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旁观姿态的“临窗”
    1934年，正当30岁的林徽因在北平同时作为建筑学家和文艺家而生活着。她的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家中定期举行着文艺沙龙，她在这一年和丈夫梁思成继续着他们的建筑学研究，夏天去了山西汾阳、洪洞等地考察古建筑，这一年她也仍然维持着文学的写作，分别在2月和9月收获了小说《九十九度中》和散文《窗子以外》，这都是后来现代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名作。
    1934年5月发表于京派刊物《学文》一卷1期的《九十九度中》，和稍后9月5日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窗子以外》这两篇文章，在写法和主题等方面有着值得玩味的联系。总的来说，它们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旁观者对世界的持续观看，其中的“看”不仅是一种主体的姿态，还富有形式意味，成为了全篇的结构。李健吾赞美林徽因的构思，称之为“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而勾连起这些木料，完成小说的整体感的是一个贯穿始终的观看者。这种“看”的姿态在《九十九度中》里尚未点破，到了《窗子以外》，则明晰化为一种意象：“临窗者的眺望”。而在主题上，两篇作品都构成生活优裕者与普罗大众的互衬，这样的效果如李健吾评价《九十九度中》时所说：“在这纷繁的头绪里，作者隐隐埋伏下一个比照，而这比照，不替作者宣传，却表示出她人类的同情。”由此看来，对这两篇作品做一番细致的考察和对照，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揭示1934年林徽因的一些思考及其不断推进的过程。
    《九十九度中》是一篇中国本土前所未有的小说，很多研究者指认它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相似之处。在笔者看来，它的写法始终像电影拍摄一样，有着一种镜头感。透过作家给定的镜头，我们去看北平的参差对照的种种生活。这个视角在展现了纷繁的生活的同时，也蕴含着某种幽闭之感，因为这是一个“旁观者”透过“镜头”的“看”，在有限的片段展览之外我们既不能深入被观察的人们的生活和心灵深处，也不能对镜头以外的生活整体有所窥测。这就是一个有限的人的视角，或者说他的一缕目光与意识流动的视角。李健吾在指出这篇小说形式上的特别之前，先说了一句铺垫的话是：“形式和内容不可析离，犹如皮与肉之不可揭开。”林徽因作为一个留洋归来的上等人、一个显赫家庭出身的闺秀作家，其实对于中国底层的了解是有限的，是一个没有真正参与过普罗生活的旁观者。所以她这种限制性很强的镜头观看的写法，对生活的浮光掠影的摘取，与她人生经验的调动和展开是相配合的。有一个值得玩味的地方：小说一路写三个挑子、写卢二爷、写富人家老太太祝寿、写车夫，都没有心理描写，写作也主要直接呈现当下情境，纵有追叙前事（如介绍老太太的出生成长在富家），也只是简单几笔，小说的时间主要被禁锢在“现在”。但是到了写少女阿淑的婚姻，却展开了较大篇幅的追叙和心理描写。这种“现在”以外的时空展开，不能不说与林徽因对于对象生活的熟悉程度有关系，中上等人家的青年恋爱婚嫁问题，可能她写起来最为熟稔。这和林徽因的写作观分不开，林徽因在三十年代反复地谈到“诚实”问题。在1936年《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她说：“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1936年向良友公司的《短篇佳作集》推荐萧乾的《矮檐》时，也写过长信谈“诚实”问题，惜信件不存。而林徽因的小说写作，既有取长补短的巧妙经营，又贯彻着写自己所了解的生活的诚实态度。她绝不越过自己人生经验的限度，也反感那种凭借观念而非体验展开的文学，这点后文还会详论。也正因为她的诚实，她不唱她心底所没有的以革命解救普罗的高调，而是在种种生活的对照中，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养成的旁观者、生活优裕的知识分子，给予底层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
