中建立这种城市中生产出来的“情感模式”，但她的小说往往局限于对私人情感困境的呈现，“情感模式”的形成过多依赖于家庭，而无法与城市建立亲密联系，这样“乡愁”自然失去了原本的指涉对象。
    生长于沈阳的“80后”作家双雪涛实践了带有“城市乡愁”意味的写作，他将个人历史与城市历史进行着不露声色的同步化处理，并在回望自我成长与父辈遭际中探寻这座城与城中人的缘起、变化与未来，在他这里，乡愁不是对城市化的抵抗，乡愁表现为对城市历史的溯源与对自我起源的追问。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小说不是惯常的“家族史”写作，不追问过远的历史，他的历史原点始于自我记忆的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偶有一笔带过的父辈的简史穿插其间，所以小说中的城市历史也就是他的个人成长史。他的小说多以“东北——沈阳——铁西区——艳粉街”为背景，多于当下追忆八、九十年代的那个“我”与那群人，随着空间中老铁西区的消逝，时间的连绵确保了过往的存在、塑造了当下的城与人。即便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我们依然可以嗅到过往的味道、发现旧时代的遗迹，仿佛在时光之河中漫游，又不断折返此刻。
    双雪涛的小说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冷硬的东北风格，以下岗工人家庭为书写对象的底层意识，且这些工人来自中国赫赫有名的铁西区，他们的个人命运与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时代的兴盛与终结空前一致，这为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颇具话题性的素材。然而，因为他的小说具有先锋文学的特质，不断将具有现实感的故事进行抽象化处理，并且“内涵或可解读的空间复杂又广阔”【3】 ，会使人觉得地域、阶层、历史事件不过是闲来之笔，老工业基地的烟囱不过是给小说罩上灰黑之气的道具。其实恰恰因为城市化进程深度参与到个体的生命中，成为无形的手拨弄个人，背景才成为最不需要被强化的部分。对这种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来说，城市没有那么“面目狰狞”，城市在发展、膨胀的过程中显现的强力的确摧毁了故地，使记忆无法找到原有的空间确证存在，双雪涛也不回避怀念，不断在小说中讲述童年的家被摧毁，如今的铁西区面目全非。他在《聋哑时代》中写道：
    我发现这里已经不是城郊，完全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原来的那些废弃的火车道，杂乱无章的苞米地，每天生产大量噪音的煤厂，已经消失不见，在我家原来的土地上，矗立着大片的商品房，超市，汽车的四S 店，和堆满钢筋和水泥的工地。原来我所生活的城市已经变得这样大，吞噬了我所有童年记忆里的荒凉而又生机勃勃的景观，我一直以来藏在心底的属于我的故乡连同关于它的记忆，已经被巨大的推土机和铲车推倒，埋葬，我甚至都来不及看它们最后一眼，就与它们告别了。 【4】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写作却不是反城市化的写作，他书写的其实是人与城共同成长的故事，包括人与城共同的暴力故事。怀旧不过徒增感伤，在成长与罪恶中重要的是，人需要通过细致的回忆记载历史，在被时代裹挟、失重的过程中努力发现某些恒久的具有“神性”的精神力量以自我支撑。
    当城市不再成为镜像、成为景观、成为符号集合的时候，也许我们才能真正在这里安身立命，从而建立新的精神、伦理与文化，一种新的城市文学才可能随之产生。基于这样的角度，关注城市出身的“80后”作家尤为重要，他们没有可以回望、退守的乡村（甚至他们的父辈便生长于城市），他们没有前史、没有彼岸，城市便是他们的故乡，是他们全部历史的载体，所以他们有可能拓宽我们对城市的理解，提供一种新的人与城的关系。
