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60年代初，张爱玲以当时出访台港的旅行经历为蓝本，创作了英文游记A Return to the Frontier，而近年出土的《重访边城》，则是1980年代初对其“差异极大”的中文重写（而非翻译）。台港何以被命名为“边城”？“重写”基于何种方式和隐衷？本文旨在对“边城”书写所容纳的现象和问题展开细读和讨论：通过对“福尔摩沙”“罗湖桥”两个文本符码加以提炼和考察，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实际是在殖民历史语境、读者阅读期待、冷战意识形态等西方认知框架下，策略性地将台港对峙为“政治边城”；《重访边城》在笔记、游记的文体互动模式中完成“重写”，并通过借鉴《易经》等方式，将台港重塑为“文化边城”。张爱玲以不同的立场、角度与方法，对台港形象的“边城”身份作出定位和调整，这不仅为考察其海外书写和晚期风格提供了一个全新而细腻的典例，还得以在作家形象层面上，建构出一个与1940年代上海创作“轴心期”对话的“边城张爱玲”。
    关键词：张爱玲；A Return to the Frontier；《重访边城》；“边城”书写
    2007年李安电影《色，戒》上映后，在配合香港大学搜集有关“张爱玲，<色，戒>与香港大学”资料的过程中，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拾掇起“一堆三十四页非常混乱”的遗稿，经年底重读、排序、比对，意外发现其竟为一篇题为《重访边城》的完整游记，且与40多年前张氏发表的另一篇英文稿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有关。 当事人“施施然” 的又一次遗物出土，对出版界和学术界而言无疑是“天大的事情”，持有张爱玲作品版权的台湾平氏皇冠公司，借2008年4月号《皇冠杂志》将其公众于世 ，并把中英两版“边城”连同近年发现的《郁金香》《天地人》两篇佚文独立成书，嵌入“张爱玲全集”于2008年9月首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也于2009年6月推出了“边城”简体中文版。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发表于1963年3月28日美国The Reporter杂志，1956年9月20日张爱玲曾在此发表Stale Mates（即后来的《五四遗事》），两篇后来都以中文重写，张与该杂志也算“老搭子”。发表后，张爱玲将其“寄回了台湾给她的朋友看”，并致函宋淇：“‘Reporter’上那篇短文原名‘Frontiers Revisited’，由他们寄一份来给你们，大概要下月底才到。” 宋淇后来在1976年3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刊发《私语张爱玲》（同年3月1日、2日刊于台湾《联合报•联合副刊》）时，将英文篇名一笔带过，颇为识趣地未作出任何中文注释 。文讯不胫而走，刘铮在《几点释疑》中对此有所交代：“许多传记、回忆文章里都提到过（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但多数是从别处转述而来，真正读过这篇文字并谈及其内容的，大概只有宋淇、郑树森、王祯和、水晶、司马新等几位先生。……文章的题目，此前有《回返边疆》、《重回前方》、《重回前线》等几种译法。” 刘铮本人亦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形下，抢先于2002 年12月14日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了对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的首篇全文翻译，译名为《回到前方》。高全之也沿用郑树森的说法，以《重回前方》之名加以介绍 。
    实际上，早在1983年4月7日致宋淇夫妇信中，张爱玲便明言“正忙着改写《重访边城》这篇长文” ，对中文稿早有立意，这让后来基于英文版的众说纷纭，多少有点“无事忙”，“前方”与“边城”亦可谓差之天壤。张爱玲对个人作品的翻译，自有其严谨和独到的考虑 ，向来不容未谙其意者置喙，1994年5月2日她在致夏志清的最后一封信中道：“我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作品让别人译实在painful。” “painful”似乎语带双关，是自嘲还是恐惧？无怪乎张在1992年2月14日给宋淇夫妇的个人遗嘱中交代其作品要请高手译 ，这自然是无力亲为的权宜之策。或许是预感到身后盗译乱象，张爱玲还是提早完成了几近完整的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中文改写版《重访边城》，正如宋以朗所言“张爱玲并不喜欢别人翻译她的作品”，“我今时今日都认为张爱玲对刘先生（笔者注：刘铮）的英文翻译并不满意”，“假如她在世的话，她永远不会容许别人这样做的” 。
    处于直系生成脉络中的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和《重访边城》，成为爬梳、建构张爱玲文本内外书写/旅行历时轨迹的又一组珍贵文献。然而，二者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并非惯常的自作自译。宋以朗在小心比较后，发现《重访边城》不是从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直接翻译的，“新加了很多文字”。 《重访边城》全文一万五千字左右，如果不考虑中西语言在跨语际实践后所造成的文化增补和流失，仅从情节关联性来看，重写超过一万字，可谓“差异极大” 。前后相隔近20年的中英文本近乎各自独立、而非彼此承继，二者不具备讨论译介问题的理想型框架，更适合置于特异的个体语境中加以追溯。从英文“短文”到中文“长文”，这场“边城”书写所容纳的诸多现象和问题，将是本文细读和讨论的中心。
    一、“福尔摩沙”与“罗湖桥”：重返谁的边城？
    1961年10月13日，张爱玲由美国悄然抵台，停留约一周后赴港。张此行相当低调，从筹备到接引，台港两地只知会了麦卡锡与宋淇夫妇——张爱玲此时经济生活的主要赞助人 ，直至临离台才“被一位晚报记者发现行踪” 。后经“打听”和“揣测”，《民族晚报》于1961年10月26日刊出了一篇题为《张爱玲悄然来台——忽闻丈夫得病，又将摒挡返美》的独家报道 。
