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一种平易近人的文体，它自由随意、和蔼可亲，讲求感情的真诚，追求生命的本真。真诚坦率、去私去蔽的散文，常能将心灵与时代交互振动，能将作者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气象融合其中，形成元气淋漓、任天而动的叙事境界和文学个性，透出沛然莫御的生命底气。
    散文也是一种极易琐碎化、平庸化和犬儒化的文体。它极易沦为家长里短的记录，阿猫阿狗的逗趣，花草美食的赏玩，导致担当的缺失和精神的休眠。我并不反对世俗化的生活散文，毕竟每个人都生活在世俗之中。但当下四处开花的充满“烟火气”的杂碎鸡汤，无疑会遮蔽我们思维的火焰，熏伤时代的精神视力。还有另一类散文——学者散文和文化散文。这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的写作，作者多为某一领域的大家、名家。他们博雅贯通，思想敏锐，针对某一话题侃侃而谈，四两拨千斤，能将体验与理性、情趣与品位自然呈现。如今很少有这样的作者，但学者散文和文化散文依然兴致未艾。其中大多为东施效颦式的学究式写作，炫耀知识、堆砌材料，食而不化；篇幅如同懒婆娘的裹脚布，无所限制；缺乏情趣和品位，缺乏文学性；观念陈腐落后，缺乏现代气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最严重的是精神追求和诗意品质的严重流失。还好，我们还有一些像安黎这样的散文家，有这样属于“别一世界”的散文写作。
    精确与简洁是散文的首要美质。如普希金言，散文所要求的是思想，没有思想，再漂亮的语句也全无用处。安黎的散文立象尽意，自然成文，思想如同无声的泉眼汩汩流出。他以真实为基点，以思想为犁铧，寻绎中国历史的脉络，关注芸芸众生的灵魂，注目纷纭杂乱的当下，穿透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种种捆绑和束缚，质朴而又炽热，沉痛而又深刻。这种精神的勃郁、坦然的担当和嶙峋的风骨在当下的文坛，已成为绝对稀缺的文学品性。他执着于个人经验，确立了自己散文独立的话语姿态；他的散文自由舒展，富于质感，经过思想的过滤和感情的浸润，饱含启蒙意识和精神含量，浸透因爱而生的痛切。在他看来，城墙“表象上的雄霸、壮观、不可一世”，“遮掩不了内心的纠结、战栗与虚空”（《关垭子》）；“无论战争的目标何等冠冕堂皇，无论怎样为战争梳妆打扮，但战争本质上的青面獠牙，却无法遮掩”，并由此谴责“所有的杀戮”、“所有的战争”（《人之墓》）。诸如此类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它与五四启蒙精神的血肉联系。
    安黎的散文远离文坛的热闹和喧哗。他关注具体的生命个体，关注具体生命里的精神。他将同情和悲悯引向内心，把人和事物内在的逻辑拓展到日常生活和历史经验之中，用真诚的思考去梳理其中繁复的悖论关系，我们能深切体会到心灵的缠绕、纠结、撞击与焦灼。他笔下有贫穷而万人敬仰的县委书记（《一个人远去的背影》），有诚实而屡遭欺骗以至致死的包工头子（《一个老实人的生与死》），有台湾社会现实和道德现状的观察与思考(《台湾的里子与面子》等），有对汶川灾民心灵的同情与悲悯（《路过汶川》），有在城墙脚下招揽顾客的理发师（《城墙下的理发师》），有对米兰·昆德拉小说的独特解析（《开不起的“玩笑”》）……在他这里，“万事热心成浩叹，一樽撩眼怕长迷”，散文已不是通常我们所谓的文类，而是同理解、宽容、怜爱、悲悯、自审，以及对人的痛感、命运、价值等紧紧粘黏，成为他生命本身，成为同他日常生活、思想镜像、写作气质和人格追求融汇的文学存在和精神现象。
    陈忠实先生曾言：在西安后起的作家里，安黎是真正有实力的一位。读过安黎散文就会明白，陈忠实先生的这个评价绝对不是客套的恭维，而是对一个后起之秀的客观评价和高度认可。安黎的散文返归生命的本真，以良知、独立、勇气、悲悯、同情等为关键词，以思想和爱意为犁铧，踽踽开垦荒芜的原野和板结的心灵。这种写作，在当下散文界，绝对是独特的“这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