    被遗忘的城与被遗弃的人
    谈起城市文学，很多人认为那是北上广深才有资格生产的一种新型文学，工业社会已经不能给予它足够的养料，它应该携带后工业社会的证件，具有后现代的品质；这种城市文学的主角应该是大都市中形成的、能够生产新文化的新兴阶层，如城市新贵、以“优雅”为特征的“中产”、以及具有勃勃生机又在痛苦挣扎的“小资”。在这种讨论框架中，其实很多城与人都被淘汰了，他们既无法成为被铭记的历史遗址，也无法参与当下大都市的时尚生活。于此同时，文学中所表现的城市越来越趋同，它们会逐渐丧失传统的、内在的东西而以符号的形式被呈现。
    沈阳当然属于欠发达的二线城市，在被城市化漏掉的城区死角中依然散发着小城镇甚或乡土的气息。当前东北经济发展大滑坡，经济增长值全国排名垫底，资金、人口大量流出，沈阳这座老工业城市甚至已被视为“逆发展”的问题城市。可是，若有谁对沈阳人说，沈阳不算大城市，可能会引起沈阳人的普遍不满。双雪涛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写道“这座城”，以及这座城的“大”，仅仅一个铁西区就要走上一天，行走在艳粉街上最好有一张详细的地图，何况这条街还承载着颇具传奇性的历史。【5】 这座城很难被归类，却因为独特的历史、人群值得被发掘。相较于电影《钢的琴》、纪录片《铁西区》引发的热议，在文学的世界中这座城还显得过于沉默。
    沈阳的这种特质很容易使人将其归入古都老城行列，而比起北京、南京、西安它又少了文化的包裹、历史的沉淀，若进入到“日常生活”的写作，它又不具有上海市民生活的典型性。而与其他市民气显著的内地城市相比，它的市民社会带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具体的说是建国后在东北工业基地形成的以国有工厂为凝聚点的工人阶级强烈的身份意识。很多时候，这些具有身份自觉的产业工人遵守的并非是中国传统市民社会因袭的生活方式与伦理守则，他们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显得简单而粗糙，工厂强大的规训、整合力量帮助他们以单位为核心建立起人际关系和居住区，并在集体中获得个人尊严与荣誉感。对大部分工人来说他们没有办法跟随时代完成彻底的转型，更无法深入理解市场经济的逻辑。他们是这个城市现代化工程的奠基者，曾经是这个工业城市的新型市民，却在城市化进程中被抛弃，被前进的列车拒载。当城市以资本划分居住地的时候，这些被新时代遗弃的工人成为低收入者、被去权的阶层流落到棚户区，流落到贫穷、品流复杂的地方，不得不与农民工、外来流浪者、罪犯混居。
    在我们的城市文学中，城市新移民、农民工都可以被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可以被认定为观看城市的重要视角，而这群曾经的主流原住民却往往处于失语状态。双雪涛以“聋哑时代”给小说命名，以“默”给人物命名，或许也正在暗示这样的一个群体及他们的后代正在城市的边缘漂浮着，无声无息地活着、死去，比如小说中李默的父亲——“他这一生忙忙碌碌，没有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到最后，连动手术的钱都要东拼西凑，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查出毛病那天，身上穿的是我高中时候的校服。可他一点不笨，读过不少书，下了一手好棋，可这些除了我和妈妈没人知道”【6】 。“没人知道”、没有声音是这一群体的现状，但总有些不甘的人试图确证自己的存在，只不过被社会主潮冲击到岸边的失败者找不到释放能量的出口，一种偏执的方式——暴力便成了他们捍卫尊严、抵抗不公的主要方式。