    时隔近两年后（1963年3月28日），张爱玲据此行撰写的英文稿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才由美国The Reporter杂志刊出。据宋以朗回忆，此文在当时的台湾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回响”：“因为张爱玲到台湾短期旅游，她会见了王祯和，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人，一般反应对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不是甚佳，也许大家对‘祖师奶奶’期望太高了，但仅仅一个星期的短期旅游，不大可能启发出什么高知卓见，而且英文写作也显示不出张爱玲中文的真正功力。” 最末一句或为实情，张旅台时曾与人提及自己双语写作中的经验差异：“先用英文写”，“写得很慢”，相比之下“中文写得很快” 。但启发不出“高知卓见”一说，似有为张开脱之嫌。“高知卓见”当然启发出来了，即后来的中文长文《重访边城》，不仅补写了英文稿所“遗忘”的大量台港见闻，文笔亦卯足了张腔的活色生香。无怪乎台湾文坛对英文稿反应欠佳，其中不少成员曾是张旅台时的陪客 ，阅读期待与实际内容形成巨大反差。既然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对港台读者有意藏闪，那张爱玲“重返”的究竟是谁的“边城”？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并未将“台湾”直接音译为“Taiwan”，而是使用了一个西方词汇“Formosa”代以指称 。关于台湾冠以“Formosa”的命名史，明治时期（1868~1912）日本学者伊能嘉矩在其《台湾文化志》中有所论述：
    “是より先、一面には西暦一千五百年代の初葉を期として、歐洲に於ける絶東航海の機運漸く歩武を進め、端を葡萄牙人が、廣東の一角蠔鏡澳、卽ち媽宮（Macao）を占據するに發き、遠く支那海を北に進みて台灣海峡を通過する航海者により、初めて台灣の存在を、歐洲に紹介せらるるに及びしが、當時亦、「華麗島」の義を寓する イラ•フオルモサ（Ilha Formosa）の地名は、夙に葡萄牙語によりて與へられたりき。……而してフオルモサの稱呼は、爾後和蘭人に其侭承襲せられしが、西班牙人は、其國語化してHermosaといへり。”
    由此可知，“Formosa”源于大航海时代，是着手东方扩张的葡萄牙人在侵占中国澳门时对所见台湾岛的命名（西班牙人将其国语化为“Hermosa”），这一名称后来被17世纪侵台的荷兰人沿用，并在今日台湾得以保留，即中译名“福尔摩沙”“美丽岛”（“Ilha Formosa”中“Ilha”意为“岛”，“Formosa”意为“美丽”）。但如此释名尚不足以揭橥英文稿的深意，其背后另有待透视的命名机制。
    最早出现“Formosa”的文献之一是西方绘制的地图。1554年葡萄牙制图家Lopo Homem在世界地图中首次以“I.Formosa”指代包括台湾在内的弧形列岛，后经16世纪地图的历时沿革 ，“Formosa”的位置指称意义基本得以确定。然而，在雅各•埃斯布兰特松•诺得洛斯（Jacob IJsbrandtsz. Noordeloos）于1625年环岛航测后绘制成《北港图》（Outline of Formosa）以前，多数西、葡制图师却仍将台湾误认为一串离散的群岛， 而非形貌清晰的独立岛屿。确定性与不定性在西方制图师身上构成龃龉：在地理认知尚未明晰时，他们便亟欲通过地图绘制、地理命名等方式将台湾“确定”下来。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地图”是殖民帝国为开展想象工程而施行的三大视觉化手段之一（另两个为“人口普查”和“博物馆”） ，通过地图的命名工程，西方强国不仅加紧对领土掠夺进行视觉化宣示，更集体着手将东方规训于西方认知框架中，为东方确定“合法”的地图表述，“Formosa”实质上是西方收编台湾的命名殖民 。荷兰殖民者对照本国南部“Zeeland”，将台湾西南海岸的堡垒（今台南“安平古堡”）附属命名为“Zeelandia”（热兰遮城） ，无疑是更典型的版图暴力。
    西方以自我为（利益）中心，将台湾命名为“Formosa”，实际上印证了萨义德（Edward. Said）所警觉的“东方主义”，即以自身修辞系统改造东方地理面目，实现“他者化”（other）的东方想象 。而将台湾泛化为群岛的失误，反而凸显了想象的本质，“Formosa”最初只是葡萄牙海员对散布于非洲、南美及亚洲诸多岛屿的通称 ，即便后与台湾确立了指称关系，仍不过是西方思维方式建构出的“想象共同体”，其符号/象征意义远大于实指意义。张爱玲对“东方化”东方的西方认识框架和话语策略显然了然于心，早在1978年萨义德出版《东方主义》（Orientalism）之前，她便使用Orient一词，将台湾定位为西方观看视野中的“东方”（“everyone is visiting the Orient just now”），而“Formosa”亦不简单是张一贯关注和追求“英文写法”精确 的语言反应，如何配合西方的命名习惯 ，书写东方化的台湾想象，这才是张爱玲用力琢磨的文本内部问题。
    在交代下乡游览经历时，英文稿描述了许多中国乘客讲日语的现象，熟稔日语的台湾年轻人占相当比重的事实让“我”吃惊。颇有意味的是，蹭车青年在被驱打下车后，却立正站好回敬军礼，张爱玲推测其为“日式的敬意”（“that reverence was distinctly Japanese”），并直接拼读再现出青年辩解时的日语发音（“Chigaru yo! Chigaru yo!”）。据王祯和回忆，张爱玲会说日语，在乡居花莲时有意用日语与王母交谈 。文本内外，张爱玲主动参与营造“语言政治”（linguistic politics） 下的“Formosa”，凸显出日据时代语言殖民的遗留问题，以及后殖民时期“有声台湾”的身份和状态 。与此同时，张爱玲还直接嵌入中文发音（“Shandi, shandi!”），中、日文在英语世界看来皆属外族方言，与后殖民作家有意使用方言作为对抗英语的书写策略不同，张爱玲似乎更倾向通过这些带有“异国情调”的声口碎片，利用语言的“异他性”（otherness）将台湾置于与西方本体相对的东方边缘，而她笔下前往观看日本影片的“Shandi”（山地人），正是让西方读者惊鸿一瞥的原住民：
    “a gray little wraith with whiskers tattooed on her cheeks carrying a baby on her back and loitering outside a shop along the highway.……I saw gypsylike children in ragged T shirts and skirts, carrying smaller children.”
