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黄金时代》副标题： 八十年代大家访谈录马原 著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3月定价：58.00元
    
    ▲《牛鬼蛇神》马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定价：42.00元
    
    ▲《冈底斯的诱惑》是马原代表作之一，也是他在文坛一鸣惊人之作。（资料图片）
    
    ▲《纠缠》 马原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7月定价：35.00元
    
    ▲《逃离》副标题： 从都市到世外桃源马原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1月定价：32.80元
    
    ▲《上下都很平坦》是马原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资料图片）
    
    ▲《湾格花原》 马原 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8月定价：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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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家、诗人是八十年代中国公众的明星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阅读这本访谈录，随处可见您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毫不隐晦的迷恋和肯定。书名用“黄金时代”来描述八十年代，就是一种非常理想化、浪漫化的感觉。
    马原：这本书现在已是第三版。第一版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二版也超过十年了，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我一直把上世纪八十年代称为中国文学的黄金年代，我觉得比上世纪30年代有过之无不及，这也是事实。你看大家今天熟知的中国文坛的中流砥柱，无论是比较写实的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到比较讲究方法论的阿城、莫言、余华、格非、苏童，包括80年代末90年代初延续过来的新写实主义的名家，像刘震云、方方、池莉、刘恒等，这些人其实构成了最近几十年中国小说的中流砥柱。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应该说是对这个时代文学成果的一个盘证。我个人以为，八十年代中国最红的人，不是当下的那些小鲜肉，不是那些电影明星，那时的小说家、诗人当真是八十年代中国公众的明星，成果可能现在说尚早。也就是说，他们在中国文学历史当中究竟能占到怎样的地位，现在说也许还早。但就当时的盛况，完全可以把八十年代称为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的黄金时代。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带着只有一个摄像师的摄制组跋涉全国各地去采访当时的作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成为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唯一一次大规模拍摄。也就是说，您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八十年代在中国20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这种敏感是如何萌生的？
    马原：你说得非常对。这本书的成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他就是当年《中外文学》杂志的主编张英，是我的大学同学，他非常了不起，是他最早给我建议。同学都叫我大马，张英当时就说：大马，你想一想，现在是一个多好的关口（这时是1990年），如果说文学有时代的话，那么新时期肯定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文学时代。我们说的新时期文学是从1979年到1989年，中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小说。外国在小说的内容及方法论的探索上走了一百年的历程，而我们中国只用了十年，在这十年里中国文学出现了特别丰富的较量和争论，也可说是争吵。
    因为张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编辑家，同时是一个学者，对历史有比我更明晰的敏感，他认为一段历史刚好结束，趁人未走茶未凉，争取把历史的尾巴抓住。他就跟我说：大马，你不妨做着这件事，你自己又是这段历史当中的一份子，而且你和这段历史当中的主角都有很多的交集和来往，如果你抓住这个机会，把历史的尾巴抓住，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用电视讲文学断代史的特别好的范本。当时张英就有这份敏感。当然这个事情做起来会有难度，而且你在文字当中甚至都可以看出，因为这是一个电视纪录片，我们一个摄制组跋山涉水在中国跑了那么多地方，到这些作家云集的城市或者所在地，可以说当时非常辛苦。而且这又涉及投资。我们对这个事情比较难过的是，我们没有一点儿来自官方的投资，都是我们几个好朋友自己掏腰包。现在可能钱不是很多，大概几十万块。但是做这件事变成我一生当中几个未竟未了的遗憾，因为这个电视片最终未能以它的个性播出来。现在这个片子已经不行了，只剩下文字。当时我们做了24集，每集30分钟。采访的原始母带有四千多分钟，最终剪出了720分钟。其实它变成我个人的一段经历，现在更多的是记忆，带子不行了，经历本身也不重要了。重要的就变成记忆，对个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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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编辑、出版家、翻译家，还有作家、诗人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这听起来很让人哀伤，现在看不了电视成果。或者说，几乎没有可能再出现这样一部比较大规模的关于八十年代文学名家的访谈纪录片了。
