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贾平凹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或许是因为他早已把千言万语都写在作品里边了。在贾平凹的诸多创作中，有些是清楚明白、晓畅直接的，有些则是曲径通幽、别有洞天的。这些别有幽怀之作，往往倾注了作家不少的心智。其中的甘苦也往往不足于外人道，或者外人也常常会对其“不见”。这种“不见”或许就会成为读者阅读作品的障碍。这时，就需要一把密钥来打开通往作家精神世界之门。作家的“现身说法”，就是这样一把密钥。作家通过自我解读，告诉读者作品中的隐秘以及自己试图要设置的“机关”伏笔。
    《穿过云层都是阳光：贾平凹文学对话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10月出版）收录了贾平凹与韩鲁华的8篇对话，时间跨度14年，每完成一部长篇，贾平凹都会跟韩鲁华进行一次对话，除了谈自己是如何构思每部作品的过程，还每每都要谈及自己的文学观和文化追求。
    贾平凹的文学语言拙朴厚重、古风古韵，在当代文坛算是独树一帜的。通过这本对话录，我了解到，贾平凹对自己的文学语言有着深刻的自觉，“我反对把语言弄得花里胡哨。写诗也是这样，一切讲究整体结构，整体感觉。不要追求哪一句写得有诗意。越是说得白，说得通俗，说得人人都知道，就越自然，越质朴”。他说自己早期作品中的语言主要还是受到明清文学的影响，那点儿工巧虽好，终归和自己所处的自然地理和文化传统不那么吻合。贾平凹的老家在陕南，地处秦楚交界。陕南的自然地理，与陕北、关中不同，它在秦岭以南，气候温润，山秀水灵，有一些江南气息。但又因与楚地相邻，不免又沾上楚文化的特质。这样两种文化的“交融”与“冲突”，也体现在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中。自然地理带来的文化馈赠构成了一个作家的人文基础，但后天的文化选择更显出一个作家的文化追求，或者说一个成熟的作家势必要对自己创作所依凭的文化资源进行“再选择”。
    贾平凹说：“我性格里边，它也有些灵秀的东西在，就是自己受那个文化的熏陶，小时候我老家也是秦楚交界之处，就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交汇的地方，身上肯定有楚文化这些东西。有时你还不能太追求太柔美的东西，追求太过了以后它就容易软，有意识地要加些东西，但是你无法改变一些东西，你基因的东西你无法改变，所以有时要故意学学硬的东西，学学两汉的东西。”一种是秉性难改的文化遗传，一种是成熟后的变法，两者矛盾地融合在了贾平凹的创作中。这种共生性的矛盾状态，可以集中体现在“海风山骨”四个字上，“像海一样的风，吹过来，你说柔也柔，你说大也大，就是过来了。这个山，就是山骨，山那种骨架，像骨头一样。既有很温柔、很柔和的东西，还有很坚硬的东西”。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不再仅是表达的“工具”，而是“历史文化的水库”，是“存在的家”，有什么样的语言，就会有什么样的思维。一个作家选择继承、习得什么样的语言，也决定了他在作品背后的思维方式。贾平凹非常在意自己作品中的“中国特征”，主要是指决定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文化属性”。在这几篇对话录中，贾平凹反复谈到他的创作受到《易经》《山海经》等古代经典和庄子、苏轼等古典大家的影响，“看古典文学，它古典不仅仅说是形式方面，我主要讲的是思维方式，它主要是混沌来看、整体来看一些问题，它看的不是局部的、具体的，或者说都是意象性的东西多”。他坦言，随着年龄大了，越来越靠近中国传统的东西，尤其是文化传统中源头性的、元典性的要素，诸如拙朴、混沌。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变法，不仅体现在具体作品的叙述语言中，而且还体现在具体作品的文体变化上，诸如在文本的叙述中穿插一些文化经典，打破叙述成规。这种叙述上的“混乱”，正是贾平凹的“混沌美学”追求。
    作家的创作谈，确实有助于读者了解作家的“奇思妙想”与美学旨趣。但这类言说也不无尴尬之处。读者思来想去，也看不出作家想要表达的“门道”，云里雾里，晕头转向。这时，只有借助作家的自我阐释才能略知作家的良苦用心。这样的局面，或许是作家的尴尬，也是读者的尴尬吧。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