    《重访边城》自译为：“我只匆匆一瞥，看到一个纤瘦的灰色女鬼，颊上刺青，刻出蓝色胡须根根上翘，翘得老高，背上背着孩子，在公路旁一爿店前流连。……吉卜西人似的儿童，穿着破旧的Ｔ恤，西式裙子，抱着更小的孩子。”
    张爱玲用本身即带有他者色彩的“吉普赛”（gypsylike），将蛮荒的原住民形象（native Formosans）二度他者化，“颊上刺青”的“灰色女鬼”，俨然19世纪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生（John Thomson）镜头下的东方黑白影像 。对于山间居住的“将军套房”，张爱玲亦展开了详实的深描：一连串设有假山、荷池的萧疏院落，点滴霖霪的雨打芭蕉，口吐泉水的石狮子，摆放花瓶、画轴的壁龕及榻榻米等日式家具，甚至基督、儒教氛围下充满性挑逗意味的妓女广告，以及想象中的将军风流故事。张爱玲文字和意象的琳琅繁华，恰恰为西方读者的东方窥奇欲望提供了支撑，而“Formosa”的命名缘由本就附带着强烈的奇观特质 。这些“文化表征” 使“还乡的复杂的心情变成了纯粹的观光客的游兴”（“The mixed emotions of my homecoming of sorts gave way to pure tourist enthusiasm”），“Formosa”统领的英语书写策略使张爱玲跻身为掌握东方想象权的西方观者的一员，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异国情调的“共犯” 。在西方阅读期待与殖民主义的双重规约下，英文稿阐发、界定出了台湾的他者形象，也正是在西方本位视角的二元参照下，台湾才得以描述为“边城”（Frontier），正如萨义德所言：“东方之所以被矫正、甚至是被惩罚，是由于它位于欧洲社会——我们的世界——的疆界之外；东方因此就‘更东方化’了。”
    张爱玲在英文稿中对香港的“重返”远多过台湾，“由于当时的飞机飞过一段距离就要加油，所以要经纽约、关岛、台湾等地才能到达香港” ，台湾只是匆匆路过的中转站（“I got off the plane in Taipei on my way to Hong Kong”），香港依然是张此趟旅行地图的中心，亦是她此生文学地图的中心之一。然而，张爱玲用英文直接记述的并非游览经验，而是香港参与的若干政治故事，其中一则与上海有关：房东太太的一位即将由港反沪的老亲戚，筹备了一出惊心动魄的大规模运输，包括“够放一屋子”的日用物资、香港电影以及送给“官太太”的尼龙丝袜（后两样显然含有张爱玲对当时大陆文化政策和官僚作风的讽刺）。但让房东差点有去无回的并非繁重的物资，而是罗湖边境的严格检查：被物资弄的不耐烦的海关人员，在发现老亲戚钱包无意夹带着两三毛的人民票后，开始展开严厉审讯，因为这触犯了香港与内地间的戒严规定，“捅了大篓子”。
    这里提及的罗湖边境，位于香港及深圳交界，早在19世纪末，借由深圳河一分为二的罗湖，便在清廷与西方签订不平等条约时拨划给中英双方分区而治。建于河上的“罗湖桥”（the Lohu Bridge），则成为象征香港与中国内地关联的地标 。“罗湖桥”的外观形貌被张爱玲记入“有好些自传性材料” 的短篇小说《浮花浪蕊》中 ，而她1950年代初亲历的“过桥”经历，则详见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和《重访边城》：
    “十年前我从罗湖出境的时候，看见乡下人挑着担子卖菜的可以自由出入，还羡慕他们。我们火车上下来的一群人过了罗湖桥，把证件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拿了去送到个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热天，我们站在太阳地里等着。这香港警察是个瘦长的广东靓仔，戴着新款太阳眼镜，在大陆来的土包子眼中看来奇大的墨镜，穿的制服是短袖衬衫，百慕达短裤，烫得折痕毕挺，看上去又凉爽又倨傲，背着手踱来踱去。中共站岗的兵士就在我们旁边，一个腮颊圆鼓鼓的北方男孩，穿着稀皱的太大的制服。”
    “罗湖桥”无疑将香港和中国内地差异化地置于对比结构中：身为英属殖民地的香港展现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背景下特有的现代化繁荣景象，而1949年战后由中共领导、奉行计划经济的中国内地，在此比照下愈显积贫积弱，“罗湖桥”两端的不平衡引发了物资与难民的流动，以及相关的矛盾与冲突。张爱玲1961年重返香港时，正值中国内地物资严重短缺的自然灾害时期，“大饥荒”成为时代标签 ，“饥饿”也是她此时关注的话题 。英文稿记录下“逃港者” 削尖竹竿与追来的机关枪肉搏，硬闯中港边境的难民太多，迫使政府为避免大规模屠杀而停火。1968年张爱玲曾在致夏志清的信中反问道：“中共问题专家最怕‘难民’，因为你的见闻如果可靠，为什么不写，不登出来？” 她不惜将自己真实可考的家族故事 和盘托出，集中呈现分居、徘徊于“罗湖桥”两端的“可靠”难民：“表弟”（原型或为张子静）大学毕业后赴港投父，后因住不惯而返沪，1950年代复生出走念头，却在审查出境时被抓到大学参加国民党社团的证据，被判三年软禁；“我舅舅”独有一女逃往香港，留在内地的两个女儿相继亡故，“舅母”跟丧妻的弟弟同住，“土改”搞到倾家荡产；香港房东给内地穷亲戚寄充饥物资，广东阿姨则带物资返乡，看到“人民公社”食物短缺，她只能以田螺和算是菜的东西果腹。