    同样的写法和主题，在稍后的《窗子以外》中被深化和明朗化了。这篇散文同年九月初发表，应该是作者夏天赴山西考察古建筑的旅行之后所作，其中也涉及旅行在底层社会中的所见所想。如果说《九十九度中》使用一个旁观者的有限的视角去看世界，那么《窗子以外》中，仍保留了这个视角及它的有限性。但是这个视角不仅仅是向外地看，也在不断观照、指涉着自身。那种《九十九度中》里面潜在的幽闭之感，在这里更加明晰，笼罩全篇，化为一种感叹：“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在这篇散文中，有室内、室外两个空间，而窗子是沟通这两个空间的媒介。这种建筑学的比喻，或许是建筑师林徽因的别有会心，因为以建筑设计为当行本色的她比常人更清楚“窗子”这个意象在内外空间的沟通与区隔中起到的作用。窗子是给予观看而非行动的。而林徽因同时还展览了窗子的各种类型，如铁纱窗、玻璃窗、扇子式、六边形窗……有实用的、有装饰性的，透露着她对于窗子的博学，也暗示着她的窗子是开在处境优渥的大户人家，不似底层的纸糊格子窗。而“临窗”的生存状态，构成了对林徽因这样京派新式知识分子的隐喻，即是说他们是旁观而不是参与底层生活，在与室外区隔的室内，有不时布施给底层的同情，有对于窗外世界的向往与无知。比如林徽因处在京派边缘化的生活里，这样描写心中的苦闷与向往：
    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的，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地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期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因为那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的窗子以外展演着。
    林徽因想象中国广大的土地和生活，境界可谓开阔，让人联想到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发出的著名感叹：“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两位作家同样是想象着广大人间的生活，却有不同的心情。鲁迅感到了和人民的切实的关联，他以他的写作参与到了大时代的戏剧中去，用朱光潜的话，他是“演戏人”，因此鲁迅的世界是宽敞的大舞台中央，四通八达，迎面风雨。而林徽因感到的，却是“看戏人”的渴望参与而不得，多少热闹、多少壮剧在这个时代演出，她却幽闭在室内，仿佛被时代抛弃。其实，京派的很多作家都有相似的感受，所谓“临窗”体验，也不限于林徽因一人，而是这个群体中一个有相当的公共性的生存状态的隐喻。比如李广田、林庚等现代派诗人，都在诗文中屡屡提及临窗的体验。其中感受到的孤独寂寞，也和林徽因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和许多现代派诗人有所不同的是，林徽因的“临窗”，并不只是诗人的审美体验，也不只是内倾者的生命沉思，而更多了几分与广大普罗世界建立关联感的渴望，以及对底层的同情。从这个意义上，林徽因与左翼的知识分子比如鲁迅，在眼界和关怀受苦者这些地方，并不是没有相似之处。而她能有这样的倾向，在笔者看来更多还是因为她在从事建筑学研究时走访民间的经历。
    费慰梅作为美国的中国专家费正清的妻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与丈夫一同来中国学习考察，并成为林徽因的好友和“太太客厅”的常客，对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的情况比较了解。她后来写作的传记曾详细回忆了梁、林走访民间的艰苦努力。我们从她得知实地考察的工作方式来自二人所受的教育：“梁思成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人。他的教育所包容的，不仅有中国的重要传统，也有坚持实地观察和实验的西方科学。而最重要的是，他生来就是一个行动的人，一个实际的人。……然而另一方面，他对于去农村的艰苦却是缺乏准备的。”这对夫妇以科学研究为目的进入乡土中国，和左翼的革命工作者在目的和方式上都迥然不同，这种不同使得他们和民众不会正面深入交往，而是擦肩而过，注意力转向别处。