    马原：没有，至少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你看看这本书的名单，中国这个时代的大作家、大小说家，不说一网打尽，肯定有几个遗漏，但是大部分在此。更了不起的是我第一次把文学里面的特殊群落——中国的大翻译家带到这部作品中来，都是人们特别敬仰的老先生，是我们的前辈；同时里面还有一个群落是编辑、出版家，是让文学变成公众读物的了不起的推手们。整个文学系统构成了这么一本书，准确地说，它更像是一个大系统，惯常的文学主题的作品中可能主角都是作家、诗人，是这些创造性劳动的主角。但这本书里不完全是，当中有编辑、出版家，有翻译家，同时还有作家、诗人。
    我两个好朋友朱伟和程永新是大师级的编辑，他们其实在那个时代当中所处的是有一点核心，有一点枢纽的位置，因为他们各自在核心的国家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刊物主持或做编辑部主任的工作。当年朱伟就是《人民文学》的编辑部主任，程永新是《收获》的编辑部主任。可以这么说，中国作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环绕着几个巨人一般的编辑，编辑是大家的核心。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当您跟这近百位文学名家交谈时，有没发现大家的“八十年代”具有哪些共性？
    马原：首先在我采访的群落当中，我在其中肯定是比较年轻的，比如夏衍、冰心、巴金，包括比他们晚一点的汪曾祺，我在采访他们的时候，心里是充满敬意的。首先他们除了是我的文学前辈，他们有些人的年龄就像我的爷爷辈一样，比我父亲年龄都大得多，你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和这些已经书写了之前中国文学历史的巨人们面对面，这对我一个晚辈来说应该是莫大的荣幸，我觉得这真是人生一个太好的机会，那时我也差不多四十岁了。你在四十岁的时候，尽管已经接近不惑之年，可你突然发现，你在这些还活着的文学名家中，其实还是一个后生，还是一个晚辈，还是一个小伙子。但有趣的是，你和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九十多岁的冰心，还是当时六十多岁的王蒙，你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比你还年轻。这些一生和文学打滚在一起的前辈，你会发现，他们的心态个个称得上都是你的精神导师，你的楷模，这也是我当年觉得特别奇异的一道风景。文学让所有的文学从业者心态特别年轻，有童心、有激情、有感恩。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像您提到夏衍、冰心这些老前辈，我倒不觉得八十年代是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因为从创作方面看，当时他们已垂垂老矣，或者说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这样会更贴切一些吧。
    马原：你说的是作为文本的书写年龄，和作为人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是两个话题。在文学创作意义上，他们已经到了生命的老年，没有那种创造力，没有年轻时候那种振聋发聩，没有那种留在历史当中的雄浑和伟力，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晚年，心态是年轻的，精神状态是年轻的，随时都有非常风趣幽默、非常睿智的闪光点。当时我们团队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比我小二十岁的小伙子，他当时就特别感慨说：天呐，送给冰心女士对联的那个人叫梁启超，这不是历史书里面的人物吗？历史书里的人物怎么会跟活人在一起！我当时就挺有灵感地说：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历史！我们来到冰心家里拍冰心，本身就是历史。但是这个老人特别轻松，特别诙谐，而且笑声特别动人。所以，我想说的是他们生命状态的年轻。他们到了九十多岁，将近一百岁，不一定要对这个社会继续贡献他们的小说，贡献他们的诗，他们可以贡献自己的生命，可以贡献他们的年龄，可以贡献他们带给同行晚辈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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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何尝不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自己就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您跟这些文学名家交流时，能够达到很好的默契，围绕文化话题谈笑风生，形式灵活，尤其出现普通采访者较难有的细节。所以，作为八十年代文学“明星”之一的您，在采访时有没不自觉地夹杂一点精英意识？