    象征中港边境的“罗湖桥”见证了生死，张爱玲将其比作连接人间与冥界的性命攸关的“奈何桥”（“That fateful bridge has often been compared to the Naiho Bridge between the realms of the living and the dead.”），即便谋生不成而走回头路是悲哀的，突围难民对富足和自由的渴望仍凿凿可证。“人间/冥界”“自由/专制”的二元环境对垒而出，如此春秋笔法或亦暗藏褒贬。更进一层，彼时在政治阵营上各有投靠的中国内地和香港，以“罗湖桥”为疆界亦模拟出由苏、美主导的冷战两极格局，正如1946年丘吉尔演说后，象征对抗与封锁的“铁幕”（Iron Curtain）降下，严格限制人员、物资与信息流通的“罗湖桥”，俨然红色中国边界的“竹幕”（Bamboo Curtain）。“罗湖桥”实际上暗示了张爱玲所用“边城”（frontier）一词“边疆/前线”的双重意味：既是划分地缘政治的“疆界”，又是双方冲突集中爆发的“前线”。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曾被译作“重回前方”“重回前线”，在大东亚政治地图中，正值政治高压的中共内地无疑正处于“前线”的“中心”位置，而“罗湖桥”南侧的香港则对峙为旁观的“边城”。张爱玲对香港的“边城”定位已然超越地理意义，具有极敏锐的预见性，在今日中西文化、政治版图中，历史造就的香港正背负着“双重边缘”的尴尬身份 。
    “边城”香港显然含有张爱玲意识形态上的用意。发表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的The Reporter杂志由Max Ascoli创办，1949年至1968年以双周刊的形式于纽约对外发行。随着冷战的爆发，杂志开始密切关注特殊的国际形势 ，着力塑造所谓自由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领导角色，对抗冷战苏联一极的宣传活动，为反共分子搭建舆论平台 。俨然记者（reporter）的张爱玲，其身处美方阵营（香港）对中共“前线”展开的报道，无疑切中The Reporter杂志肯綮，发表亦在意料之中。值得注意的是，The Reporter杂志曾有意指责Joseph McCarthy 推行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有违美国的世界理想，而张爱玲1961年访台的接引人也是一位“麦卡锡”——时任美国驻台北新闻处处长的Richard M. McCarthy，《重访边城》开篇提及的“麦先生”。
    张、麦二人的密切关系，始于理查德•麦卡锡1950年代出任香港美新处（USIS）处长时期 。虽然“麦卡锡主义”曾因危言耸听而为美国自由派学者与新闻界所不齿，但这也正折射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冷战期间美国民间普遍疑惧苏联与共产党， 在此背景下，张爱玲与麦卡锡的文学合作，则无法规避其意识形态的干预。1950年代张爱玲驻港写作期间，曾在美新处“中国报告计划”（China Reporting Program）的授意下，完成了两部中共题材的英文长篇小说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The Naked Earth（《赤地之恋》） ；与此同时，美国出于文化冷战目的，通过美新处在台湾推行“译书计划”（Book Translation Program） ，开启外译先声的反共小说——陈纪滢《荻村传》（Fool in the Reeds），即经香港美新处处长麦卡锡介绍，由张爱玲翻译 ，1967年张还为美新处改译出另一部涉及1957年中共反右运动的小说——江文《浪淘沙》 。如此看来，“罗湖桥”两极的对手，反而在思维模式和政策管控方面趋同，正如韩少功所言，冷战思潮下中美互为镜像，以一种“逆向的高倍数放大” 。
    实际上，张爱玲之所以从事关涉中共的文学活动，除与美新处有关的意识形态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基于个人兴趣 。张在致夏志清信中曾多次提及，1966年前后计划写一篇关于中共的散文 ，其若干片段很可能酝酿于A Return to the Frontier；1969年至1971年伯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时期，张在编写“中共语汇”（glossary）之余，完成了一篇关于“文革结束”的长文和一篇关于“知青下放”的短文 ；她还在遗嘱中委托发表自己“关于林彪”的英文稿 。甚至在得知美国女作家Merle Goldman将要出一本“讲一九五七后中共作家的书”后，张爱玲反复惦记，并在出书后借来看，“非常有兴趣” 。
