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范稳，四川人，1985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西南大学）。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创作以小说为主。已出长篇小说四部：《骚庄》、《冬日言情》、《山城教父》、《清官海瑞》。中短篇小说集两部：《回归温柔》、《男人辛苦》。报告文学一部：《生命与绿色同行》。文化大散文三部：《苍茫古道：挥不去的历史背影》、《人类的双面书架》、《藏车探险手记》。曾获得2003年度“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现为《文学界》副主编、二级作家。 问：历史已成过去，对当事人来讲，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但您的获奖小说《吾血吾土》却张扬“拒绝遗忘”的旗帜，请谈谈它的意义所在。 范稳：由于我们国家一段特殊的历史，有些不该遗忘的被遗忘了。有些属于年代久远，自然性地遗忘，而有些是被有选择地遗忘。过去由于极左、文革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对抗战的历史持一边倒的说法，总说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是投降主义、不抵抗主义等等。现在，大家思想解放了，回头再来看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原来并不是这回事。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在敌后战场，这两个战场，都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抗日战场。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由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作出这样的划分。自此之后，这一段历史才可以公开的抒写和表达。许多关于抗战的电影电视、文学作品，开始弥补这一段不许言说的历史。这是一个重新挖掘、发现、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好机会。文学作品还历史真相，也是必须的。我的《吾血吾土》就是这样一部书。我在之前的采访中，也深刻地体会到这种遗忘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戕害，对我们后代的误导。当我采访这些老兵时，他们都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了。他们有的是生理性遗忘，年高体衰，许多事情想不起来了；有些由于受过去政治运动的迫害，对自己这一段光荣的抗战历史，心有余悸，不敢说，也是故意地选择性地遗忘。现在，在我们的大力宣传，政策宣讲下，他们也意识到自己为国家民族打日本鬼子没错。作为一个作家，我要在这方面奉献一点点自己的力量，把这一段历史的真实告诉给大家，把我们民族这一批人的光荣告诉给大家。 问：这部小说表现的是大历史下人的被碾压被扭曲，而历史是人创造的，那么，在人与历史之间谁是主宰呢？ 范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人民创造历史，但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之下，我认为是英雄在创造历史，但历史的书写者还是人民。我们经过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但是，当年号召抗战的领袖们，不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如果没有他们站在政治领袖的地位上，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那么这八年的抗战历史就不好说。但在这八年里，每一场战争，每一次战斗，又都是由普普通通的人去打的，由普普通通的人付出生命而换来的。所以，大体来说，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尽管书写得很艰难很血腥，都离不开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的人民大众。而每一个人的命运，实际上也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的组合，不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民族史吗？我们写这样一个文学人物，他怎样参军，投笔从戎，怎样走上保家卫国的道路，然后，他又作出自己的人生选择，不管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总之他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他命运多舛，怎么受到迫害，又得到平反，然后又回到普通公民的地位上来，晚年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这整一段的人物命运线，不就是我们中国这一个世纪来走过的道路吗？大部分人都不能例外。每个人在历史中，或多或少都会卷入其中。在政治运动中，从反右到文革，谁能避免得了？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生和新的发展机会，每个人参与其间，也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平反，经商，富裕起来，获得人的尊严……可能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文学有文学的标准。 问：日本老兵与中国老兵各自在国内的不同遭遇，折射出两国怎样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 范稳：这个问题问得好。两国老兵的不同遭遇肯定是由于两国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不一样所导致的。