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中国革命的叙事谱系中，朱自清被视为民族的脊梁，成为革命谱系在文化战线的代表性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叙事中，朱自清被视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现代散文的代表性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朱自清的政治影像日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散文家影像，并逐步遮蔽了政治影像。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朱自清的散文在新中国的文学教育和文学传播中，正是借助他的政治影像，才得以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语文课堂，从而在中学生的心理深处建构起了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在革命“高扬”的年代里，朱自清在散文中所抒发的个人情感，之所以没有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正是借助其政治影像作用的结果。这由此保留和传播了五四文学建构起来的美学世界。
    关键词：朱自清；政治影像；散文家影像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项目号：10BZW1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宗刚（1963- ），男，山东滨州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革命的叙事谱系中，朱自清被视为民族的脊梁，成为革命谱系在文化战线的代表性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叙事中，朱自清被视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现代散文的代表性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朱自清的政治影像日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散文家影像，并逐步遮蔽了政治影像。①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在新中国的文学教育和文学传播中，正是借助他的政治影像，才得以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语文课堂，从而在中学生的心理深处建构起了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在革命“高扬”的年代里，朱自清在散文中所抒发的个人情感，之所以没有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正是借助其政治影像作用的结果。这由此保留和传播了五四文学建构起来的美学世界。
    一 “签名”与“死亡”
    朱自清从求学于清华大学，到执教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再到执教于清华大学，不仅投身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而且从事大学的文学教育和学校管理，属于典型的民国教育体制内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并没有多少内在的联系。然而，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朱自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教育中却获得了着力的凸显，尤其是他的散文家影像获得了特别凸显。较之冰心、俞平伯等同时代的散文家，较之徐志摩等同时代的诗人，他的散文书写中那些本来隶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个人化情感，并没有被人们刻意地放大，更没有被人们边缘化，相反，却得到了深受体制规范制约的文学教育的青睐。究其根源，完全来自毛泽东赋予朱自清以特别的政治影像。朱自清的这种特别的政治影像，使得他这个本来隶属于民国教育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革命谱系中获得了存在的位置和价值，自然，这也使得他在文学教育中获得了特别的礼遇。
    朱自清身后留给文学家和政治家最为深刻的影像是“签名”和“死亡”。“签名”一事是由当时民盟的活跃人物吴晗操办的。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字是1948年发生的事情。那时，物资贫乏，经济困难，国民党针对美国的“援助”计划，给高等知识分子发放“配购证”。吴晗便以“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口号起草了一份拒领“救济粮”的声明，来到朱自清家动员他签字。吴晗后来回忆说：“在反对美国反对国民党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签名的。”[1]朱自清签名的直接结果是给其家庭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就其签名的直接动因来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是朱自清签名的内在动因，而朱自清之所以产生了这种内在动因，又根植于他的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个人的责任”；至于发起人吴晗在“签名”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之间，还糅合进了“反对国民党”的因子，则是“进步人士”的一种斗争策略。然而，这种斗争策略相对于朱自清来说，则考虑甚少——毕竟，身在民国教育体制内的朱自清，即便再“反对国民党”，也不可能像那些革命者一样，达到“不共戴天”的地步。不管朱自清和吴晗在签名问题上的内在动机有着怎样的不同，在朱自清那里，知识分子的那种一诺千金的仁人志士风范，依然被他看得高于一切。