虽然也是了解了中国状况，但民众是风景，古建筑才是目的。所以林徽因既不是单纯在艺术中逃世的人，又有京派边缘旁观者的苦闷。另外，林徽因作为著名的“太太客厅”的女主人，生活中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与京派上流知识分子的聚会交往上，所以对于她的普罗情怀也不应作过于夸张的估计。沙龙里的谈笑风生，与知识女性如冰心、凌叔华等的微妙对话，爱慕者如徐志摩、金岳霖的追求，与梁思成的平稳婚姻，与京派文学家沈从文等人的交往和提携文学后进，这些在林徽因的传记里或许更为主要。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她和各种学科的知识分子的交往也打开了她的视野，或许对她能看到大社会也有引导之功。但她看向窗外，或许更多的也正像《窗子以外》中写的那样，不过是在沙龙女主人生活之余，向更大的世界眺望的一种不安。而这个大世界，或许要等到抗战爆发把她拖入流亡命运之时，才真正不能回避地摆到她眼前。
    有研究者曾指出，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没有能更好地利用写作生活中寂寞，做更深邃的沉潜思索，这是站在艺术完美性的立场上的立言，或许多少也可以适用于京派作家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但在笔者看来，这种京派作家、现代派诗人在临窗的过程中分享的“寂寞、孤独”的蛀蚀感，恰恰有着处在他们那个历史境遇中的必然性。中国近现代的一个特征就是历史的推进直接关涉到了每一个历史中人的命运。在这样的时刻，做一个历史的临窗者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参与中国人集体命运的抉择，而自己命运也是包括在内的。这样的放弃带来的，是不能自主的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必然会在艺术中反映出来。所以林徽因的情爱悲欢、沙龙风流，或许也包含着一种末世颓废之感，临窗者主要维持的仍是个人的室内生活，窗外终究类似于风景。如果说四十年代抗战中的沈从文、冯至等人创作出了沉潜到生命本源的沉思，那是因为他们虽然有战争的威胁，但已不再那么强烈地困惑于时代中自己的位置问题，不再是逃避的。无论居于幽暗而努力，或者艺术疗救国民性，都是向着中国人集体命运的去向问题交出的答卷，是有着与人民的世界的关联感的，哪怕它们可能过于理想化。而三十年代京派的“临窗”相比起来，是一个形象化表达：包含了他们出于阶层身份、教养趣味等原因无力或不愿进入的动荡世界的境遇，和只能抓住艺术之美安身立命、对一切做有距离地静观的生活选择。而对于林徽因个人来说，我们有时仿佛可以感觉到，她在临窗远眺之时，也是对于向窗外的世界伸出一只介入的手有所渴望的。
    二、向外眺望：林徽因编《小说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虽军阀混战、强国欺凌，但整体还是相对和平，有一个名义上的全国性政权，处于全面战争酝酿未发的阶段，人们——尤其是文化城北平的知识阶层——享用着相对的安宁。因为这样的历史条件，林徽因得以在三十年代安心从事建筑学研究和参与文艺活动，在平津核心作家圈子里活跃而重要。1936年，这个大时代里“临窗的眺望者”因为文艺上的威望而被京派圈子邀请编选一本小说选集，即《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以下简称《小说选》）。
    邀请者是萧乾，这时候是著名报纸副刊《大公报·文艺》的主编。萧乾原本是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学生时代的处女作《蚕》受到沈从文赏识，被登载在《大公报·文艺》上。林徽因看后十分欣赏，两人因此结识，常在京派文艺沙龙上见面。1936年是新记《大公报》创刊十周年，作为一种纪念，报社决定编一本小说选，萧乾因此找到林徽因，因为“只有徽因最适当，因为从副刊创办那天起，她就每一期都逐篇看，看得认真仔细。”林徽因很快选好篇目，她选了1933-1935三年来登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小说30篇，正如《小说选》的销售广告所称：
