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凸凹的小说集《花儿与手枪》（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母题，即面对历史的迷雾里的“追逃”。这是作家精心构建的一个暗喻，这一暗喻在作者的笔下不经意转喻成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本。
    收入集子中的小说《花儿与手枪》讲的是一家保密军工厂的故事。几十年前的一天，一支手枪不翼而飞。根据陈大卫的审案口供等线索，该案件本已经基本查清，但却无从证实，这一好像已经知道了去向却无法证实的迷雾，一直笼罩着随后的几十年。除了手枪的丢失或被盗，陈大卫与神秘莫测的瞎眼牧羊女之间纠缠、纠结，又在随后几十年后的某一天，在“我”与宁宁的纠缠与纠结中再度显现。手枪的丢与寻找却无人证实也无法证实，惟一可以明确的是，永远在追逃。
    小说《母亲梗概》则是另一个“追逃”的文本，只不过，这一“追逃”让“追逃”本身获得解构。小说中的女主公“母亲”在与其丈夫从新婚便开始分居7年后，终于下定决心，“去万源前，我卖了我的英国造自行车。我可以适应山区生活，英国造自行车不行”。这一段落，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其一是英国的自行车，其二是山区。英国自行车这一物像的转喻显然表明主人公母亲的身份、地位、爱好，甚至意识形态的倾向。即母亲原本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而山区则是一本土物像的转喻。
    这一桥段告诉我们，主人公因为形势所迫和身体所迫，放弃了原来的理想，而迫于无奈地选择了另一“追逃”。而这一“追逃”的前因、过程和结果，显然与原来的“追逃”发生了反转。这一反转，在解构的同时获得了重构，小说主人翁便在追逃中确立了自己。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部小说集里，作者关于历史、关于历史迷雾、关于当下焦灼以及关于历史与当下里的人性微茫，其实大都指向了一处：既然“追逃”已经成为我们某种无法更改的宿命，那么作为个体的人，如何挣脱宿命，如何逃离历史迷雾，并在逃离与追问（逐）中显示出人性的光芒，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