当朱自清去世后，他给后人留下的“背影”，既有知识分子外在体型上的“骨瘦如柴”，又有内在精神上的“铮铮铁骨”。显然，这样的一个“背影”，对站在不同文化立场上的言说者来讲，都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然而，朱自清的“签名”以及嗣后接踵而至的“死亡”，使得有些人在朱自清的“死亡”与“签名”之间划上了具有内在因果关系的等号。这种情形，随着毛泽东发表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的广为流传而影响极大，人们逐渐把毛泽东在“修辞手法”上使用的“宁愿饿死”，误解为“饿死”，以至于有些人还专门写文章，认为朱自清并非“饿死”②。那么，在朱自清的死亡和签名之间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呢？根据朱自清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死亡的直接诱因应是胃病，这在朱自清日记中已经有明晰的记录。1941年3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来诸事顺遂的，然而因为饿影响了效率。过去从来没有感到饿过，并常夸耀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现在一到十二点腿也软了，手也颤了，眼睛发花，吃一点东西就行。这恐怕是吃两顿饭的原因。也是过多地使用储存的精力的缘故。”[2]1031942年12月11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早晨很冷，三时醒来不能再入睡。勉力出席八时的课，回到宿舍时像个软体动物。读钱基博的《明代文学》。午睡后额外食月饼一块，致胃不适，当心！是收敛的时候了，你独居此处，病倒了无人照料，下决心使自己强健以等待胜利。”[2]213如此病状，正是胃病造成的。这种情形，到了朱自清生命的后期，表现尤甚。1948年1月2日，他在日记里写道：“胃不适，似痛非痛，持续约十二小时，最后痉挛，整夜呕水。”[2]4876月18日，朱自清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字。对于“签字”造成的后果，朱自清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拒绝‘美援’和‘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了名，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损失六百万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下午认真思索的结果，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既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就应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2]5116月22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体重四十一点四公斤……应努力超过五十公斤的标准体重。”[2]5127月5日，他又记下这样一件事：“我应吃流食一个月，但晚上抑制不住吃了个包子。”7月14日，他又写道：“决心把明天作为新生命的开始日，身体至关重要。”[2]515然而，终究难遂人意，朱自清的胃病日渐加重。正如他的夫人陈竹隐在回忆中所说：“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呕吐很厉害……医生说应尽快动手术。”[3]21-22朱自清的儿子朱闰也说，朱自清“身体就越来越坏，胃病经常发作，一发作起来就呕吐，彻夜甚至连续几天疼痛不止”[4]73。1948年8月10日，朱自清进入了弥留之际，在病榻上对妻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5]4712日，朱自清彻底掩上了生命的帷幕，完成了自我人生最后影像的雕琢。
    朱自清的死亡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同时代熟识他的人在有关文字中多有记载。如吴晗有过这样的回忆：“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沉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消瘦，说话声音低沉。”[1]其实，早在1945年夏天，47岁的朱自清已经显出老态。吴组缃就这样记录了自己的印象：“等到朱先生从屋里走出来，霎时间我可愣住了。他忽然变得那样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去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瘦削劳倦之态。……他的眼睛可怜地眨动着，黑珠作晦暗色，白珠黄黝黝的，眼角的红肉球凸露出来；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一言一动都使人觉得他很吃力。”[5]47固然，吴组缃的这种描写，因为是在朱自清去世之后撰写的，带有某种“以果推因”的成分。但是，不管怎样，客观来说，朱自清的胃病一直恶化是其死亡的直接诱因，至于“签名”一事则仅仅具有雪上加霜之作用。对此，有人进行了这样的归因：“长期的粗劣伙食使他的胃病加重，状况恶化，最终导致了朱自清英年早逝”，“朱自清的胃病也是经历八年抗战之后中国学者的后遗症”[5]45-46。显然，这结论是相对公允的，至于其把朱自清的“胃病”看作是“八年抗战之后中国学者的后遗症”，则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之嫌了。
    总的看来，朱自清的疾病及其签名，使得身在民国教育体制内的朱自清，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意蕴。毕竟，疾病是在复杂的社会中“生成”的，而带病参与签名，则使得身在体制内的朱自清具有了某种反“体制”的色彩。这由此而带来的结果，便使其“影像”具有了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丰富意蕴。
    二 革命谱系的纳入