    或许在纯粹的个人兴趣之外，张爱玲对中共的关注亦有潜在的商业化考虑。冷战背景下针对共产社会的创作、报道和研究在美国蔚为大观，得以重返“边城”见证中共前线的东方身份及其经验，显然是张爱玲“投其所好”的绝佳跳板。1960年代前后，张爱玲有意在美国拓展出版市场，连Mid-Century Author图书请她写自传的机会，都想借来帮忙“卖小说”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开篇即提到“我”在机场被一陌生男子误认为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夫人（Mrs. Richard Nixon）的乌龙事件，在得知该男子经常徘徊于此求见美国名流后，“我”敏感到这其实是孤岛台湾对外界，尤其对美国——它唯一的盟友——的友情渴望（张爱玲在文章刊行后曾做修改，“its only friend”后原有的“and therefore in some ways a foe”一句被划掉，似乎要坐实这份台美友谊，见图1 ），这则黑色幽默连同后文谈到的香港家庭渐趋“美国化”现象，很难讲不是张爱玲有意为美国读者设计的“感情牌”。意识形态因素对张爱玲“边城”书写的控制显而易见，但她并非妥协的被动一方，她与美国权力的书写关系更近似相互利用。
    张爱玲所持政治原则向来暧昧、冷静而理智，这使得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所代表的政治书写，近乎遭遇了不可逆转的困境，如她致信宋淇所言：“听那编辑电话上说，似乎（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捺着不登的原因是去年（1962）这里都认为中共不久会垮，不像我说的那样仿佛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中国难民固然在政治风暴中吃尽苦头，但张爱玲运用了近似鲁迅小说《故乡》分析闰土的修辞方式，将苦难归因于诸多合力的复杂作用，甚至个人的不遵古训和才智短浅 ，以揭橥血泪史的不可逆转：
    Many soon found they were not clever enough and resigned themselves to the yearly income from the land—cut down by wars, famines, inflations—and grew poorer and poorer.（Eileen Chang,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
    “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鲁迅《故乡》）
    如此拓宽了历史叙述的多义性和可能性，而较为客观的“边城”报道，显然不利于美方的反共宣传目的，无怪乎张有关中共的系列作品在美国经营惨淡，“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 ，接受困境发轫于“语言障碍外的障碍” 。1966年张计划撰写关于《秧歌》的中共散文，就因“对研究大陆太有兴趣，而且似对以前的中国太否定”，被Prof. Michael认定为“不太反共” 。即使是被夏志清誉为“彻底反共”的小说《秧歌》，实质上亦蕴含着去单边政治化的倾向：
    “《秧歌》耐读，就因其未受单一极端意识形态驱使。我们检视一九五五年英文版《秧歌》引发的书评，就知道那部小说受到推崇，并非迎合了美国某些偏激政治立场。麦老一生结交许多杰出华人作家与艺术家，可张爱玲或是唯一置身于中国近代政治抗争激流，游走自如而明哲保身的例子。”
    由此不难理解美方“委任”的《赤地之恋》，会在当时理应具备政治土壤和舆论环境的台湾遭到窜改和查禁 。1978年陈若曦中共题材小说《尹县长》英译本在美国大受欢迎，张爱玲对此大加评判，表现出少有的“不淡定”，已然看清了被美国文坛认可的“前线”作家形象，正是陈若曦这类饱受打击却仍矢志不渝的“骨子里的社会主义者”，其小说文本的“可信性”（credibility）建立在秉持极端意识形态的一方（美国）对另一方（中共）“幻灭式”书写的利用之上，而非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叙述 ，所谓“幻灭”反而契合了美方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策略 。正如冯睎乾所言，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结尾提及的“进二退一”的中共发展模式，正与张爱玲民国故事《少帅》（The Young Marshal）（1961年张爱玲来台目的之一正是为其补充素材 ）“China was in”（中国进来了）的结尾相接续，张试图从远兜远转、循环更替的宏观历史命运的角度，书写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 。无怪乎她回信将水晶抗议中的“臭虫”讽刺为“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 ，膈膜于中共领导却又确证台湾隶属中国的“张调” ，颇易引发彼时（及当下）台湾读者浮想联翩，而她将前往接机的麦卡锡化名为“Mr. Chu”，似乎是为了避免被美国读者划归入其政治阵营而有意避嫌。
    廖新田指出，主体再现通常与“论述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 有关，而论述形构不可避免地受权力操控，“因此谈论主体和主体性，是一个连锁的关系性考察而不是实体的描述，是一个各方力量的角力呈现与位置的选择” 。张爱玲对“福尔摩沙”与“罗湖桥”两个文本符码的形构，折射了话语背后复杂的权力角逐，被置于殖民历史语境、读者阅读期待、冷战意识形态等西方认知框架下的台港，在与权力“中心”的对峙结构中，被策略性地塑造为“政治边城”，有所龃龉的张爱玲仍处于话语被动方，与“边城”同样面临主体再现/表述的危机。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中的“政治边城”显然并未尽意，以至于20多年后，她主动突破晚期创作的“writer’s block”（作者心理阻滞） ，大规模重写“自己觉得非写不可”的《重访边城》。