    马原：没有，你刚才说“明星”，我们充其量就算是在场的一个人，可能也有一点小小的影响，但是那个时代的文学人物，他们闪光不完全是明星，也不太像。我们一辈子不是用电脑写，是用笔写；我们一辈子是面对着稿子，面对着一盏聚光台灯。我们是那么有状态，一个短篇独处一周两周，一个中篇独处一个月两个月，一个长篇独处几年，我们这个职业完全没有明星的溢美。我们其实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文人，可能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对于一个文人来说，哪里有什么精英的概念，你差不多是用今天的概念去想象我们当年的心态和情形。这些人各有各自的实力，有的人在当时其实名气不大，像迟子建在当时就是我们的小妹妹，很年轻，但是有非常好的状态，有非常好的潜质。迟子建在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用一句大家都知道的诗，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在这本书里她就是那种状况。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读到1992年您和格非、程永新在余华的寓所交流那一篇，其中的情境让我不禁从心底里直呼：这跟我们想象的八十年代真无差异。你们几位进入了很私人化的文学交心，自剖各自的写作状态、阅读经验，表达写作观点，“现场”十分生动。
    马原：海明威不是写过一部特别有名的半纪实半虚构作品《流动的盛宴》吗？其实想想，我们当时做的这些事情何尝不是一席流动的盛宴！真是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就是好朋友大家聚在一起，对文学的热爱和探求的气息、味道特别相近。你刚才说到的那一幕是另外的“流动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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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起《午夜巴黎》，伍迪·艾伦就是我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虽然近几年您也有出版新小说，但有部分读者的评价并不高。有个比较残酷的说法是，您最好的创作存在于八十年代，所以他们心中的马原也就是活在八十年代的马原。现在的马原好像难以接受了。您听到这样的说法会伤心吗？
    马原：不伤心，至少他们说的还都是我啊。我当年和今天还是一样，带着热爱一直以质疑的方式面对小说，面对文学。我觉得我一生活得特别好。我今年六十几岁了，从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过来的时间里，我能够把自己的喜爱变成了还算能够被注意、被阅读、被记得的一些文本，那么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小说家，作为一个文人，其实心里还是很安慰，没有太大的奢望。虽然我们大家没有外来的一份幸运，在更大的范围内被认可、被阅读，但是对于一个人享受自己的写作过程，享受能够被自己的读者喜欢的那种快乐，我觉得挺知足的，能够被同行们喜欢，甚至热爱，这应该是一种可以告慰内心的状态。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自从十年前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后，有关“八十年代”的话题迄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八十年代在很多人心目中有着美好动人的独特地位。但是，如果带着问题意识来反思，八十年代是否也存在一些泡沫？
    马原：没有，我一直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是一个辩证唯物论的身体力行者。对我来说，非黑即白。有好的年代，有坏的年代。八十年代就是好的年代，今天就是坏的年代。我不想说，八十年代有八十年代的好，八十年代也有八十年代的不足；现在有现在的不足，现在也有现在的好。
    如果让我选择，我选择八十年代，我不选择今天，就像我选择生活格局、生活方式，我会选择上古，我不选择今天，我不喜欢今天。所以我把自己的生活格局就设定在古代，设定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设定在晨钟暮鼓。我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会在自己家里做一个钟楼，上面挂一口大钟，每天不面对社会，就是自己喜欢钟声在山鼓当中的那种回响。所以，在我这里不是今天，以前、包括以后，你永远听不到我用两分法、辨证论。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像您小时候也曾把上世纪三十年代称为“黄金时代”一样，对三十年代有美好的想象。这让我想起伍迪·艾伦有部电影叫《午夜巴黎》，该片所表达的黄金年代理论引我触感尤深：“如果你想留在这里，这里就成了你的现在，然后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开始想象另一个时代才是你的‘黄金时代’。”我的理解是，我们都憧憬着过去的黄金年代，未来人可能也会憧憬他们想象的“黄金年代”，即我们活着的现当下。
    马原：虽然我没看，但刚才听你口述，我觉得那个人就是我。我不是叶公好龙，我真是把大家挤破头都想挤进去的大上海给丢掉了。上海的生活对我来说，就像福克纳说过的去好莱坞送电影剧本一样，感觉就像拿一件毫无意义的破烂丢在垃圾箱里。所以，你说伍迪·艾伦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在告诉我伍迪·艾伦就是我。
    人物名片