    朱自清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具备坚定的文化操守和独立的文化人格，在疾病缠身、生活极度困窘的情形下，依然没有领取美国的“救济粮”，由此成为现代的“伯夷”。由此，身在民国教育体制内的朱自清，其疾病及其签名，便具有了某种反“体制”的色彩。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行为的政治意味，将其作为对蒋介石政权及其支持蒋介石政权的美国进行文化反击的一个“抓手”。
    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把朱自清整合到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下，确认了其行为举止的革命意义：“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6]1495-1496毛泽东把朱自清和闻一多并列在一起，整合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这一谱系之中。毛泽东对朱自清的肯定，强化了他那种“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英雄气概”。毛泽东在文章中用的“宁愿”一词，是指人们心理上的意愿，但不是唯一的确指。实际上，当时有很多大学教授都在宣言上签了字，若说只有朱自清“饿死了”，自然是不准确的。毛泽东用“宁可饿死”强化的是朱自清对美国的反抗态度。
    其实，不管朱自清到底是“饿死”还是“病死”的，都不影响毛泽东将他纳入“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这一谱系之中加以确认。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毛泽东到底是从何种层面上推崇朱自清的“英雄气概”呢？毛泽东把朱自清与闻一多都看作坚守气节的民族英雄，并把朱自清去世的原因导向“饿死”，是有着很深的政治意味的。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文人气质的朱自清纳入到了政治话语中加以解读，这也就意味着随后的执政党，在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说中，把其纳入政党的政治话语之中。朱自清所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被纳入了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并且成为新政权的同路人，这不仅更易于为民众所接受，而且还能为即将诞生的新政权争取到更多的认同。实际上，这是政治上争夺话语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朱自清被毛泽东整合到了共产党所认同的意识形态中，由此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的民族气节的人，一个对帝国主义坚决反抗的人。尤其是朱自清不领取美国救济粮一事，更被共产党提升到了民族气节的高度上加以解读。
    然而，在突出了朱自清民族气节的同时，极容易忽视朱自清的另一面，即他还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富有感伤气质的文人。实际上，基于意识形态话语的需要，人们把完整的朱自清割裂了，即在突出朱自清的铮铮铁骨的同时，没有把朱自清的那种人道主义情怀和对民主的渴望有机地融汇起来。就此而言，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朱自清，不仅不高大，反而还带有某些狭隘的民族意识。对此，我们可以从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这一行为的内在心理予以考辨。
    朱自清在拒领美国救济粮的签名这一事情上，彰显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文人风骨，在毛泽东将其纳入政治话语之后，“朱自清被意识形态化了，就像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一度只被突出和强调他的‘硬骨头’精神和‘韧性的战斗’精神一样，渐渐偏离了那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7]141。朱自清的这一影像，是建立在毛泽东对他的意识形态化解读之上的，显然，这不是朱自清的完整影像。其实，他一生洁身自好，虽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民主、自由的建构之中，却极少参与政治活动。朱自清的文人气节被毛泽东阐释为具有政治意味的“民族的英雄气概”，从而使得朱自清这类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走到了一起。
    据回忆，外表谦和的朱自清并不愿意拒绝别人，更何况这种颇具爱国色彩的签名活动。自古以来，爱国情怀的民族气节历来就深受文人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更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的座右铭。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朱自清自然也很注重“气节”。1947年4月9日，朱自清在庆祝联大新诗社成立3周年纪念会上作了关于“气节”的演讲。他专门讲了气节的由来，以及气节之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并强调指出：“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8]150正是通过对气节“古为今用”，他鼓励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道德标准，由此建构起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标准。由此看来，当把朱自清拒绝美国的救济粮与反对“美国扶持日本”的国家和民族立场连接起来时，他在名单上签字，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朱自清的这一现代人格，与现代知识分子对民主和自由的认同相一致。这种认同，从其传承的脉络来看，也与西南联大师生对民主和自由的认同相吻合。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李公朴、闻一多等人，才会从学者转变为斗士。尽管朱自清的性情与李公朴、闻一多有所区别，但在对这种精神的向往上，却是一致的。实际上，闻一多和朱自清都是有着进步思想的爱国民主人士，都对自由和民主有着极强的认同。朱自清在闻一多死后整理并出版了《闻一多全集》，他在“开明版”中为其写了“序”，歌颂了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如果说文人之间的相互评说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正是朱自清“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一种人生境界。