    二、“去政治化”后如何重访：笔记、游记的想象
    1983年始 ，张爱玲着手重写“边城”的主要动机和策略，是对英文稿进行“去政治化”的修正和补充。《重访边城》近乎删净了英文稿中的政治叙事，留用的部分细节也另作处理。譬如对于港报“十三妹专栏”登载的一则难民故事 ，张爱玲附加了一段“火星直爆”的评论，指责旅港年青人行事的冲动和无知，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将其归为“对人性有讽刺性结局”的好素材，如此弱化了原本对政治暴力的指摘意味，以及父死女悲的哀情色彩。而开头张被误认为尼克松太太的糗闻，也因1970年代尼克松总统参与的中美互访，消解了政治话题的敏感性。相较于之前写作语言的束缚，以及政治权力对文学书写的潜在干预，中文重写无疑为张爱玲提供了更为自由的话语空间。然而，新的束缚亦相伴而生：港台经历已隔廿余载，如何突破遗忘的牵制，在无法空间“重返”的情况下，纸上完成不失真的“重访”？
    “重访”主要借助了旅台时的个人笔记。据王祯和回忆，到花莲乡下游览的张爱玲“边看边做笔记” ，而她自己也坦白“多年后根据当时笔记作此文” 。台港风光基本按移步换景的线性游览顺序展开，还原了陈若曦、王祯和等当事人提及或缺省的诸多细节。《重访边城》行文的一大特色是多用问句，以提问/反问的手法对旅行见闻施以考证和揣度，凝集了张爱玲个人独特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或许也有写法上对异时异地无法落实的严谨考虑。
    另外，张爱玲还注意收集地理/游记类报刊素材，对二手文章、影像进行观察和想象。例如，在文中唯一的“注”中，对鹿港龙山寺古朴原貌及守护神的描写（“凶恶的朱红脸，不屑地撇着嘴，厚嘴唇占满了整个下颏”），就参照了台湾《光华》（Sinorama）杂志1982年第11期刊发的图文（见图2、图3） ，而张对机场建庙和岛民宗教发达缘由的推测，也可能受此文启发 ；该“注”还参阅了12 月251期《时报周刊》刊登的黑白神像；正文中另有一处描写“男子抱神像”，也直接来自照片观看经验（见图4） 。张爱玲曾向宋淇夫妇表露过对异地旅行的渴望 ，但现实却是“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 ，因而只能依靠笔记、报章和影像，将个人对地域的想象诉诸游记的阅读和书写。她曾给1983年前往中国大陆的夏志清回信道：“真希望你写点东西关于此行。大陆游记虽多，我总是等不及地看，尽管看了失望。像你说的上海就如在目前。当然不像写普通游记简单，也许你不会写。我到过的国家实在少，能旅行总想去没去过的地方。香港我六〇年间去也已经完全改观。” 《重访边城》显然不是简单的“普通游记”，或许是为了保持20年前台港旅行的原初感，“会写”的张爱玲只是将20年后的材料作“注”，没有写进正文， 而在她的整个书写体系中，该游记的功能也远不止于地理想象。
    对张爱玲而言，游记、笔记两类文体杂糅共生。游记不仅依据笔记成文，游记本身亦兼具笔记的属性和功能，而对张创作积累起关键作用的笔记，有些也直接生成于旅行，典例是近年出土的《异乡记》。据宋以朗目验，这部未完成的游记体散文，实际上是一部原题作“异乡如梦”的八十页笔记本，讲述了1946年张爱玲由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途中的见闻，更重要的是，宋经比对后发现其为之后《华丽缘》《秧歌》《怨女》《小团圆》等诸多创作的素材底本， 这无疑强化了游记固有的笔记性质。《异乡记》为理解《重访边城》的文本功能提供了契合的参照，这部以港台旅行笔记为前身的中文游记，或许又再度成为张爱玲晚期创作以期参考的素材笔记，毕竟它与《异乡记》等“笔记簿”样态的遗物都是“压着未发”的 ，且其中已有两处细节被张转写进1990年代的《对照记》，一处是对台湾女学生制服的印象 ，另一处则是中共建国后，身着配给布的张爱玲因登记员“认识字吗？”的一句询问，得意自己“不像个知识分子” 。如果她未早辞世，《重访边城》也许会培植出其他创作。
    “重写”是讨论张爱玲文学活动的核心话题之一，个体家族故事则是她“重写”的主要对象。王德威曾将《易经》《雷峰塔》与其它文本比较阅读，由张爱玲的“重写”现象提炼出一种穿越修辞、文类以及语言界限的“衍生”（derivation）、“回旋”（involution）式美学。 《重访边城》《异乡记》或许可以从文体互动的角度，为“衍生”“回旋”式的“重写”提供另一种观察思路：在家族故事的小历史之外，具备笔记属性和功能的游记书写，带动起一系列不断“笔记化”的回炉式“重写”模式，而游记本身就携带着大量家族史以外的“片段”，这些素材被张爱玲“带东带西” ，构成了广义上的文本旅行。不过，王德威的研究思路反而推进了问题的进一步深化：除却旅行笔记，重写“边城”是否还有家族故事等其它可供衍生的资源？
    三、重访《易经》：文化边城中的“风景画”与“更衣记”