    马原，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 1953年生于辽宁锦州，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后赴西藏担任记者、编辑，开始发表作品，2000—2008年任教于同济大学，现定居云南。主要作品包括：短篇小说《拉萨河女神》《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喜马拉雅古歌》《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中篇小说《冈底斯的诱惑》《虚构》 《游神》等，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牛鬼蛇神》等。（资料图片） 
    他们眼中的八十年代
    魏沛娜
    “20世纪的中国文学有两个高潮，一个是30年代，一个就是80年代，我对这一代作家也特别乐观，认为这代作家很有实力。中国文学的这十年是比较活跃而且是很有成绩的十年。”在《重返黄金时代——八十年代大家访谈录》一书中，马原总是不吝言辞地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予以“高调”的赞美。
    值得注意的是，1985年，作为整个八十年代文学，或说新时期文学史上，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极关键的一年，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都在这一年发生，尤其是诞生了形形色色的小说，在小说的语言叙事多样化方面取得了明显的突破。在很多篇访谈中，1985年便成了马原与多位作家、编辑绕不开的焦点话题。
    作为编辑家，朱伟认为，写《你别无选择》的刘索拉只是一个开端，她并没有对1985年文学起到特别作用。起关键作用的作家还是马原、莫言、残雪。“刘索拉不彻底，她的小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马原、莫言、残雪三个人在各自的领域走得比较远，创造了各自的语言。三人极不相同。“中国文坛能创造自己语言的作家非常少。作家的优劣在于能不能创造自己的语言。”朱伟强调说，正是因为马原、莫言、残雪“都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使中国文学有了真正的转机。这在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
    在作家陈建功看来，从1979年开始到1985年前这一段，实际上是寻找回对生活的独特见解的阶段。1985年以后，没有独特见解了，它有艺术上的独特表现和各种艺术流派的纷呈，这使中国文学又大大地发展了一步。而作家史铁生则称这段是“文学史的最高潮”，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小说开始形形色色了，而前一段都能归纳出什么主要的旋律，1985年是有声部的。冯骥才则称“1985年后，真正的中国文学的头长出了一对漂亮的耳朵，一个是实验小说，一个是文化小说。”英美文学专家赵毅衡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就在西方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中国新潮小说尤其是新潮小说中的先锋小说部分，他强调“这才是中国当代小说的精华”。
    1985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说，与以前的小说有所不同。当被问及在此情况下，如何调整自己，是否有障碍时，铁凝也坦露了心声。“那时如果有，是自己障碍了自己。”铁凝表示，1985年文坛思路活跃，每个作家随时都在调整自己，不可能不受文坛思路的影响，重要的还是把握自己。“我没有丢掉自己，发展自己的。”她称新时期在文坛活跃的各个年龄的作家都有她喜欢的。“我读同行的作品时，我就成读者了。”
    毋庸置疑，以1985年作为支点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大放异彩的时代，是一个作品千帆竞发的时代，是一个思想激荡闪光的时代。也因此，许多人至今仍“活”在八十年代中，不愿告别。老一辈即使曾“走出”，最后也要“重返”。年轻一代尽管未曾亲历，也要试图想象和重构。
    我们从书中受访作家的忆述中，仍然能感受到那个八十年代的吉光片羽。同时，八十年代的特殊性之由来也在他们的反思中细细析解。作家刘恒认为，“80年代的中国文学好像多少有点虎头蛇尾，而且到虎头蛇尾的时候，这种状态下进入世纪末，世纪末中国文学到底是什么样子真难说，现在文学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位。”
    事实上，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文学已经处于一种比较沉寂的状况，加上受到商业大潮的冲击，一些作家由此变得迷惘。当被问及对同时代还在写作的作家信心足不足时，张炜反倒很乐观。“我们的文学到现在才真正走到了一个有希望的时期，这个时期对我们每一个作家构成了真正的刺激条件。”张炜说，他对文学本身很乐观，但对文学乐观并不表示对其他的也很乐观。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思考的是，如今纷纷以各种形式“怀恋”八十年代的人，也许都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在这个时代中他们拥抱了理想，邂逅了爱情，遇到了机遇，获得了成功。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时代有露面发声的“成功者”，自然也有隐于边缘，或者说被那个时代所抛弃的“失败者”。所以，当时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亦不乏有这样一群人。当他们有一天也愿意发言，这个“八十年代”才会慢慢拼凑完整。我们对于整个八十年代的文学的理解或许也能够更加细致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