    三 散文家影像的凸显
    新中国成立后，朱自清的政治影像日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他的散文家影像。然而，很多人没有看到，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之所以在新中国的文学教育和文学传播中得到了扩放，恰好来自他的政治影像的支撑。
    朱自清去世之后，在其“文人”影像的价值和意义被重新阐释之后，他作为一个进步的民主主义进步人士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这便确保了他的散文在新中国有了传播的“合法性”。朱自清的散文固然以其自身所蕴含的内在张力而具有被无限阐释和记忆的空间，但是，如果没有被纳入到新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中，那么，作为文学家的朱自清，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带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趣的散文家。毕竟，朱自清所创造出来的散文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温情的文学世界。这样的一个文学世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并没有获得推崇。在更多的时候，这样的文学世界是被看作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文学世界，是受主流意识形态拒斥的。但是，朱自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拒绝领取美国救济粮，则使他具备了某种鲜明的政治色彩，即反对美国和蒋介石政权的色彩。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讲，既然朱自清拒绝和那个“反动”阵营为伍，那自然就成为革命的阵营中的一员，如此，朱自清便受到了特别礼遇和推崇。
    如果说朱自清的政治影像为其散文获文学史叙述的特别青睐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朱自清散文书写的个人化情感则使其散文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规训，具有了普泛的存在价值，自然也就为散文传播赢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与传播的空间。由于散文是基于形象建构以传达思想和感情的文学样式，它与那种依靠概念判断来进行逻辑推理的学理性文章相比，形象承载思想和感情的容量要大得多。尤其是朱自清的散文，有着“温柔敦厚”的特质，这种特质对那些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读者来说，自然会“无字不香”。如在《背影》一文中，读者解读出来的父亲形象，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规训，没有阶级的标签。读者既看不到其父亲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更看不到其父亲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身份。朱自清所塑造的父亲形象不再是政治意义上的父亲形象，而是中国传统文化视阈下的“严父”形象，一个在新旧文化转型过程中性格居于裂变的“慈父”形象。这样的慈父形象，对向来重视亲情的中国读者来说，很容易引发他们既有记忆中那份温馨的情愫，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至于《绿》《荷塘月色》等写景散文，更是以华美的语言征服了读者，使人们流连忘返于其营构的诗情画意之中，这也标示了白话文书写所可能企及的美学新高度。朱自清与俞平伯游秦淮河时所写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其所抒发的情感本来同属于一个“阶级”范畴，但缘于朱自清的政治影像的支撑，这样的散文最终免于被讨伐。这表明，朱自清的政治影像对其在新中国的散文家影像的建构起到了“保驾护航”的潜在作用。
    朱自清的影像并不仅仅局限于散文家，他还是一个学者，但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朱自清的学者影像之所以为散文家影像所取代，其原因恰恰来自于散文这种文体本身。散文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本身就具有老少咸宜的大众化特点，这无疑为朱自清散文的传播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朱自清的散文由于使用了精炼而优美的白话，便于那些具有一般阅读能力的人接受。与此相反，理论性文章缘于其学理的深奥性、专业性，不易为普通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从传播的受众来看，这种学理性文章自然属于“曲高和寡”，与“老少咸宜”的散文有着显著的差异。新中国成立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导编写的中小学语文课本，收入了朱自清的大量散文。朱自清的散文由此成为培养学生语文能力和审美情趣的重要方式，这又反过来促成了朱自清散文的传播。与此相反，由于其时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且学术研究本身具有代际传承的特点，这使得学者朱自清的影像随之代际传承，其学术的光芒日渐逊色。