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个断语在鲁迅那里意味着，父母对孩子并没有做许多要求的权力，只存在付出的义务。“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现实中，作为基因链条一环的父母，首先确实是生命的传递者，但是却不一定是价值的中间物，因此父母子女的代际关系很难不出现裂痕甚至断裂。更加悖论的是，断裂勾连的常常不是彻底的摒弃，而是一个巨大的循环，不关心自己的儿女身份的人，可能也并不会在孩子的第一声啼哭中摆出父母应有的姿势。
    每个中国的小孩子，首先学会的大概都是《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儿歌。紧接着，我们就见识到了冰心的母亲并“不为甚麼”，永远为孩子遮风挡雨的无私母爱；初中语文课本里的《背影》，呈现出含蓄伤感的，且终将要在时间长河里一去无返的父爱。但是亲子之爱的天然神话并不能掩盖成长过程中代际之间的实际碰撞。《家》《四世同堂》《财主底儿女们》里，几对兄弟姐妹因为性格各异，构成了对亲子错综关系的补充，也代表了几种父子关系，他们有的背叛、有的顺从，有的只顾着自己的大理想，而有的留下来忍受与维持家庭；《金锁记》里七巧的一对儿女对母亲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无声地领受了母亲的变态和残忍。无论怎么样，他们都没有真的与父辈形成对话，他们从来就没有直面过父母以及父母身后的历史，而只是将责任或者仇恨转嫁于他人。
    今天我们依旧在处理这个主题，父辈与子代如何共存和接续？背负着无法更改的孩子身份的他们，也许是正面交锋，或者是自我消化。究竟应该如何应对经典文本之外的真实父母？
    张悦然的《大乔小乔》讲述了在曾经存在长达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之下的一个家庭的故事。由于母亲患有风湿性心脏病而耽误了引产，第二个女儿就这样顽强地存活下来，乔家父亲因为违反计生政策失去了工作以及经济来源，随后，他的酗酒和崩溃拉垮了整个家庭，也搭上了因貌美而在中学时代大放异彩的大女儿的前途。妹妹小乔一直处在生活的暗面，默默希望代替姐姐，成为一个合法的存在。即便顾念亲情，处在人生夹缝里的她，第一要务依旧是保存自己，于是她奋力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在记忆里抹消不体面的身世，她用否定来表达对父母的拒绝，企图脱胎换骨，融入更高的社会层次。
    如果说《大乔小乔》讲的是小女儿的心事，铁凝的《大浴女》则偏重于大女儿的心事。
    “文革”期间，建筑工程师尹亦寻和妻子章妩被下放到农场，他们把幼小的两个女儿尹小跳和尹小帆安置在了城里，为了重返城市的怀抱，母亲展开了与握有开病假条权力的唐医生的私情，最终陷入情欲，诞下了私生女尹小荃，而这让姐妹俩的生活变得更糟。她们无意中“合谋”“杀害”了妹妹，两个良心的隐痛终于给了姐妹情谊沉重一击。尹小跳在心里仇视她毫不为家庭和女儿负责任的母亲，还有难以承受家丑的懦弱父亲。
    有意思的是，虽然两篇小说描写的都是被父母和家庭环境塑造成的一对姐妹，她们却径直绕开了罪魁祸首——父母，而将激烈对立或者微妙龃龉摆放在姐妹之间。其实需要厘清的是，《大浴女》里妹妹尹小帆对姐姐尹小跳的恨意和攻击，都起因于她认为姐姐在“谋杀”尹小荃的事件中应该付全部责任，以此来缓解甚至避免自我拷问的痛苦。实际上，这最初起因于尹小荃的私生女身份，可爱的尹小荃勾起了小帆的嫉妒，也促使着尹小跳想要做点什么，来挽救凝滞的家庭关系，保护家人的名誉；张悦然的《大乔小乔》里的两姐妹，仿佛陷入了更深的家庭泥沼中。他们的父母因为失去稳定平静的生活状态而变得情绪失控。姐姐大乔在长期照顾父母的日子里，失去了自我，甚至没有自我保护能力，曾经的耀眼美丽永不复返。妹妹面对逃避不了的家庭困境，也只有处心积虑打入“一句话的事儿”就能摆平的上层圈子。就好像尹小跳虽然不愿接受母亲整容后的陌生脸庞，又不住拼命维护她，当母亲在商场被人刁难，她挺身而出，像一个强有力的大人，给予怯弱的母亲以保护。这也许就是儿女们的宿命，必须要永远宽恕自己的父母。
    也许他们也知道，父母难以有别的选择。无论是对超生家庭以罚款和解除公职做要挟的强硬“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若想返城只有装病这唯一的门路，或者是社会的其他挤压，钳制了这些本身就没有思考过“怎样做父母”的成年人，飞来的坚硬现实一下就将本身脆弱的（也许尚未建构起来的）“父母精神”撞碎了。在窥破了这一点后，妹妹小乔必须要逃离父母的家庭和他们的阶级，她想要重塑一个没有来源的自身历史，也想靠依附的爱情关系确立自我的社会坐标。只有无根的状态，才会让她感到毫无压力，便于自己孤身向前，刺探一个可能性微乎其微的广阔和温馨的世界。当然，小乔并没有实现理想跨越，拯救之路似乎遥遥无边。
    这是孩子们的成长小说吗？是的，只是他们不在旅途中成长，而是在家庭里与掷筛子一般被上帝随机匹配的父母狭路相逢。不同的是，铁凝和张悦然给了儿女们不同的结局。铁凝让尹小跳实现了忏悔和救赎，面对来自妹妹尹小帆的屡次指责和挑衅，她无法说出那个埋藏了多年的关于父母和尹小荃的秘密。她实在无法再去指责父母，也不愿去回想每个被迫害者的心灵黑洞，比如直接的谋杀策划者唐菲——正是这份承担，反而解脱了她的罪行；而张悦然显然更现实主义一些，她绕开了铁凝的“心灵花园”，也不去追究特定时代的罪行，她只是说，在生命的延续里，我们可能在儿女和父母身份的转化中，变得更清醒一点。因为，更幼小的生命，已经在路上了。
    不过，我们不知道的是，大乔的女儿乔洛琪将要面对的关于外祖父母和亲生父母的讲述是什么样的？在小乔这代人，从“儿女”晋级成“父母”之后，他们怎样完成“中间物”的接力？夹杂在历史罅隙中的污垢，会随着新的生命的诞生而被抹去吗？
    在我们关于亲子人伦关系的文明教化里，“父慈子孝”之外的一切都是恶的、不自然的、乃至是可怕的，孩子不可能去设想父母的错，即便各种扭曲、尖锐的所谓的“爱”是那样理直气壮地突然降临。留给子一代的空间实在是太狭小了，所以他们会迫不及待地挣脱牢笼，奔向即便是前途未卜的远方。相对于“怎样做父亲”，“怎样做儿女”更像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长大了的孩子其实是具有反思能力的成年人，他们不再需要考虑怎么当儿女了。然而，也正因为这个问题永远都不能有先见之明，所以，它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需要直面的问题：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逃跑和冲破、解脱和释然，哪一个是最适合自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