    在双雪涛的大部分小说中，作为下岗工人的父辈的经验是作为背景、故事的缘起被呈现的，沈阳大量工人的下岗事件并非故事的主线索，但这种背景、阶层、出身显然被一再强化，与城市一同成长的少年正是在父母的一声叹息中、在衣食住行的变化中感受到了时代的巨变。但双雪涛对外部生活的书写又是节制的，每况愈下的生活往往通过几个生活细节被暗示。在克制的写实中，现实生活中的贫穷、歧视以及由不平所引发的暴力恰恰成为了“超现实主义小说”的潜结构，个人的、具体的、历史的痛在“先锋”技巧的包裹中抵达普遍的人类之痛，或者反过来看，抽象的对人性、命运的拷问正是在具体的经验中得以证实。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双雪涛小说的“虚”中读出“实”的部分，读出实实在在的被弃群体的困窘、自弃与被歧视。
    在老师的眼中，工人阶级的孩子扶不上墙，在“我”的眼中艳粉街的确有那么多自暴自弃、无所事事的“二代”。如小说《光明堂》中所写：“艳粉中学的校风一直不好，这个不怨艳粉中学，因为艳粉小学也这样，初中毕业能考上正经高中的孩子大概占百分之十，剩下的大部分离开艳粉街进入技校和职业高中，有的索性什么也不念，就在艳粉街上游荡。在春风歌舞厅和红星台球社，经常能看到艳粉初中的毕业生，男生女生，一直待到二十岁，似乎还没待够，每天无所事事，细长的脖子，叼着烟卷，也没饿死。”【7】 作者在讲述这群人的故事时流露出矛盾的情绪，一方面他对这群失败者中的怪人无比热爱，情不自禁地将破败的艳粉街审美化、传奇化，一方面又不甘于固守，希望逃离故地，或实现阶层的改变。
    贫穷无疑是一种痛苦的体验，它带来的不止是肉体上的痛，更是精神上的苦。中篇小说《平原的摩西》以悬疑的外衣包裹了一个阴差阳错的悲剧故事，悲剧的产生实际上缘于警察将犯罪与下岗工人、贫穷、艳粉街进行了关联想象，在偶然因素的催化下错指了凶手。如果贫穷本身不能摧毁人心，那么对贫穷以及一个曾经具有强烈身份意识的群体的歧视和暴力想象则有可能毁掉他们最后的尊严和坚守，小说中被错指的“凶手”在多年以后的确通过犯罪去抗议不平、维护正义。小说里虽然有一个虚指的、升华的“摩西”，看似引领人物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情境，撞击人心的其实是现实的残酷。
    双雪涛努力书写的就是这座城的过往与现在，并且以工人子弟的身份意识讲述工人阶级在时代变动中的痛。他的写作至少提醒了我们两点。第一，那些貌似被时代淘汰的城市依然具有自身独特的品质，它们可以丰富我们的城市体验，使我们获得书写城市的其他可能性。或许城市文学不止面对当下，城市文学也包括我们对城市过往的追忆，从而使城与人不仅具有在场感，亦可获得历史感。第二，城市中那些被遗忘的群体，尤其那些与城市一起进化而来的群体，即使在当下处于边缘位置，依然是城市的重要组成。如果他们自己不能够发声，文学应当使他们被理解。
    如今我们对城市与城市文学的认定和想象依赖的大部分还是西方的城市知识，“当我们描述城市时，主要借鉴的精神资源乃至技术手段，依然是来自西方文学给予我们的那些启发。而我们自身，依然缺乏足够的策略，难以依靠属于我们自己的情感方式来还原我们的城市经验”。【8】 当我们努力去寻找中国城市的独特性时，贺绍俊教授的提醒非常重要：“工业经验和工人文化应该是建立我们自己的都市文学传统的重要因素。” 【9】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就是一种崭新的城市书写，但它应该成为城市书写的必要内容，或成为城市文学之一种。
    “稍瞬即逝的光芒”
    如果说电影《钢的琴》、纪录片《铁西区》尚有悼念一个时代终结、一个阶级陨落的意味，尤其《钢的琴》还将散落于社会各个角落的工人兄弟重聚，通过制造钢琴完成悼念自我、证明自我的最后仪式，那么作为下岗工人的孩子、充分投入城市生活的“80后”一代早已对城市的巨变习以为常，他们深知城市不相信眼泪，同样不需要悲情的悼亡诗。双雪涛若是仅仅满怀怜悯与自怜给失落的阶级写悼词，在现代主义技巧的包装下讨论善恶、感叹命运，那总会让人感到乏味。有力量的地方恰恰是他的小说没有悲戚的悼亡味道，虽然有一点乡愁与怀旧，落脚点却在追溯自我与城市的历史上，他想探寻自我的来处、寻找去处，并希望在追溯中于失败的父辈身上发现“灿烂的遗产”。