随着新中国成立，俞平伯等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被批判，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学术研究也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指导，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已经不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要求。即便是其中的某些研究成果没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但就学术研究本身来说，缘于学术研究的理论性和时代性，其中的一些结论也已经不那么特别新鲜。这样一来，作为学者，朱自清的影像便不再像当初那样显赫耀眼了。这恰如古人所说的那样，“李杜文章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学问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代际累积和代谢的过程，一些人孜孜以求的学术，随着后人经验的积累，已经从当初的“学术前沿”转变为日常生活的常识。对这种情形，如果进一步加以审视，我们便会发现，不独朱自清一人的学术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现代中国100多年的学术演进历程中，那些建构了诸多理论的学者，其学术研究的成果，且不说“万古传”了，单就“百年传”也已经很难了；相反，一些建构起了文学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即使在“百年”之后，还依然拥有很多的读者。这种情况的出现，既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有着极大的关联，又与我们的学者缺少西方理论大家那种高屋建瓴、追根溯源的理论建构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然，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得到有效传播，还深受文学史书写的影响。在大学课堂中，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受制于其所接受了怎样的文学史教育，这将直接影响到这些学生转化为大中小学的文学教师之后的文学教育思想。无可讳认，在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都得到了文学史书写者的高度推崇，这既对其散文的经典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对其散文的有效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学史书写者掌握着一定的文学话语权，在其书写文学史时，哪些作家进入文学史，哪些作家被拒斥在文学史大门之外，哪些作家占有怎样的篇幅，其结果是大不一样的。文学史作为文学历史记忆的重要呈现方式，其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尤其是作为大学教材的文学史，更是如此。那些进入文学史的作家通过大学课堂，获得了和当下青年学生对话的历史平台，并在对话中获得了文学生命的传承和延续；而那些没有进入文学史的作家，则失却了与现实对话的机缘，自然也就失却了影响学生的文化心理建构的平台，天长日久，且不说经典化，即便是能够被人们知晓也已经很难了。因此，朱自清及其散文能够穿越历史时空的阻隔，才能直抵当下，成为文学史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反，关于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则没有像中国现代文学史那样，进入大学课堂，成为大学文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恐怕也正是学者朱自清为什么没有像文学家朱自清那样，以如此显赫的声誉，进入到文学教育链条之中的缘由。
    四 文学史的书写
    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在诸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中，获得了充分的推崇。这种推崇对朱自清散文的发扬光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在20世纪50年代，散文家影像的朱自清便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确立了其无可动摇的地位。王瑶在其文学史中就这样写道：
    朱自清早期的散文，收在《踪迹》与《背影》里的，很有一些为人传诵的名篇，如《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这些正是写法漂亮缜密，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的。他的文字秀丽委婉，又注意于口语的采用，虽然写的多是个人的经历和感想，但在《旅行杂记》里有对军阀的讽刺，《海行杂记》也有对帝国主义的诅咒，而且态度诚挚严肃，感人的力量很深。”[9]126-127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化文学史书写，而是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书写。对此，王瑶曾经就这本文学史书写的指导思想有过这样的专门叙述：“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9]1王瑶书写的文学史尽管是以个人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就其深层的指导思想而言，却是自觉地把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框架，作为自己的文学史书写的整体框架，这便打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烙印。