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仅有战争的残酷更有命运的抗争
    ■ 这是一部具有国际背景的抗战小说
    ■ 这是一部将战争的残酷与百姓的日子妥帖地融为一体的抗战小说
    ■ 这是一部将人的命运紧紧嵌入了战争进程的小说
    九月三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之时，伏于案前就一部抗战题材的小说写些读书札记，一时竟有些不知从何落笔。
    有人说：重大事件往往产生伟大或重要的作品，比如围绕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前苏联就产生了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和萧洛霍夫的 《静静的顿河》 等，在美国则产生了诸如赫尔曼·沃克的 《战争风云》、威廉·夏伊勒的 《第三帝国的兴亡》、约瑟夫·海勒的 《第二十二条军规》 和斯蒂芬·安布罗斯的 《兄弟连》 等……
    又有人说：在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组成部分的东方战场，围绕着抗日战争这一重大事件迄今则尚未产生伟大的作品。
    关于前一种说法，我想大家都不会产生异议；而关于第二种则至少会存有分歧。而在我看来，与其空论，莫如实实在在地关注与研究一下有关这方面题材的作品更为实在，比如张翎的长篇小说新作 《劳燕》 就提供了一个值得评析的文本，姑且不论是否伟大，但这至少是一部特色鲜明的有关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新作。
    以“劳燕”为题，脑子里率先浮现的自然就是出现在 《诗经》 中那“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的意境，但作品中那生死的分离和只剩灵魂再聚首的结局既非“典故”中的“劳燕”所能企及又不是鸟儿的自然属性所导致，而导致这种结局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我们发起的那场血腥的侵略战争。这里的“劳燕”要么是阴阳两界的再聚首，要么是再聚首后的欲言还罢，终究还是个生死两茫茫。不仅有战争的残酷更有命运的抗争，这也正是《劳燕》 成为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抗战题材长篇小说新作的理由之所在。而这种特色再具体点说至少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这是一部具有国际背景的抗战小说。以往我们读到的抗战小说，有的虽也有涉及国际化内容，但更多要么是就中国本土的抗战写抗战，要么则是孤立地写中国远征军的海外作战，这样一来，客观上多少有些形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分离的效果，而 《劳燕》 的处理则显然别开生面。作品不仅具有鲜明的国际背景，也是我们迄今为止首部涉及美国海军秘密援华使命的文学作品。用张翎自己的话说：“在一本由参与过秘密援华使命的美国退役海军军官书写的回忆录中，我偶然发现了玉壶的名字。我的心在那一瞬间停跳了几秒钟，我的震惊几乎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完全没想到那个离温州市区只有一百三十公里、当年闭塞到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曾经和那场惨烈的抗战有过如此密切的联系———它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八训练营的所在地”。其实，又何止是张翎本人的震惊几乎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也未必知道这段历史。《劳燕》 就以这段尘封了多年的历史为背景，不仅厚植了作品的土壤，四位主人公也就自然地一一登场亮相，姚归燕、比利、伊恩·弗格森、刘兆虎，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身份，遭遇不同的命运，共同演绎出一场国际正义之士携手抗战的大戏。
    这又是一部将战争的残酷与百姓的日子妥帖地融为一体的抗战小说。全书近30万字，真正触碰到战争的文字并不是很多，但无论是刀光剑影还是岁月艰辛，读者感受到的都是入侵者的残暴和受害者的抗争。作品中惟一一次正面描写敌我两军正面对抗的行动就是美国教官伊恩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八训练营的16名中国学员前去偷袭日军军需品仓库，行动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中方也付出了学员鼻涕虫和军犬幽灵的生命。而更为令人动容的则是鼻涕虫那身首分离的遗体被运回后，姚归燕“小心翼翼地捧起他那颗已经和身子分了家的头颅，安放在自己的腿窝里”，“在漫长的犹豫和决绝之间，终于把那具支离破碎的尸身缝成了一个整体”的那段描写以及名优筱艳秋对鼻涕虫那独特的送别方式。仅此一战，有军有民，一方是有勇有谋，另一方有情有义，读来怦然心动。
    这还是一部将人的命运紧紧嵌入了战争进程的小说。《劳燕》 的叙事一开始就直接呈现出作品中所有主人公已然死去的事实，三位男性比利、伊恩·弗格森和刘兆虎先后以亡灵的形式相聚于一个叫“月湖”的地方，践行当年“生前别离，死后相聚”的约定，三人的话题几乎都是围绕着那个叫姚归燕的女性主人公展开，在比利眼中，她是天空中的星星斯塔拉；在伊恩·弗格森那里，她是大自然中的风温德；在刘兆虎那里，她是那个和自 己命运缠绕一生的贵人“阿燕”。这些个不同的视角共同还原和补缀出一段前尘往事，再现出逼仄苦难的战争环境下各自命运的起伏跌宕。作品特别设置了1941年和1946年两个节点，而无论是哪个节点，四位人物的命运都因“二战”而被反转，牧师比利在战火中救助了被日军凌辱的中国女孩阿燕，由此陷入信仰与情义的心理鏖战；伊恩·弗格森因爱国而加入“美国海军中国事务团”，与少女温德由相识、相恋到相忘。刘兆虎，机缘巧合地成为特训营学员“635”，虽曾因流言与俗见背弃了与阿燕的婚约，但最终则与其相伴至死。姚归燕，在战乱中从一位被侮辱被伤害的乡村少女蜕变为坚毅独立的乡村医生。对此，张翎坦言自己“写战争并不是只为了写战争，我其实是想探索灾难把人性逼到角落的时候，人性会迸发出来什么样的东西，是在和平的时代里我们平时不曾见过的巨大的能量。”而能量这个抽象的玩意儿在文学作品中一个不错的转换办法就是设置人物命运的波云反转了。
    一般来说，我们读到过的能称之为优秀的战争小说，大抵都会打上两个鲜明的烙印：要么是形象真实地还原与再现战争全景图，要么是鲜活灵动地展示与凸现人物命运在战争中的各种巨变。两者当然各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但客观地说，前者优秀的史书也差不多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而后者的独特功能则惟有优秀的文学作品方能抵达。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前者更多的是入脑，直接给人以知识，后者更多的则是入心，在感动中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我无意在两者间进行孰高孰低的价值判断，而只是想说在不同的形式间，的确有一个不尽相同的功能发挥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长篇小说的 《劳燕》 的确是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与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