    作者笔下的人物大部分是被主流社会排挤的“失败者”。父辈因为下岗迅速滑落到底层，孩子们在严苛的教育体制中被压制，甚至被逼疯，所有人都逃不过个体之外力量的摆布，这种力量可以指向政治、社会、某种制度，甚至集体无意识的偏见，但这种被摆布就是人类在历史中无法彻底摆脱的命运，更何况每个人自带劣根性，往往是外力与自我合力毁掉了一个人。然而，双雪涛对这种带有宿命色彩的悲剧命运具有异常顽固的抵抗，他的抵抗首先通过发现“奇人/怪人”、书写“奇人/怪人”来实现。《大师》中的父亲虽然是看仓库的低等工，却有着超凡的棋艺，通达的处事原则，在遭遇下岗、家庭破裂后即使以酒麻醉自己，却仍能在面对棋局时瞬间清醒，乍现“光芒”，进退有度。《无赖》中的老马一身缺点，贪财、嗜酒、好色，以无赖的方式求生存，却为了帮“我”以命相搏。《聋哑时代》中出现了数位超常的少年，他们虽被学校所不容，却能自我修炼，满身绝技。作者的意图再明显不过，这些人虽然被冠以“失败者”的名号，却都具有“稍瞬即逝的光芒”【10】 ，通过发现那道“光芒”，双雪涛试图证明“失败者”也有超凡的特质，他们甚至比其他人更为自尊、勇敢、值得信任。
    在集体的失败中，当然有个别顺时而动的成功者，《平原的摩西》中就出现了一位在市场经济中跻身富裕阶层的父亲庄德增。不过当“红旗广场”的毛主席像被移走时，这个所谓的“成功人士”也不免要缅怀历史，莫名惆怅。相比之下，沦为罪犯的李守廉却清楚地认识到，那些消极抵抗的静坐者不是单纯在怀旧，当下生活的不如意才是怀旧行为的根本原因，他们不过是找个借口来发泄私愤。同为失败者的李守廉不屑于这种无为的、消极的抗议，也不会因为贫穷作恶，即便选择暴力作为最后的抗争方式，他却依然有对尊严、善的坚守。身为工人的后代，双雪涛努力在这群人身上发现可以值得被继承的遗产，所以父亲的“罪”从未成为儿子的原罪，父亲的“失败”从未指向儿子的失败，那个在当代史中获得强烈主体意识的“儿子”不止发现了失落阶级的“光芒”，还在努力挣脱对失败的遗传，正是对“光芒”的发现，儿子珍藏了带有特定群体属性的荣誉、自尊、质朴以及朴素的道德意识，从而得以想象“神性”、抵抗沉沦。
    《走出格勒》就是这样一个逆转失败的案例。爱好写诗的父亲经历了下岗、坐牢，成为不可翻身的失败者，羞于与儿子见面，儿子却始终有意识地保护、珍藏父亲赠送的钢笔并走上写作的道路，在这里，钢笔作为希望和信念的象征重建了儿子的生活。而在霍艳的《失败者之歌》中，下岗父亲与女儿一同走向失败，他们相互传染，不抵抗、不觉醒，无为成为失败者的常态，于是失败便不可逆转，失败具有了代际之间的延续性。
    双雪涛与其他热衷书写城市中物质、欲望、阶层差距、精神困境的“80后”作家不同，他的写作是有身份自觉和历史来路的，所以在虚无的现代都市中他有所依傍。据他本人的表述来看，他具有宗教情怀，却不具有宗教信仰，他所谓的“神性”更多指向的是坚守、捍卫与信，相信美、善、尊严，也相信人自身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无法自我生成，它需要在自我经验、前代经验、集体经验与历史经验的融合中被提炼。所以，双雪涛的沈阳故事延展了时间而获得历史层次感。
    在进行城市规划和改造时，我们会考虑：“如何在城市重写本上规划建造下一个层次，既满足未来的需求，又不破坏先前产生的一切。先前产生的东西很重要，因为它是集体记忆、政治身份、强大的象征意义的场所。”【11】 而更多时候，新旧无法被平衡、融合，我们的城市被改造得面目全非。若有一天，今天的城市面貌已经无从辨认，至少我们可以通过文学发现曾经的那座城与曾经的自己，那里有我们的故乡，以及我们的历史。这种城市书写比起浅薄的批判和贴地的摹写，或许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