在此情形下，王瑶在其文学史中对朱自清其人其文的书写，便不再仅仅代表了其个人的思想和情感，而且还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毛泽东在有关文章中既然已经确认朱自清“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自然，文学史的书写就要对朱自清给予相应地“礼遇”，这也是王瑶为什么在其文学史书写中对朱自清给予高度评价的根本缘由。具体来说，王瑶把朱自清纳入到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链条中，强调了他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历史中的独特地位，指出他的散文创作“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即便是朱自清那些写“个人的经历和感想”的散文，也特别强调了“对军阀的讽刺”、“对帝国主义的诅咒”的意义。至于朱自清的那些没有社会意义和价值的散文，也没有被视为“无病呻吟”、“闲情逸致”之作，更没有被提升到“小资产阶级”情调予以批判。1980年，王瑶在修订该书时，又突出了朱自清的这些散文恰好体现了“他的缜密精致的艺术风格”。[10]149
    如果说王瑶在文学史书写中还可以相对地保持自我独立的学术品格，那么在王瑶之后，刘绶松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书写时，则失却了这一相对独立的学术品格，从而使得他的文学史书写打上了主流意识形态更深为深刻的烙印。刘绶松对朱自清散文的文学史评述，已经不再像王瑶那样相对平和，而是更加意识形态化了。他对朱自清其人其文是这样叙说的：
    不同于郭沫若的散文的奔放恣肆，朱自清的散文是以清新简约见长的；也不同于郭沫若的散文的较浓厚的外国文学的色彩，朱自清的散文是具有着更显著的民族风格的。在内容上，朱自清的散文除了一部分自叙个人经历和感想的而外，也有一部分是战斗性比较明显的。例如在《生命的价格——七毛钱》一文中，……作者的对于侮辱孩子和践踏人类尊严的不合理的旧世界的憎恨是显而易见的。又例如在《航船中的文明》一文里，作者也对于所谓的东方‘精神文明’，投出了辛辣的讽刺。《背影》集中的《背影》一文，向来被称为最好的散文，但其中显然存在着比较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伤感的情调。《旅行札记》暴露了当时中国教育界的落后情况，《海行札记》讥弹了帝国主义的某些罪行，是两篇值得我们注意的作品。”[11]196
    在刘绶松的文学史书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几个显著的信息：其一，凸显了郭沫若散文的正统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以至于在文学史上有“鲁郭茅，巴老曹”之说。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早在1936年便离开了人世，那么，在世的中国现代作家中，郭沫若则排在第一位。在此情形下，“唯郭沫若的马首是瞻”便具有了某种合法性和合理性。其实，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诗人诗作进行评说，把郭沫若当作一个标杆未尝不可。但是，在散文方面，刘绶松把朱自清的散文也纳入到郭沫若的散文体系中加以确认，便表明了文学史书写者已经部分地失却了散文评说的价值标尺。其二，凸显了朱自清散文的“民族风格”。朱自清的散文注重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营养，注重使用大众的语言，营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散文世界。这种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学中汲取营养的做法在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因此，刘绶松在此用“民族风格”概括朱自清的散文，并不意味着对其散文的否定，更不是否认其散文之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意义，而是在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下，对朱自清散文创作的肯定。其三，凸显了朱自清散文的“伤感的情调”。刘绶松对朱自清散文的内容进行评说时有这么一句：“朱自清的散文除了一部分自叙个人经历和感想的而外，也有一部分是战斗性比较明显的。”刘绶松在此似乎是凸显了朱自清“一部分”散文的“战斗性”，但就上下文来看，刘绶松更想传达的思想是朱自清散文的“伤感的情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绶松对这种“情调”还进行了阶级的限定，强调了这种“情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属性。尽管如此，刘绶松的文学史还是依然充分肯定了朱自清散文的艺术价值。
    在王瑶和刘绶松之后的时间里，中国社会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且不说文学史书写出现了停滞，即便是王瑶和刘绶松本人也深受动乱之苦，更为甚者，刘绶松竟然走上了绝路——走上绝路的“情调”已经远非“伤感”可以概括。这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关系。在这一结构中，各历史因素、历史力量的制衡与互动，在推动和保障着历史的健全发展。” [12]因而，历史的运行规则总是“风雨之后见彩虹”。在历史进入了“新时期”之后，唐弢编写的文学史面世，这部同样打上了主流意识形态印记的文学史，一方面凸显了朱自清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又凸显了他的“爱国、有正义感”的社会属性：