    《重访边城》所依据的另一个资源底本，正是1957年至1964年间张爱玲集中撰写的自传式英文长篇小说之一《易经》（The Book of Change） 。但“重写”对象并非家族故事，而是张直接参与的两次文化体验。一次是在由港返沪途中，海上遥现的台湾山水给张留下的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印象”：
    第五天甲板上有吵嚷声。琵琶听见比比喊她，奔出去同她一块站在阑干边。（中略）
    她紧贴着阑干，探出头。高高的天上悬着两座遥远的山峰，翠绿的山蒙着轻纱，一刀刀削下来，形状清峭，只在中国山水画里看得到，半山腰上云雾缭绕。是东海上三座蓬莱仙岛？浮在白茫茫的天上，不可思议。人人都瞪着看，唯恐一眨眼就消失不见。
    “是台湾。”她听见有人说道。（中略）
    “是不是很像中国画？”比比同琵琶道。
    “是啊，我不知道真有这样的山。”
    “你现在知道我说中国画更美的意思了吧。” （《易经》）
    我以前没到过台湾，但是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为躲避轰炸，航线弯弯扭扭的路过南台湾，不靠岸，远远的只看见个山。是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浅翠绿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近山脚没入白雾中。像古画的青绿山水，不过纸张没有泛黄。倚在船舷上还有两三个乘客，都轻声呼朋唤友来看，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大声。我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没敢走开一步，怕错过了，知道这辈子不会再看见更美的风景了。当然也许有更美的，不过在中国人看来总不如——没这么像国画。（《重访边城》）
    此次台湾山水的视觉经验，更早见于1945年3月刊于《天地》月刊第18期的对话语录体散文《双声》，“比比”即好友炎樱。但《双声》只是在张、炎二人对谈日本文化品格时对其一笔带过（“路过台湾，台湾的秀丽的山，浮在海上，像中国的青绿山水画里的，那样的山，想不到，真的有！” ），并未形成《易经》以至《重访边城》中如此详实而情节化的独立风景面貌。“白雾缭绕”“欹斜秀削”颇符合石川钦一郎等日本画家对台湾山景的形貌描述 ，但似乎更为了照应张爱玲对山水如画美（古典中国画）的风景定位。
    另一次则是1940年代初，张爱玲与炎樱于香港中环购买制衣“土布” 。炎樱用唾沫试验衣料褪色与否，这个质检情节所隐含的对色彩的鉴定态度，在“边城”的“重访”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张爱玲调动个人熟悉的历史文献和阅读资源（如古画，文人回忆录，《海上花》《儿女英雄传》 等章回体古典小说），对中国衣料的用色、图案等审美传统，及其审美选择背后的逻辑和成因，做了详实而独特的爬梳钩沉。这种悉究本末式的知识考古，其动力实则来自张对服饰文化的“狂热”（clothes-crazy ），“衣料”以衣服为话题核心，激活（或者说“复制”）了《更衣记》（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所代表的时装生活史的书写类型。
    如果将建筑、风俗等也视为广义的风景，《重访边城》几乎是在整体架构上延续了上述两处“重写”《易经》的视角——“风景画”与“更衣记”，以实现台港两地由“政治边城”到“文化边城”的身份转换。如何在二元对照的相对关系中再造“文化边城”？正如前文“如画山水”就“南台湾”给出的方位提示，张爱玲实际上有意将台港置于“南中国”的地理空间中加以追溯。譬如，在描述台北庙中祭祀的神农像时，张认定其“半裸”“深棕色皮肤”正是“上古华南居民”的外貌特征，且在南、北方对比论述中将“草药发明者”归宗为“华南人”；“紧凑曲折”而引人遐思的台湾院落，被归类为与“方方正正的四合院”不同的“南中国建筑”。“北中国”所代表的中原文化主流，将“南中国”对峙为文化地理版图上的族群边界即文化边疆 ，“南中国”不仅保留着中原或已消逝的“古风” ，还深受无以流播北方/内地的海外文明的文化塑形 ，其殊异于北方的文化迹象只能回返“浩如烟海”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辨。重访历史正是张爱玲重访“边城”的书写策略，唐宋、明清等中日、中西文化交互影响的历时序列被重新打开 ，这使得台港在“边城”的空间框架之外（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主要是在空间层面上塑造“政治边城”），凸显了历史的时间维度，正所谓“这里的人在时间空间上都是边疆居民”，借用菅原真弓研究日本浮世绘版画的说法，“历史的空间”使风景获得了时间 。
