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草婴先生是在1982年春天。
    那时，第二次全国俄罗斯文学研讨会在苏州饭店召开，我第一次参加这样高规格的研讨会，心情既兴奋，又充满期待。主持者在定调报告中特地强调，这次会议是讨论文学的学术会议，不谈政治，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也一律不得公开发表。会议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小组讨论中，我第一次见到草婴先生。他中等身材，皮肤白皙，戴一副茶色眼镜，目光中透出平和、自信和坚毅，衣着打扮既得体又随意，有典型的上海文人派头。草婴先生发言中先介绍了自己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过程，以及遇到的坎坷和磨难。谈到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难，他没有激动和悲愤，也不见哀怨和牢骚，语气相当平静。我想，只有超脱了个人的恩怨，站在历史高度，才能认清那场运动的本质，也才会有这样淡定的哲人态度。
    没有想到，草婴先生在接下来谈到研究苏联文学离不开认识苏联的现实生活，也就不能不涉及苏联的现实政治。在当时的气氛下，草婴先生敢于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亮明与众不同的观点，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我佩服先生高超的译笔，学习他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他的发言一下子改变了我的看法：先生不仅是一位翻译家，也是一位关心政治、独立思考、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思想者。
    与先生接触多了，得知先生出生在医学世家，在家庭的影响下，从小就关心国家命运和民众的疾苦。他以超常的毅力自学俄文，将翻译介绍俄罗斯文学作为终身事业，克服常人意想不到的困难，穷毕生精力，译出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和肖洛霍夫的主要代表作，皇皇十五卷，成为中国译坛乃至世界译坛的一大奇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尊敬。
    一旦认定了人生目标，先生就把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进去，坚持不懈。先生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即使在爱女病危和去世的那些日子里，他强忍悲痛，依然坚持译著。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坚强的神经。他说：“失去女儿是很大的损失，假如我因为悲痛而停止工作，又是一种损失，是双倍的损失。因此，我不能停下手中的笔。”这番话让人看到他对文学翻译事业的忠诚、执著和奉献精神，也给了我鞭策，让我不敢懈怠。
    文学翻译工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译什么。草婴先生之所以对列夫·托尔斯泰情有独钟，是因为“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们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而肖洛霍夫继承了托尔斯泰的传统，“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揭示人性的坚强和美丽，宣扬人道主义精神”。先生从事翻译的惟一目的就是为读者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境界，铸就民族的崇高魂魄。
    除了译什么，还有就是怎样译。先生阅历丰富，知识广博，学养深厚，对他来说，翻译似乎应该是一件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事。其实不然。他对译事向来一丝不苟，在翻译之前，总要对原文反复读上十来遍，甚至更多，还要深入了解有关的背景材料，尽量吃透原作的精神和风格，待到这一切了然于胸才动笔。译出初稿后，他还要逐字逐句地对照原文修改，以免出现遗漏和错译；下一步就是脱离原文，专注于中文表达的规范、通顺和传神；最后还要请人朗读，遇到拗口之处，再加工修改，直到满意。经过这一道道“工序”的反复锤炼，先生的译文就精彩耐读，经得起推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原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平坦、容易通行的桥梁”。记得有一次我曾请教过先生，为什么将肖洛霍夫的名篇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译成《一个人的遭遇》，因为有人认为此处的人应该理解为人类，是泛指，应改译成“人的命运”。先生解释说，“‘命运’可好可坏，而‘遭遇’两字，在我们宁波人的理解中总与不幸相连(其实何止是宁波人)，比如祥林嫂的遭遇。”我认为，译为“一个人的遭遇”符合原著精神，也符合中文表达习惯。
    对先生的译作，许多学者和作家都给予很高评价。学者夏仲翼就有这样的论述：
    从他的翻译可以看出译者对作品的深入理解。我一直记得一个小例子，肖洛霍夫有一个短篇НАУКА НЕНАВИСТИ，以前有过多种译本，或叫《憎恨的科学》，或译《仇恨的科学》，这在汉语上的确很费解，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在词典上， НАУКА始终是个名词，因此只能是‘XX的科学’，‘所有格’的结构，似乎无法可想。但草婴作了一个很出色的转换，译作《学会仇恨》，这在汉语上通顺了，意义也贴切之极。因为草婴把这个短篇的文旨发掘出来了。它的意思很清楚：一个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为什么对敌人有如此之仇恨？这是敌人的残暴激发起来的强烈反抗。仇恨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在反抗侵略的残暴的过程中‘学会的’。НАУКА在语法上终究也没有作为动名词的用法，但这里的转换却成了神来之笔。
    ……
    翻译最要紧的是把原作的精神传达给读者，要让读者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能充分接受。草婴译肖洛霍夫，就十分注意作者文字的口语化和抒情性。我们只消读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的开头……这段文字的平易清新，就像开始解冻的大地和河面，活力涌动，生气勃勃。流畅的口语化句式，朗读时只消简明的扬抑和缓急，就给人一幅春天来临的画面。
    对于译界晚辈，先生非常关心和爱护。认识先生后，我很想去向先生登门求教，但我生性拘谨，更怕占用先生宝贵的时间。先生得知我的顾虑，亲切地说，欢迎我去他家聊聊，只要事先打个电话，约好时间就行。每次见到先生，他总要问问我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或主动打电话告诉我哪篇文章值得一读，甚至把好文章复印后寄给我。有一年我患脑梗突然晕倒，先生听说后要我注意劳逸结合，他反复强调：“要卖力，不要卖命。”短短七个字，情深意长，令我一辈子无法忘怀。
    草婴先生曾不止一次说到知识分子的良知：“良知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脑’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眼’是经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脊梁骨’是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随风摇摆。‘胆’是勇气，人如果没有胆量，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
    先生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抗日战争时，他投身反侵略斗争；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他加入时代出版社传播光明。无论外部环境怎样险恶，他始终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做人，展现了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硬骨头精神。
    关于知识分子“良知”的论述，其实是先生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是他数十年来做人做事的写照，也是他总结的人生经验。先生以身示范，皇皇巨译成为他表明心志、寄托理想的丰碑，昭示后来者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