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天然拥有一张时代的面孔。如果没有现代世界的兴起，没有探险、发明、工业化、征服和暴力，我们就不会结识堂吉诃德，如果人类未能飞行、画面无法活动、声音不曾在空气中遥遥传递，作家们就不必因时代的节奏而调整步调，文学史册中就只须辑录下狄更斯和艾略特——那些属于马车代步时代的人和事，而错失K先生或吃着著名小玛德莱娜蛋糕的马赛尔。必须承认，在卷帙浩繁的优秀乃至伟大的文学文本中，每位文学“新人”的呼吸，吞吐的都是时代的空气。无论举起长剑刺向风车，还是由一口蛋糕展开大段回忆，他们的举手投足，终究要收纳到时代巨大的身影里。而今，属于中国的时代正上演着巨变。奔走于其中的人们所携带的面貌、分量、色彩、范围与日俱新，与之相匹配的中国文学，也在不断地自我展开，日渐丰盛、开阔。有论者称，20世纪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世纪，中国的小说家自那时起便开始学习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思想、体验和表达。然而，就在今天，置身于声势如此浩大的时代声息中，我们却迟迟未能收到来自文学“新人”的消息。换句话说，在当下文学已然贡献出的青年形象里，“新人”常常缺席。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长久以来，或者说近20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青年形象摹写，始终为一种成见所支配——我们对于多义、复杂乃至混沌，从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而在单纯、热望和一往直前面前，却留下了大片的沉默。这种选择性的无视或退避，与小说家们美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等等焦虑有关，与将个体从宏大叙事打捞出来的冲动和责任感有关……它最终将自己卷入了一个悖论里：它所衍生出的对失败的偏好，本意是为了丰富文学的面相，最后却众口铄金地达成了单调。于是，具体到青年身上，各种“无力青年”“无为青年”甚至“失败青年”的形象如约而至。小说家们对于青年群体的外部考察与观照，缺乏细致辨认的耐心，缺乏切实的理解和同情，一不小心就滑落到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或青年亚文化的框框里。而青年的自我审视，又往往过于耐心，过于自我理解和同情了，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物的现实精神、成长动力和行动的勇气，有些甚至直接演变为碎片青春的自我哀怜。如此往复，人们对于时下文学作品中青年形象的认知，不得不简化为一系列形容词：无序的，迷惘的，怀疑的，不知方向的，不明所终的。
    迷惘和怀疑不是不能谈。它们本身也是时代的面孔之一，自有其意义与价值。但眼下的疑问是，我们的青年除了愁苦嗫嚅、自怨自艾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表情和声音？答案是肯定的，但却几无事实。所以眼下的情况是，在小说里，在最应当展示人类无穷可能性的文学里，一百张生动的年轻面容正在合唱着同一段旋律。想法、风格迥异的小说家们为了重建主体性而付出的苦心孤诣的创造，非但没有让笔下人物的表情清晰独特起来，反而越变越模糊，直至退融到色调单一的背景板里。
    我们早已过了用一个人物命名一个群体、用几个人物俘获所有想象的时代。倘若在文学中，为了破解旧的俗套而形成新的俗套，并任凭这新俗套一直延续下去，那么恐怕就真的是“一百个青年有一百个失望了”。它引发的不仅仅是文学形象的同质化，更会将小说家们的写作带入到一种无所建树的精神的虚无里。一种无目的、无将来、为否定而否定的虚无。这首先是写作本身的问题，但它也提醒我们，或许我们的青年，或者我们的时代，在这一方面也出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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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人愿意把窃窃私语转化为热切的行动——这是我阅读彭扬的《故事星球》（《人民文学》2017年第4期）时最大的感受。
    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我们都容易达成这样一种共识，谈论梦想是危险的，在小说中谈论梦想尤其危险——骨感的现实常常会将丰满的理想刺穿，而小说家也有可能因此而失去阅读者的信任。《故事星球》就是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一个关于如何兜售故事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彭扬写阿信，就是在写自己。在我看来，彭扬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目的论者。整个时代都如此激动人心了，我们又岂能疲乏无力？因此，他甘愿冒着风险，做一个无限大、又大得刚好可以实现的梦，然后再用文字安排一切，一步步化解风险，最终让风险成为好故事力量的一部分。
    《故事星球》的外壳有种“酷酷的萌”。主人公阿信在千帆竞技的资本大航海时代组队打怪，为的是让正在长高的中国抬头看一看星空。天真而不幼稚，这既是彭扬追求的调子，同时又支撑起了整部小说的骨架，让阿信和小伙伴们站得更直，走得更稳。