    难得这么些南北新旧作家集在一处，为你做一个“联合展览”。单人集子使你对一个作家有深切的认识，但如果对文艺想获得一个综合的比较的印象，只有这样一本精彩的能满足你。
    可以看出，《小说选》的特色之一就是其包容性和代表性。“南北作家”大约指涉着当时互相对立的“京派”和“海派”差异，“新旧”应当是指著名作家和文坛新人共处。这样一来，《小说选》就反映了较为完整的1936年新文学的北方文坛状况。并且，无论是《大公报·文艺》还是林徽因编选的《小说选》，都不完全是京派展览。正如研究者指出的：“仔细梳理《大公报》文副，其实在上面纵横驰骋的绝不仅仅是学院化的京派名流，它的作家构成是相当复杂的。”《小说选》也不囿于京派，诸如乡土文学家蹇先艾、东北作家群李辉英、京味幽默作家老舍、左翼文学家沙汀、张天翼的作品也在其中。可以说，林徽因的阶层虽属于学院知识分子，但她的眼光是开阔的，心态是包容的，只要符合她的文学原则，她不会有太多门户的考虑。也因此，书出版后有评论说，这本书和另一本开明书店的十年小说选“可以代表中国短篇创作的现阶段”。
    至于林徽因的文学评判原则，在《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清楚地表达过了。最重要的，就是如前文提到的——要“诚实”：
    即是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小说的情景即使整个是虚构的，内容的情感却全得藉力于迫真的，体验过的情感，毫不能用空洞虚假来支持着伤感的“情节”！所谓诚实并不是作者必须实际的经过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
    正因为这样的对于“诚实”的追求，林徽因对于当时的文坛写劳工社会、乡土色彩成风表示了不满，认为：
    ……（写劳工、农村——引者注）以创造界全盘实验来看，这种偏向表示贫弱，缺乏创造力量。并且为良心的动机而写作，那作品的艺术成分便会发生疑问。我们希望选集在这一点上可以显露出这种创造力的缺乏，或艺术性的不纯真，刺激作家们自己更有个性，更热诚地来刻画这多面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
    话说到这里，尤其是批判“为良心的动机而写作”，其对于左翼文学的局限性的指涉已不言自明。林徽因反对观念演绎的文学，重视生命体验的真实，是相当典型的京派重视艺术性的文学标准。在这样的标准下，我们或许也可以来对《小说选》题材内容进行粗略的考察如下：
    ◎乡土生活（9篇）：《美丽的梦》、《箱子岩》、《报复》（杨振声）、《乡约》、《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这年头》、《驿路上》、《荤烟划子》
    ◎学生、知识分子生活（8篇）：《蚕》、《小还的悲哀》、《疯子》、《听来的故事》、《钟绿》、《书呆子》、《路路》、《道傍》
    ◎中上阶层日常生活、恋爱（5篇）：《蚕》、《享福》、《路路》、《求恕》、《无聊》
    ◎军旅、战争、逃难（5篇）：《一点回忆》、《避难》、《书呆子》、《过岭者》、《黎明》
    ◎小人物（12篇）：《美丽的梦》、《报复》（李同愈）、《报复》（杨振声）、《阴影》、《乡约》、《失业》、《吉公》、《这年头》、《驿路上》、《善举》、《小蒋》、《荤烟划子》
    可以看出，乡土生活作为流行题材，写作较多，但9篇都是有生活实感的作品，尤其是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京派多是学院派、中上阶层，因此相应题材的作品也较多。30年代的中国笼罩着战争阴影，这也反映在了题材选择中。而另一个相当反映京派特色的，是描写“小人物”的作品数量巨大。相比于左翼文学把一切个人生活都编织进宏大革命话语中的努力，京派作家对于“小人物”的重视，可说是执着地坚持着个人生命体验的先于观念的真实性。个体的人的生存境遇、凡夫俗子的日常悲喜，这其中的伦理和审美意味是京派作家倾心的方向。当然，诸如《乡约》这样的左翼作家沙汀的作品，因为并没有简单粗糙地以观念裁剪现实，艺术上是成功的，所以也得到了接纳。
