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作者，回头再看看书，有时可以修正一些误读。读完《沧海之约》后看到朱东，很容易想到“现实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这两个宏大词汇。
    朱东身上有凛然之气，他的话很少，不表白，也不过谦。这与许多作家不一样。大多数作家喜欢书写，也喜欢言说，且通常能言善道。沉默的作家我也见过，比如吕新，他比我想象的还要沉默，但是他喜欢微笑。我想，也许沉默的作家都活在文字世界里，他们用眼睛说话。朱东就是这样。
    按惯常的分类，《沧海之约》选择的是大众化、通俗化甚至是类型化题材。外交、官场、间谍，这些“非日常”的素材和层面，恰恰是电视剧、通俗小说常炒的菜，因为这其中的神秘、复杂和传奇可以让受众荡开想象的翅膀，获得超越俗世人生的体验。迎合这样的想象，许多写作者把“非日常”素材严重类型化了。类型化是创作的天敌，好好的素材因此写得俗不可耐——通俗文学也不幸受伤。《沧海之约》写的是发生在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之间的谍报战争，在波诡云谲的力量博弈之中隐伏着特殊而又具备共性的人性，这些一言难尽的人性纠葛使政治生活变得复杂。在写出复杂政治中的简单生活本质时，小说又不失时机地将笔墨匀给了简单关系中的复杂命运以及戏剧化人生。我们对于戏剧的定位是，有起承转合和节奏起伏，是命运突变和强情节转化。情节的强化推进、人物的多面性、事态的复杂性，这些都足以支撑起一部戏剧和一段传奇。对朱东来说，小说中的“非日常”生活，恰恰是他的一种日常化经历。作为作家的朱东有料，也许，他还可以接着甩出更多口味更重的料，但朱东似乎是另起了炉灶。接下来的《沧海之约》，对人性的本来及变化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事件推进的兴趣。能够个性化地提供对人性的观察和描写，当然是现代小说的要求。这也使《沧海之约》由传统的通俗小说起步，由雅正之腔压舱，成为一部无法简单归类的作品——这真不是坏事。
    《沧海之约》是虚构作品，但现实指向十分明确。在普通人的生活里，政治和外交是大词，而对于生活和工作在边境的朱东，他应该时刻能感受“国家利益”这个词的利害。在国家利益面前，具体的人会是什么样？在时刻晃悠在眼前的权钱色诱惑前，具体的人要经受具体的折磨。人性的坚守和人性的动摇之间并非遥不可及，陈江峰、程超、阮月娥、林珊，包括更多的人，他们的人性都被放到不同的国家利益的底色上进行观察和比较。宏大的命运包括国家命运，借由具体和日常悄无声息地展开。这部作品既继承了传统章回小说的线性叙事特点，对于情节讲述和命运设计比较上心，同时又释放出现代小说的哲学气质，对具体人物的描写收放松弛。这部小说的现实感在于以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为背景进行具体书写，正面、及时触碰敏感题材是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体现。钓鱼岛事件、外交中的国土安全问题，等等，我们都是站在新闻背后看。文艺创作是对历史细节的记录，最近一些文艺作品比如电影《湄公河行动》对于中国一些外交事件的触碰，证明叙事效果是好的——当然首先要讲究叙事艺术。身处国界的朱东，用一管墨水（其实是鼠标）记录在案的已不是猎奇和传说了，虽然其中有虚构和变形。复杂的国际形势、独特的地缘环境、客观现实对作家写作产生吸引力是正常，“非正常”是小说对真实环境的刻意的陌生化表达。这是小说之为“小说”之处。把家国情怀、国家利益这些宏大深厚元素，用现代小说的美学方式表达出来，是这部小说的特色，有评论说它打通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关系并非没有道理。严肃在哪儿？事件和事物本质的庄严性、重要性，对于历史大局走向的影响力，对于现实形势发展的推助。通俗在哪儿？语言的晓畅明白，人物关系设置的戏剧性，价值表达上的体贴，等等。
    当然，也正因此，也有议论表示不满足。有人愿意看到更多的谍报信息或谍战描写，小说的强情节推进中途泄了气，于是希望《沧海之约》能够写成标准的通俗小说——谍战小说。有人认为小说的语言和结构过于流畅，分量反而轻薄了。我的不满意在于小说的男性化视角带来的男性中心主义。男性视角无法避免，也不必避免，但男性中心主义需警惕。我不是女权主义，但我依然不能理解小说中围绕在陈江峰周围的几个女性的最后选择：林珊替他生了个私生子，被离婚的太太替他养私生子。现实生活中这种偶然性也许会有，但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我希望感受到合理性，否则，阅读时就会不由自主地“生气”和“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