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生命——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修晓林著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蒋子龙(左)与本文作者修晓林，一九九六年八月，青岛
    该书是作者基于长期的文学编辑实践，在与作家深入的交往交流中，创作的一本既有“文”也有“人”、既有“情”也有“识”、既有历史也有当下的散文集。书中的文章深情凝重，以绵密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作者在文学界的行走，展示了九十位当代作家的个性风貌。他们中既有老一辈作家巴金、冰心，也有中生代作家陈建功、梁晓声，还有青年作家走走等。这些带有亲历性的叙说鲜活有趣，既是当代文人相亲相敬、相补相助的故事，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的历史记忆。
    做人的诚恳和信用
    蒋子龙是自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繁荣、热烈、佳作迭出的新时期文学中“一夜成名”的作家之一。在那个火热又让人充满无限期待的日子里，他的《乔厂长上任记》等三个短篇小说，获得1979、1980、1982年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他的三个中篇小说《开拓者》等，也获得1980、1982、1984年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可谓是创造了全国性奖项的获奖奇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文学一室担任文学编辑，就琢磨着，能有机会见到这位声名满天下的作家吗？能够得到他的小说稿件吗？文学一室的隔壁，就是我社大型文学刊物《小说界》编辑部，该杂志的老编辑王肇岐，长期“定点定人”与蒋子龙联系，“分片包干，定人定位”，这也是出版社内部约定俗成的“潜规则”，编辑同仁须得遵守。但这并不是说，其他的文学编辑就不能够与一些著名作家接触，更何况，出版社还是鼓励各个编辑室的年轻编辑主动与自己感兴趣的全国各地作家交朋友的。
    机会来了。1985年底，我开始编辑《作家 评论家 编辑家推荐·1985年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全国这么多的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只要我提出名单，经领导批准后，就可放开手脚约稿。此时的我，真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兴奋感觉。蒋子龙就是我热心邀约的一位作家，我请他为该书推荐一篇他所欣赏的短篇并写上评介文章。哪里料得，寄出信件近两个月，还是没有收到他的回信，往他家里打电话也是无人接听。直到多少天后的一天，《小说界》编辑部的王肇岐老师转交给我蒋子龙的回信：
    晓林：
    去年你写信、发电报催我甚急的时候，我正在珠海，两个月后回来见到你的金牌，已经晚了。本应早去信解释，又赶上搬家，正好肇岐兄来信，顺便写几个字向你致歉，请谅解。
    祝编安
    蒋子龙 7.3
    约稿的事情虽然没能成功，但蒋子龙老师对一位素不相识编辑的热心和周到，还有做人的诚恳和信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崇尚老子“虚静”境界
    1988年6月，我到北京组稿，从上海出发前，就想着这次一定要到天津拜访蒋子龙。决心的后面还有着充分的信心：蒋子龙的好友李敦伟（昆明《滇池》编辑部的编辑，后在京创办天勤影视公司，蒋子龙特地为他题写“天道酬勤”条幅）也是我的好友，只要向蒋老师说出这层关系，他该是不会拒绝我的采访要求。而且，我听敦伟说，蒋子龙是一位非常爽快的北方汉子，心直口快，刚直不阿，敦伟说起蒋子龙在云南遇险的故事，特别敬佩他对于友人的火热心肠和豪爽之气：1980年底，蒋子龙受邀到云南边疆采风，崇山峻岭的林间公路，坡道陡弯多，极易发生车祸。越是担心的事情越会发生，因为两车急弯交会时的突发情况，蒋子龙乘坐的小车差点侧翻，他的右脚崴伤，左手擦伤，将小车驾驶员吓得不轻。“子龙反倒先稳定驾驶员的情绪，说自己受伤不要紧，还说这是对方车辆的原因。”与蒋子龙同行的敦伟这样对我说：“回到昆明短期休息后，蒋子龙再次去边疆观光采访，令人想不到的是，子龙点名要那位小车司机再次为自己开车。子龙说，有了教训，就会更加小心，这车，就会开得更好，还请邀请单位的领导不要批评这位驾驶员。司机听了此话，感动得掉泪。”
    我完成了京城组稿任务后，就乘坐火车到天津，出了车站就用公共电话给蒋子龙去电。
    “我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修晓林，跟您联系过。记得吗？”
    “知道。有什么事吗？”
    “我到天津了，想来你家采访您。行吗？”
    哪知，他在电话那头说：“不用来了吧，需要采访就电话里谈好了。”
    我说：“蒋老师，见个面吧。我和李敦伟也是好朋友啊。”为了能见到子龙老师，我搬出了事先预想好的“救兵”。
    电话里略有停顿：“好，那就来我家，我家的地址你知道吗？”
    怀着一种好奇又新鲜的感觉，我来到密云路介元里蒋子龙的住所。刚坐下，随便伸腿、背靠坐椅的蒋子龙就直截了当地问我：“你与李敦伟熟悉？”我回答：“我和敦伟不是一般的熟悉，是很要好的朋友。我曾在西双版纳当过十年知青。”子龙老师说：“那好，那好。”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心灵的距离已经靠近，陌生的感觉已经消除。原来，子龙老师是一位很有特点的外冷内热的作家，正如多少年以后，作家殷红评说蒋子龙：冷和热在他身上绝对和谐。“冷”是他的“特色”，然而当他和你之间已经确立一种信任时，那份“热”自然就在心中了。可以断定，只要能冲破蒋子龙那道“严肃”的防线，就能感觉到他的温暖。他其实挺幽默、挺可亲，也挺热心肠。在那间兼作书房的小客厅里，我问蒋子龙：“你最近在读些什么书？”这时的他，已是用亲切、随和又是信任的眼光看着我，他用右手拇指潇洒地在肩后划了一道弧线，说：“要看的书还真是不少。这几天在看陈鼓应的《老子注释评介》，看得很慢。”他身后的阔大书橱，从巴金的《随想录》到全套“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作品丛书”，还有“简明不列颠百科丛书”整齐地排列着，也有他本人的不少著作。我发觉书架上竟然没有我国许多当代作家的书籍，他好似看出我的疑惑，说他的书橱不放其他作家的书，“因为放了也不会看”。蒋子龙就是如此直率坦言、极有个性的人。