    作为大时代的临窗眺望者，林徽因极其欣赏沈从文。后者和她迥然不同之处在于人生经验的丰厚。《小说选》选沈从文作品最多，共有四篇。其中《箱子岩》一篇发表于1935年4月《水星》杂志，并非《大公报》文艺副刊范围内文章，这也是选集中唯一的一个“犯规”现象，不知是否是编者太过喜爱，偷渡进来。费慰梅说：“她（林徽因——引者注）很喜欢他（沈从文——引者注）的作品的艺术性和它们所描述的那种奇异的生活——这距离她自己的经历是如此遥远。”或许对于林徽因来说，沈从文构成了她临窗所眺望的重要的风景之一。她和沈从文有着相通的文艺价值观，因此沈从文“诚实”的写作容易让她认同，而其中的经验为她展开了一个广阔瑰奇的乡土想像，让她借助文学从幽闭中开出一扇窗，可以向外眺望并把种种人事消化成对她来说可理解的。其实整个《小说选》的选辑，都显示了林徽因通过文学向窗外眺望的努力。而这个努力的方向是向着中国广大的乡土现实、转折时代小人物怎样安身立命、以及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位置和生活方式……都是关注现实生活的，一点也没有逃世的意思。这是林徽因的可贵之处：她展望的世界或许仍不免是小的、常常是二手的，但是她表现出了一种与左翼的方式不同的带有想象性的对于民众的关注，这关注中有着一个高雅书斋知识分子的与民众世界建立某种关系的愿望。
    考察《小说选》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京派群体一种较为开放、包容的态度。比如萧乾的创作，林徽因选了三篇。《蚕》作为处女作，实际上是在思考“神”的存在与否；《小蒋》有作者自己早年底层辛酸经历的影子。这两篇小说感情饱满、体验真实，林徽因应该是欣赏的。但最后一篇《道傍》基本脱离了个人生活体验范围，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1997年萧乾回忆说，这篇小说是受了巴金影响，巴金指点他“一定要跳出写自己童年的圈子，要关心广大世界，关心人类的命运。”这样的写作预期，使得这篇小说在笔者看来有些做作，或许稍微不那么符合林徽因要求的生命体验的“诚实”，而是观念化了。但是这是另一个京派作家向外扩张自己的关注范围和参与大时代、与人类集体共命运的努力，这种努力或许对林徽因是有吸引力的。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群临窗者的姿态，细究起来其实并不简单，而是与同时代人介入的努力、整体的关怀盘根错节地勾连着，蕴含着一种变动的势能。
    三、临窗姿态的演变与意义
    林徽因的临窗生涯，终于随着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的爆发而被打断了。战争爆发时她和丈夫梁思成正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在写给年幼的女儿梁再冰的信里，她表示：“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这里我们看出一点，就是林徽因对中国的命运，从旁观而渴望介入，变成了切实而自觉地要参与进去。比如要留在北平和战争中的中国共命运的许诺。当然，随着日军的步步逼近，林徽因最终还是在占领前夕离开了北平，和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一道流亡向西南大后方。但是，这种选择并不是意味着回避战争，因为这样的总体战是任何一个国民都回避不了的。时代将她的生活裹挟进一个集体的大命运，按林徽因1939年一篇文章的说法，就是：“每个人参加过这广漠地面上流转的大韵律的，对于尘土和血，两件在寻常不多为人所理会的，极寻常的天然素质，现在每人在他个别的角上，对它们都发生了莫大亲切的认识。”
    在这样的尘土和血里，谁还能临窗？谁还能对于世事保持或审美或焦虑的、有距离的静观？一代京派作家各自离开或苦住平津，展开了各自的命运。有的去了延安，投入战争和革命；有的留守北平走向了附逆的深渊；有的回到家乡，避难隐居并咂摸战时的乡土人事，有的转向西南大后方，辛苦地教书、研究，等待国运的转机。林徽因对这苦难的中国是深深地爱着，她写一个引起她共鸣的朋友的想法：“他感到无论如何在这时候，他为这可爱的老国家带着血活着，或流着血或不流着血死去，他都觉得荣耀异于寻常的，他现在对于生与死都必然感到满足。”并且，战争的非正常状态意外地给予了人和人之间一道强烈的关联：“话不用再说了，现在一切都是这么彼此，这么共同，个别的情绪这么不相干。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我们今天所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让人唏嘘的是，最终是战争、是苦难，把游离的京派知识分子和人民凝聚成一个患难的共同体，民族国家要在共同的苦难分担中诞生。