    作为一个爱国、有正义感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朱自清在‘五卅’前后革命渐趋高涨的年代里，曾经较多地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激情。这在他一九二四年起写下的一部分诗文中留有鲜明的印记。在《赠A.S.》中，他赞美过‘手象火把’、‘眼象波涛’、‘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革命者。当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出‘五卅’惨案后，他写下《血歌》，愤激的感情如‘火山的崩裂’。他还以‘三一八’斗争亲历者的身份，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中对军阀暴行作出有力的揭露和控诉，另有一些散文也从侧面接触到了若干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13]179-180
    从唐弢的文学史书写中可以看到，他强调朱自清的散文“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激情”，指出了他的散文“接触到了若干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这一评价对朱自清这样注重个人化思想和情感书写的散文家来说，无疑就特别凸显了其散文政治上的进步性和题材上的社会性。然而，我们如果把唐弢和王瑶的文学史书写进行对比便会发现，唐弢的文学史书写并没有超越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文学史书写所达到的高度，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比王瑶更加远离文学本体。这表明，经过十年“文革”磨砺后的唐弢，对既有的极左思想的突破还是极其艰难的。
    随着思想的解放，朱自清的散文逐渐得到了文学史家的重新确认，他们突出了朱自清散文所独具的特点，进一步强化了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温儒敏认为：朱自清的“重要性如很多评论家所公认，只要学校选讲范文，或编文学史，谈到现代散文的语言、文体之完美，朱自清必被提及”[14]119。程光炜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把朱自清与冰心放在同一节中，认为“朱自清把古典与现代、文言与口语、情意与哲理、义理与辞章，结合到了近于完美的境地。尽管有‘着意为文’、过于精细之嫌，但那既洗尽铅华又雍容华贵的风致，实在是现代散文的骄傲”[15]105。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把朱自清与周作人、冰心列入一节，认为“朱自清的散文是面向人生的”，其描写山水的名文都寄寓了作者的人生态度，“朱自清散文文人气颇重”[16]120。严家炎在其主编的文学史中则这样评说朱自清的散文：“朱自清的散文，态度诚挚恳切，文字熨帖传神，风格从容儒雅，善于借意象传达历史文化的韵味。无论记游写景，或是叙事抒情，颇有沁人心脾的魅力，而且处处显示着自己的个性。他尤擅长写亲情友情，作品如《背影》、《儿女》、《给亡妇》、《冬天》等，都体现着作者温厚诚笃的性格和真挚反省的精神，感人至深。”[17]241诸如此类的其他文学史，对朱自清及其散文倍加推崇的并不在少数。如此一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朱自清，其文学家的影像便自然得到了特别凸显。
    其实，对朱自清散文的推崇，不仅表现在大陆诸多学者所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而且还表现在海外一些学者所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如司马长风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对朱自清给予了较高的礼遇，他甚至还把朱自清排在冰心的前面，予以了特别推崇。司马长风在其文学史中用“朱自清散文如工笔画”进行概括。他是这样具体展开文学史书写的：
    在现代散文作家当中，若论享誉之盛，朱自清与上述四大家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背影》那篇散文几乎是家喻户晓。
    朱自清的散文细致凝重，与徐志摩的风流潇洒恰成比照。如果用绘画来比拟，徐志摩的散文是大写意，朱自清的散文则是工笔画。他的代表作除《背影》之外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他和俞平伯两人同游秦淮河，又以相同题目记游，但俞文俗气而累赘，而朱文则雍容华贵。朱的散文毛病在过于精细，密度过大，如煮粥，因水少太稠了。[18]185
    无可讳认的是，司马长风对朱自清散文的评说，较之大陆先前以及同期的文学史对朱自清散文的评说，更切近其散文的精髓。司马长风对徐志摩的散文与朱自清的散文进行比较，远比刘绶松拿郭沫若的散文与朱自清的散文进行对比更贴切。当然，司马长风完全屏蔽了朱自清散文的社会价值和人性深度，一味地就朱自清的散文本体来谈他的散文，也有其视野不够开阔之嫌。
    总的来看，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之所以在新中国得到了有效的传播，离不开其政治影像的支撑。朱自清从革命谱系中具有“英雄气概”的政治影像，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家影像，二者的落差是非常大的。但是，令我们欣慰的是，这两种水火本来不相兼容的“元素”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确保了朱自清作为散文家的影像得到了进一步凸显。显然，这种凸显对人们传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学的精髓，其意义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注释：
    ①在民国教育体制内，朱自清还是一个具有极大学术影响力的学者，但是，朱自清的学者影像逐渐地为散文家影像所取代。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详见笔者和关姗撰写的《民国教育体制内的朱自清及其历史影像》（《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一文。
    ②张充和回忆说：“闻一多性子刚烈，朱自清则脾气很好，都说他是不肯吃美国面粉而饿死，我听着不太像，这不像他的秉性所为。”详见谢晨星：《听民国才女讲故事》，《深圳商报》，2013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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