    张爱玲为何选择从“边城”的角度重写文化台港？换言之，《重访边城》寄托了她的何种文化态度和情怀？这仍需求诸前文的《易经》细节：香港中环购买的“土布”，实际上是三种同样花色（单瓣浅粉色花朵，配并蒂黄绿叶）、不同底色（玫瑰红、碧绿和深紫）的印染花布 。（见图5）《重访边城》在此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服饰色彩传统，并反复强调该花布专用于乡下孩童制衣的本来功能 ：“这些鲜艳的土布是专给乳婴做衣服的”，“鲜艳的色彩只有保守性的乡农仍旧喜爱，沦为没有记录的次文化”。这已经暗示了张爱玲的文化忧虑，因为如此古老的“次文化”在购买地香港已近乎绝迹 ，被都市时装的现代风尚所淘汰 ，即便在残留地“乡下”，“浓艳的彩色也终于过了时”。对台港所属的“南中国”而言，“过时”正是其边缘文化身份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的显现与消亡，皆归因于文化主流对文化格局的统御（“闽南塑像的这种特色，后来如果失传了，那就是交通便利了些之后，被中原的主流淹没了。”）。“华语语系”（Sinophone） 视阈下的文化边城，在“去政治化”重写的同时仍面临着被“中原”吞并的文化政治 。如此看来，购买花布俨然带有挽救文明的意味 ，而身穿花布的“森森然，飘飘然”，应部分基于文化消亡所带来的“惘惘的威胁”。
    宇文所安在讨论中国古典文学的“追忆”（Remembrance）情结时，曾提到“举隅法”（synecdoche）：借助流传下来的历史残片（“历史的一隅”），失落的文明整体得以重构 。调动张爱玲的说法，她对服饰色彩“全史”式的建构，借助的不过是“古人的衣角”。《重访边城》实际上广泛使用了“举隅法”，从“更鼓宵禁的时代的遗迹”，到“古中国”保存下来的“一鳞半爪”，张爱玲微观的台港古物（如古建筑）与古风，无不是存留至今的历史“遗迹”（traces）。或者将其描述为广义的“废墟”（ruins）更合适，因为作为定义“记忆现场”（site of memory）的两个相反方向，“遗迹”强调人类痕迹的存留和展示，而“废墟”则强调人类痕迹的消逝与隐藏 。张爱玲举隅的根本用意，并非以此再现台港文化“完整的亘古的存在”，而是寄托古老文化难抵绝迹命运的文化隐忧，《更衣记》时期的文化自信和骄矜已然让位于苍凉的文化“招魂”，正如巫鸿所言：“凝视（和思考）着一座废弃的城市或者宫殿的残垣断壁，或是面对着历史的消磨所留下的沉默的空无，观者会感到自己直面往昔，既与它丝丝相连，却又无望地和它分离。” 为了倾吐这种与文化分离的无望，张爱玲更为直接地展开了与“废墟”的对话。
    《重访边城》中，“全岛大拆建”的香港让张爱玲触目惊心，“邮筒半埋在土里也还照常收件” 。“半埋”象征了全港“建设”（Construction）与“拆迁”（Destruction）并存的城市化状态：张爱玲记忆中的老房子早已拆除，而新建的水泥建筑又“粗陋地惨不忍睹”。而在台湾，台北机场与大庙比邻而建，古建与乡野充斥着极具“听觉现代性”的流行音乐（如爵士、摇滚） ，轻巧而拥挤的新建房屋“仿佛也同样是暂时的”。现代城市文明既破坏古老的“废墟”，又创造新式的“废墟”，以不可抵挡的姿态侵入原有的“边城文化”，创造出“时空的混乱”。
    张爱玲1976年曾致信夏志清：“我还是60’去台湾的，还赶上看见些旧建筑。都拆了不知道叫游客去观光什么？” 拆建中的都市化台港，与前文讨论的中原主流对边疆遗风的淹没，共同触发了她的文化焦虑，这使得其笔下的“文化边城”弥漫着稍纵即逝的荒凉幻觉：对于香港土布，“爱抚它的时候也已经被抛弃了”，“像抓住了古人的衣角，只一会工夫，就又消失了”；而海上注视古画般的台湾山水，仿佛将其“一饮而尽”，但“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现衔着空杯”。冯睎乾曾将《少帅》与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对比，指出张爱玲擅用奇幻的书写方式 ，陈建华则尝试从“奇幻文类”（Fantasy）的文体角度，挖掘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 。这类“幻象”在《重访边城》中亦有显现 ，但主要用于渲染故地重游的今昔之感，与上文恐于文化消逝的幻觉并不相同。正如1944年张爱玲在《<传奇>再版的话》中所言：“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她已经预感到传统文化的难以挽留，因而要赶在“跟它诀别”之前，以重写“文化边城”的方式，完成对台港的文化追忆和文化怀乡。
    从1960年代初英文版的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到1980年代初中文版的《重访边城》，张爱玲以台港旅行的实地经验为蓝本，铺展开错动、复杂而漫长的“边城”书写轨迹。作为唯一一套台港合写的长篇游记体散文，中英“边城”文本不仅容纳了张爱玲对两地的个人观察，更以“重写”的形式，前后对照出其隐蔽在文本背后的思想差异。从“政治边城”到“文化边城”，张爱玲启用了丰富多样的书写策略，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对台港形象的“边城”身份作出定位和调整，以寄托作者异时异地的隐衷。这个庞大的文本工程所引发的现象与问题，基本触及了1949年建国后张爱玲于海外展开的诸多文学活动，因而，“边城”文本不仅为考察其海外书写和晚期风格提供了一个全新而细腻的典例，还得以在作家形象层面上，建构出一个与1940年代上海创作“轴心期”对话的“边城张爱玲”。
    作者简介：曲楠，90后，山东威海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刊有论文《“豆棚瓜架”下的“姑妄言之”：<聊斋志异>题诗与周作人思想关系考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