怀着对家国的深爱，也领受着逃难的艰辛，以及知识分子任何时候都不愿放弃学术工作的执着，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先是到长沙，再到昆明，最后安顿在了李庄。那个高雅活跃的沙龙女主人林徽因，在这期间躲避过轰炸，忍受着结核病，操持着家务，头疼于艰难的生计，而仍旧努力于学术工作。她的生活，由临窗者的不能参与的焦虑，换作了千头万绪的生计和劳动的辛苦。对于生活、历史，她是进入了，但除了参与共同体的归属感以外，更多的是埋没她才华的种种琐碎。
    是在这样的生活里，人到中年的林徽因对于从前的临窗生活唤起了怅惘而怀恋的思绪，这在她战时写给沈从文的一封信里可以见出。在这封1937年战争初期的信里，林徽因这样回忆起了少女时代：
    好比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聪明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上所认识的人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象的浪漫人物，却还加上一大堆人事的纠纷。
    这段追忆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其中层次丰富的“远方”。对于少女林徽因，她在父亲书房的窗前看雨，遥想的是在不可知的未来有人来给她爱和陪伴，带她到一个和一大堆纠纷的现实世界不同的美丽的远方去。可见她小小年纪就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临窗者”了——在对世界的知识还不那么丰富的时候，她就有一个进入到广大未知世界中去的幻想。而写着这封信的林徽因，已经是一个经历了丰富人事的女人，正陷在战争带来的疾病、流离与操劳之中，她这时候是怀着一种眷恋的心情在回忆那个一切尚未开始的少女时代。她如今的远方恰恰是在遥远的过去。从这两个层次的远方中我们至少可以感到，林徽因是一个喜欢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进行观照的人，这种观照带给她的生活一种诗意的色彩，而这种远观的诗意恰恰仍旧是“临窗眺望”姿态的题中之意。林徽因现在加入现实生活了，但她的艺术气质仍旧使她一有余裕就展开审美的追忆和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临窗”姿态是她终生保有的富有美学意味的姿态。
    写这封信的同年晚些时候，林徽因在流亡中来到了湘西。这是她的作家朋友沈从文写作灵感的源泉，而沈从文的文章林徽因是相当喜爱的。如果说当年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带给她的是一些关于这里的浪漫迷人的二手经验，那么现在她是亲自来了。她自己说她的感受：“风景愈来愈妙有时颇疑心有翠翠这种的人物在！”林徽因到了“窗子以外”，却对窗外的现实灌注着战前文艺生活中的想象和情调，或者说，她打量世界的方式始终是带着文学底色的，固有文章带来的印象有时先于亲身体验，感知方式类似传统中国文学的“用典”。可见她不是为了加入历史而何其芳式的改头换面，她身上浪漫的、诗人的、临窗幻想的气质仍然不时流露出来。
    卞之琳在80年代曾写有怀念和评价林徽因的散文《窗子内外：忆林徽因》。他评论林徽因的写作说：“林徽因写这些下层人物，由于条件的限制，尽管用生花妙笔，现在读来显得还像隔一层窗子，在他们的‘窗子以外’，但是心在他们的窗子以内。这就有助于促成作者日后内外转化的可能性……”卞之琳说的是林徽因那颗渴望介入民众生活、关心普罗大众疾苦的心，这样的心灵和战争一道促成了林徽因从幽闭的室内走向室外。但是值得玩味的是，她在走到室外的同时也没有放弃精神结构中的“临窗”情结，窗户内外的相对美学仍然存留，这是上文我们详细分析过的。所以“临窗”除了是大时代中的边缘者无力无奈的困守与渴望，还是艺术家对世界进行审美观照的姿态。林徽因作为一个诗人，在变化了的历史环境中，仍然不时流露出“临窗者的眺望”的姿态，虽然因为疾病、事务缠身，因为关心祖国和民众的命运，她之后的生命中再没有太多余闲去摩挲把玩窗子内外的距离美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