    但我所关心的，是故事中传递出的节奏，是一种青年人所特有的、奔跑与急停所带来的速度感。小说中一共写到6次仆街，阿信和他的团队仆街很快，爬起来也很快。就是这样一种“奔跑—急停—再奔跑”的速度感，把我们的心也搅动得不安分起来。真正寓于跑停之间的，是一种现时代青年的心理节奏。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在自己人生道路上飞速奔驰的年轻人，被现实一次又一次绊倒，但他并不肯在泥淖中过久停留。小说中一再出现的跌倒，有同意重复，也有递进成长。阿信的奔跑，不单单是消耗热量的机械运动，还是一种心境，一种创造，一种时代的具象和表征。阿信奔跑的背影，甚至让我想起了阿甘。
    从阿信身上，我们辨认出了一种处于成形过程中的“新人”的可能，以及一种新的姿态。这姿态同时也属于彭扬，属于更多的青年作家，这姿态中，蕴藏着青年写作的新路向——现实里属于文学的不仅仅是“多余人”的摔打，还一定有“新人”的奋斗史和自主成长经验，以及那些“不可破碎的形态，不可轻慢的抵达，不可丢弃的心灵”（《人民文学》卷首语）。
    但问题仍在继续。支持阿信一再奔跑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单单是属于青年人的焦虑么？我不由地想起另一个新质的形象，他来自于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人民文学》2016年第7期）。自父亲空难去世后，“官二代”张展便在一条叛逆不羁、呼朋唤友、自我放逐的路上人间蒸发了。待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时，形象已然变得低调谦和、富有爱心、才华横溢。作者大海捞针，最终找回了完整的张展，而阅读者则收获了一些富有意味的对照项：叛逆对应权力和物质的异化，谦和对应对过去和真相的体察、对父辈苦衷的理解、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以及对现实人生的愿景。张展和阿信也许并不相像，姿态也不一致。张展想要的是自我辨认和自我寻找，阿信的任务则是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张展是回溯的，阿信却一往无前。但就是这样两股完全异向的力量，却在两人之间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和续接。在这呼应和续接之下，他们分享着同一种精神。
    我以为，这就是青年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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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精神和梦想的属性一致，都是危险物，让谈论它们的人固步自封、自设陷阱。但既然已经从阿信聊到了张展，这陷阱确是不得不跳了。并且在我看来，如果不触及精神问题，就永远无法抵达两位人物的内核所在，只能在创业怪咖和官二代的层面上不断绕圈圈。
    在阿信和张展身上，选择始终都是他们的人生关键词。略萨曾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里将选择分为自由选择和自我选择（自主选择）。放在今天的语境下，它们两者的待遇又各不相同。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对青年友好的时代，一个青年被认真爱护、甚至过分爱护的时代。选择的自由被严密保护着，选择的自主则有赖于年轻人自己去解决。时代微笑着提示青年：要么干脆做一个挂着青年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要么让更多的反思和自觉融进你的选择。
    顺着张展的目光向回看，阐述现时代青年的自我选择、青年的自主精神，首先出现的一条重要原则是，要有所“疑”，有所“不为”。这条原则几乎可以溯源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伟大青年传统，或者说它本来就是青年人应有的常态。但问题是，实现了“疑”和“不为”，接下来的“信”和“为”方向又在哪里？阿信的发问“未来怎么不能现在就来”，与第二关的方向性疑难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一同指向了青年往何处去的内在困局。阿信肯定是听过鲁迅先生的教导的，要“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但阿信的时代，已经是呐喊和不破不立的需求及其必要性正在减弱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对年轻人提出了新的考验：路在脚下了，大胆说话的人也多了，你们自己决定该怎样勇敢地进行罢。
    “选择一条让自己尊敬自己的路”，这是阿信给出的回答，在他和张展翻越了无数高峰低谷之后，在经历了反抗、抱怨、宣泄而对历史、传统和现实有所理解有所认可有所责任之后。事实上，这样的表述我们早已在年轻的马克思那里就曾经听到过。热情有可能须臾而生，又须臾而逝，我们受到的鼓舞究竟是不是一种迷误？选择一种能使我们有尊严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尊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拿出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世界的勇气，向着自身最大的潜能处探寻。
    的确，这是一个对青年友好的时代，但与此同时，还是一个可以定义自身伟大的时代。“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伟大生活”（阿信语），只有这样，未来才能现在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