    客厅里的书橱旁，堆着齐腰高的各种杂志，这都是各家杂志社定期寄赠的刊物。蒋子龙直言道：“现在的文学刊物，平庸之作太多。这怎么能吸引读者？”他认为，拜金潮、经商风也毫不例外地冲击着作家们原本自甘寂寞的心态。时下物价上涨，各地杂志索稿又紧，作家们不得不为生计多考虑，又不愁写出的东西没有地方发表，故已是很难静下心来“打磨”作品了。为此，蒋子龙提出应重视老子一再强调的“虚静”境界。他说，“虚静”的生活，蕴含着心灵保持凝聚含藏的状态，唯有这种心灵，才能培养出高远的心态和质朴的气质，也唯有这种心灵，才能导致出浑厚的创作能量。老子认为，人们应该重视一己内在的生命蓓蕾，就这一个层面来说，对于现代繁忙浮躁的生活形态与心理形态，有着深刻又迫切的现实意义。对此，蒋子龙很是佩服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遁世”功夫。塞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风靡全美，三十多年总印数超过一千万册，许多学校还将其列为学生的必读书目。然而作者却隐居在市郊一幢小楼写作，拒绝一切采访，尽量不参加无谓的社会活动。一位记者只能躲在暗处守候，待塞林格到阳台上浇花、散步时，才拍到了他的近照。蒋子龙由此想到，有些人写作匆促，追求一时的浮华名利，这也与一些言不由衷、廉价吹捧的评论文章有关。如果文艺界这种庸俗之气成风，是难出大作家的，而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是没有指望的。无论是阅世未深的青年作者，还是养之有素的老作家，对此都应抱有警醒态度。说到这里，蒋子龙叹了一口气，说：“希望有古代文人之间嘴上说好，心里也说好，不把一说成二的风气。”他还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语：“现在的歌星到地方演出，一出场就是二三十万的酬金，而辛苦工作在第一线的劳动者，他们的收入又是多少？”当时的子龙老师说到这里，嗓门分外响亮，语气格外坚定。蒋子龙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见人就会说出自己的见解，是一位意志坚定和性格爽快的作家。
    蒋子龙斜靠在藤椅中，悠悠地用食指敲击着桌面。“与其拙劣地表达，不如保持沉默为好。我现在很自信很轻松也很超然。慢慢地想，慢慢地写，我常常剖析自己——怎样才能把作品写得更好”。
    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知道，在蒋子龙这种直率与坦诚背后，隐含着一股浓稠的惆怅和不安。听得子龙老师一席言语，我感到，真是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今日之所虑，当是明日之所得。
    回到上海，我将写出的访谈文章寄给子龙老师过目审定，他给我来信：
    晓林：
    好！信悉。那小稿随你怎么处理。只怕报纸不愿让地方。
    编安。
    蒋子龙 6.22
    随后，这篇对于蒋子龙的专访《写作需独处，读书靠静思》，发表于1988年8月20日的《文汇读书周报》。
    人到六十就有了拒绝的权利
    此后八年，直到1996年8月，在青岛双星集团海滨度假村的开业典礼上，我又有机会见到子龙老师。再此后五年，2001年12月，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代会和文代会的全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听朱镕基总理作全国经济形势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报告，开完会出来，在大会堂外面宽阔的场地上，我见到了蒋子龙和陈志红。只见子龙老师身着鲜红的滑雪衫，真是冬天里的一团温暖火焰。几声言语，一个笑容，他径直往前向天津代表团的大巴快步走去，仍是给人以“不啰嗦，快干活”的印象。又是五年，2006年12月，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在北京饭店的阳光自助餐厅，我和蒋子龙、肖克凡同坐一桌，子龙老师向我们传授他的养生经验，说得直接又真切，那眼神，也是充满了暖意和关切之心。
    自2012年起，子龙老师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开设散文专栏“不怪集”，从中可以读到一位正直热情、善良细腻、敢于担当、用心灵和文字探究人生快乐真谛的作家心声——
    人总是要死的，然而对我来说，又是何时死？怎么死？”（《看透生命》）
    在畅销刊物《金色年代》上也读到子龙老师的佳作，内中写道：
    人到六十就有了拒绝的权利，不想参加的活动就不去，不想开的会就不开，不想见的人就不见，不想听的话就不听。人一般越老越宿命，我就越来越相信造物主的公平，我年轻时没有很好地享受青春，到老了反而开始体验自己的青春。（《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曾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担任文学编辑的文学评论家丘峰老师说：“蒋子龙是有情有义的文坛真豪杰，他对人不以官大官小或有钱没钱来取舍，而是以有水平没水平、有真情没真情来交往的。事隔多年了，他还记得我这位当年成为莫逆之交的朋友，并且还写下感人的文字，真是令人难忘。”
    什么时候能再与子龙老师坐在一起，即使不多言语，仅是从他的表情和身姿语言，就能够充分感受到这位当代作家丰厚、多彩又透彻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