先说日本，大概在美国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重获独立之后，日本对所有参加二战的老兵推行恩给制度。他对为国而战的老兵是没有政治色彩的，不管你是日本的什么党，老兵回来，国家就得养你。只要你还活着，都有养老抚恤金，直到现在。所以，它是不问是非，不讲党派。你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侵略朝鲜，乃至亚洲，你回来后，我就把你当作敌人，这样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它始终认为，当年进行的战争，是为了国家民族。他们从来不谢罪，觉得无罪可谢。因为日本是小国，是岛国，要生存要发展，就需要开拓，就需要战争。它对老兵的抚恤，应该讲有其相对人性的一面。这种对老兵的抚恤，在任何正常国家都是有的。我们与之的区别，在于我们有政治派别之分，有政党之分，又有历次的政治运动。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曾对老兵有一定的抚恤。后来由于内战，四九年后，国民党失去了政权，我们就不认了，这些老兵就失去了抚恤。我们开始讲阶级，直到改革开放，乃至到现在。这是中国历史的特有产物。在胡锦涛讲话正面肯定国民党的抗战历史功绩之后，民政部门才有所行动。其实，在政府行为之前，全国各地已有自发关爱老兵的民间组织，尤其像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许多明星、老板、普通人捐钱捐物，参与其中，开始给老兵发放生活补贴。我去采访时，有些老兵每月有600到1000不等的补助。去年，我看到一个文件，说民政部门在统计这些老兵，国家要给予他们固定的薪水。由于有些老兵是孤寡老人，已经在享受最低的社保。但这不能跟别的国家相比，关键是我们的国情不一样，制度不一样。我们有愧于这些老兵。 问：你以一段被遮蔽的个人史来还原一段真实的抗战史，这对正统的历史教科书构成怎样的挑战？ 范稳：我不想去挑战教科书，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教科书的编纂者有他们的种种限制，条条框框，我们也不愿去作评说。我作为一个以历史题材为资源的作家，首先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还原在那个历史阶段里的人的命运。我们是丰富他们的历史教科书，更正他们的一些观点。我们要以史为鉴。中国古代的先贤，不是提出诸如正衣冠、正人正己的历史观吗？同时，我们要负起历史的责任，所谓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比如关爱老兵的问题，他们参加抗战，是历史正义的进步力量的参与者、推动者，我们的后人对他们负起责任了吗？就像你们的父亲、爷爷为这个家族付出了这么多，儿孙们有没有尽一点孝心呢？我们中国人讲家国情怀，家和国是一体的。由此来推，你对家的孝和对国家的责任是一样的。我们中国的文化，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孝”字，既是对家族的孝，也是对国家的孝——就是忠。我们的文化强调忠孝仁义，你既然讲这一套伦理，就要肩负起历史的责任，要有一些担当。 问：人性是复杂的，主人公虽然历经磨难，但在您笔下近乎完美，这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高大上”呢？ 范稳：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完美的人。这个人物的选择，在那个时代下，是自然的。他的报国情怀，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如果说他是一个爱国的进步的热血青年，他一定会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当然也有明哲保身的，甚至当汉奸的，但不是我要表现的对象。我要表现的是有代表性的、所谓有正能量的人物形象。他的人性也有局限，甚至也有缺点，比如他在建国以后，面对各种各样的政治审查，也有躲避，也有怯懦，也有说谎，但这也是人性在他身上的正常表现。在晚年，他与日本老兵展开最后的对决，又复活了当年抗战的热血。我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代表了一种中国人的气节。当我们面对外族入侵时，我们首先要保存中国人的气节，或者说，中国人的尊严。这样的一种气节、尊严，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下的老兵才会有的。我也见过一些到了晚年活得没有气节的老兵，被岁月，被历次政治运动搞得没有人样。他们活得没有尊严，活得太低贱、太卑微了。这个我也不忍心写。所以，在你们看到的这个人物身上，有着凛然之气和做人的尊严，这与他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有关。他上过西南联大、黄埔军校。你在生活中也可能遇到过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老人，他一定衣着整洁。有些留过洋的，当过军官的，头发一定梳得一丝不苟。我采访过的国民党老兵，当过军官的，与普通士兵就是不一样。他们气质要好些，衣服虽然是土布衣服，风纪扣却扣得严严的；条件好的，还穿西装系领带——他的根底还在。 问：宗璞的《西征记》中也写到西南联大学生投笔从戎的历史，而您也写了这段历史。您觉得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处理金戈铁马上，有什么不同？ 范稳：宗璞先生是冯友兰的女儿，她对西南联大的感触比我深刻，写起来举重若轻，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我们之间不是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关系，而是前辈与后辈之间的关系。我写西南联大的学子怀着敬畏之心。在写小说之前，我阅读了大量关于西南联大的资料。在1944年以前，西南联大学生抗战是一种自发行动。甚至在1939年之前，他们还没有这种抗战的概念。那时国民政府对大学生很宝贝，就连高中生也是免除兵役的。联大学生也觉得自己不从军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认为大学生靠知识救国。只有一部分热血青年参加飞行员和美军随军翻译（这些都需要技术含量的）。当时联大学生战死最多的是飞行员。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人全面参战，需要更多高智商学生从军，学生参加美军顾问都要派到营连一级去。到了1944年，国民政府抗战到了最艰难的时刻。蒋介石认为，我们打不赢的重要原因是，国民军队素质太差，所以号召知识青年参战。当时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西南联大还出台规定，男学生从军可以抵学分，不从军不准毕业。联大校长梅贻琦儿子就率先从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让我们看到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士气。从以往的观念来看，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作用的确被低估了。其实在当时，国家处于军阀割据状态，老百姓还没有国家的概念。这个时候，知识分子起到号召民众，鼓舞民众，启迪民心，登高疾呼的作用。抗战时期，“民心”的核心就是“士心”。就像在偏僻的乡村，乡绅就是百姓的精神领袖，他们能感受亡国之痛，他们能坚持气节。所以，民心就靠这些读书人凝聚起来的。 问：小说是结构的艺术。在您的另一部长篇《水乳大地》中，您采用相向而行的结构，而在《吾血吾土》，您采用了相反而行的结构。您在小说结构学上有什么体会。 范稳：对小说的结构，我的确有自己的想法。长篇小说讲究文本形式，讲究结构基础。在我看来，结构就是一种力量。我写长篇前，如果没有想好结构，一般不轻易动笔。在这部小说中，我采用了“交待体”。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形式呢，因为这些老兵的命运很特殊。我在采访过程中，不断听到老兵们说“我交待”这样的词眼。为国抗战本是一段光荣的历史，他们在建国后却遭遇不断交待的命运。从1951年开始，他们的人生分成了两截。他一方面要适应新社会，另一方面又割舍不了过去。本来他们应该接受人们的掌声喝彩，但现在他们要不断为过去还债，无论是参加抗战还是内战，都得还债。所以，采用这种结构，既丰富了内容，又增加了小说的力量，让结构和内容和谐统一起来。 问：《水乳大地》也选择了一个敏感而尖锐的话题——宗教。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讲，基督教的传入接近一种文化侵略。但您没有脸谱化处理这一宗教现象。请问您是怎样塑造传教士的形象的？ 范稳：我不喜欢带着阶级分析的色彩看问题，不认为基督教的传入是一种文化侵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交流。最早传入基督教的是利玛窦，他现在是我们公认的文化使者。利玛窦与中国朋友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译本。所以在当时，利玛窦是和平使者，得到朝廷与士大夫的认可。但后来，传教一度被禁止，传教士大多偷偷进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传教，这让我们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骑着炮弹进来的传教士。但在我看来，传教过程只是一种文明的冲突。这里面产生的矛盾是肯定的，我们国家有，非洲、南美都有。只不过当时我们作为弱国子民，自尊心比较敏感，感觉他们是一种入侵。另一方面，这些传教士在西藏传教走得更远，也让人感佩。在交通如此不便，藏传佛教如此发达的地方，他们竟然建立教堂，发展教徒，是多么不容易。当时，他们遇到的困难是无法想象的，有传教士不断被杀。我采访时，看到一个传教士的墓碑，刻着很简单的碑文，我很感慨。作为作家，我要了解墓碑后面人的命运。这个人的命运代表着东西国家文明交流中的冲突。当两种文明交流时，走在前面的人都要付出代价。但历史在往前走，文明的交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你看现在，世界都成地球村了。因此，我从这些传教士身上看到人类的勇气。他们代表的是自己的宗教信仰，不是帝国主义的利益。虽然，他们传播过程中，也用某些手段，但他们有信仰，有信仰总比没信仰好。 问：最后，请您谈谈获奖感言。 范稳：获得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来到美丽的慈溪，我感到很荣幸，很开心。我想把这个奖送给那些被遗忘的老兵。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命运，多关爱他们。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关爱老兵的基金会。我了解到，有些社会志愿者一直在做这项工作，做得很好，很让我感动。作为作家，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让那些老兵得到他们本该享受到的一点关爱。这是我很朴素的想法。第二个感受，我觉得这个奖也是对我历史再发现的写作的鼓励。我喜欢在历史里找素材。我们的历史有很多被遗忘被遮蔽的部分。我们要做的就是重新挖掘重新钩沉出来。我知道这样的小说可能不会有很大的市场，但我喜欢，也觉得这样有意义，是我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这个奖也是对我这种写作姿态和历史责任感的鼓励！谢谢！ 文学评论家李云雷（右）、慈溪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董维波（左）为范稳（中）颁奖 参观鸣鹤古镇后合影留念（后排右一为范稳） 俞妍（左）、岑燮钧（右）与范稳（中）合影 作 者 简 介 岑燮钧，1973年2月生，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以散文为主，兼及诗歌，近年致力于小小说创作。发表作品近百万字。著有散文集《文人之美》。系浙江省作协会员。 俞妍，生于1975年12月，浙江作协会员。小说发表于《长江文艺》《安徽文学》《四川文学》《朔方》《山东文学》《雨花》《黄河文学》等杂志，约30万字。出版小说集《青烟》。曾参加鲁迅文学院浙江高级作家研修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