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主持人语
    重读金理的这篇文字，正好在看完崔健9月30日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唱会《滚动三十年》的现场录像之后。我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这场演出，同时抄录了崔健《时代的夜晚》里的一句歌词：“是不是我越软弱越像你的情人，让我安慰你度过这时代的夜晚。”这组笔谈的话题进行到现在，大家似乎都在说“回到文学本体”的各种可能性——颇以为心向往之，亦能达。而我们时代的文学事实恰恰是，写作者也好批评者也罢，都是有限度的，所谓“无能的力量”。在一片召唤“强大”的声浪中，金理让我们温习我们与生俱来的，或者时代赋予我们的软与弱。是的，“回到文学本体”能够“回到”的，自然也应该包含着想“回”而“回不到”的部分。
    
    不少朋友对文学失望，据说原因之一是今天的文学已经无法提供关于“远景”、关于乌托邦的想象。我的疑问是：这并不构成远离文学的理由，反倒应该促成我们更加积极地返回文学，返回审美、想象、移情与共感……文学提供了艺术合理性充分自洽的逻辑，它凭借足以抗辩、扭转“从前有效的社会标准”的力量，更新视野，再造出人们对人性、对世界的理解。在这个时代，内在的、软弱的力量，使得个体生命和他者、弱者血脉相通的力量，我想就是文学的力量。
    “有情文学的力量”
    张新颖老师有过一本批评文选，书名是《无能文学的力量》。“后记”中解释：“从何种意义上说，文学及文学研究是‘无能’的，又是有‘力量’的，而这种‘力量’又正与这种‘无能’紧密相连？在困境中的沈从文曾如此深切絮说文学的‘有情’：‘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说来似奇怪，可并不奇怪！’——‘有情也常是无能’，则‘无能文学的力量’，也可以说是‘有情文学的力量’。”张老师的沈从文研究，谈《边城》中“微笑的文学”，谈晚年沈从文在时代的角落里确立起安身立命的位置，其实都在和“有情文学的力量”相沟通。
    我自本科开始从张老师读书，这么些年来，似乎就是尝试摸索“有情文学”，培养对这种力量的热爱与信心，进而与之建立一点联系。最初对这层意思有所体会，源自张老师1998年的旧文《路翎晚年的“心脏”》。对于晚年路翎，一般的研究模式遵循“时代灾难——对个人精神的摧毁——个人创作才能的完结”的理路，自有其合理性。然而张老师追问的是：在此模式中，是什么居于叙述的中心？是达成对于“时代”的反省和批判吗？那么“时代”的受难者即具体个人的位置何在？“读着路翎晚年的作品，特别是他那一首首长诗和短诗，我由衷地感受到了精神透过重重迷障散发出来的动人光辉。人是经不起摧残的，可是人也绝不就是轻易能够彻底摧毁的。长期受到深重摧残和伤害的人在身体上、在精神上留下伤疤，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路翎没有本领脱胎换骨，却凭借着一己生命所具有的强大的自我救治能力，开始了晚年的创作。他的晚年创作既可以说是他自我救治的结果，同时，在更大的意义上，也是他进行自我救治的方式，而且是最重要的方式，特别是诗歌创作。”读着这些话大概就能明白，从路翎到沈从文研究，张新颖老师的核心关怀和脉络。
    “同时在头脑中持有两种相反的观念”
    前些年曾经发生过所谓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事件，大概能代表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今天文学的观感。如果你关注近年来走红大江南北的各种电视相亲节目，一定会注意到经常会有自称诗人、作家的嘉宾登场，他们的登场意味着“搞笑”开始了，这能代表民间对于今天文学的认识。在文学处于这么尴尬的境地里，我们要谈“回到文学”，我想还是表达最朴素的一个意思，回到我们对于文学的热爱和信心——这似乎是条底线，但扪心自问，有多少人还会相信，文学可以回应这个时代的喧嚣和复杂？
    这里要追问的不仅是能否回应，而且是能否以“文学的方式”来回应？什么是“文学的方式”？请允许我冒昧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不恰当）。这些年我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你了解某位发言者的立场之后，几乎可以判断他/她对任何问题的看法。我经常作类似的“试验”，屡试不爽，比如一部新的小说出版后，如果这位朋友出席研讨会或写文章的话，你肯定猜得到他/她大致会如何表态。甚至当社会热点事件发生之后，你都能够判断他/她会选择如何站队。一方面，这也许意味着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成熟了，不会如当年梁任公似的频繁“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怀疑这种过于稳固的立场化与姿态化。我的意思是，曾经体现在老巴尔扎克等巨匠身上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已经不复存在；通过生活的实感，以及与此实感、人的感性机能紧密结合的、一丝不苟的文学实践，来扭转自身先验的立场和判断——这种情形已经日渐消亡。
    特里林在《自由的想象》中定义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应具备“一等智力”：“对于一等智力的检验是看他有没有能力同时在头脑中持有两种相反的观念，而同时依然能够保持行动的能力。”（宋明炜：《批评家特里林》）在他看来，马修·阿诺德无疑属于此类文化英雄：“辩证的方法所产生的矛盾观点对某些人而言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但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则是一种积极的愉悦；阿诺德属于后一类人。”（严志军：《莱昂内尔·特里林》）时刻关注复杂性，亲近“辩证的方法”，“同时在头脑中持有两种相反的观念”，感受和思辨永远先于立场和姿态——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文学的方式”。
    “惊人的艺术性”
    不少朋友对文学失望，据说原因之一是今天的文学已经无法提供关于“远景”、关于乌托邦的想象。我的疑问是：这并不构成远离文学的理由，反倒应该促成我们更加积极地返回文学，返回审美、想象、移情与共感……这些不再信任文学的朋友想必信服卢卡契说的，文学当以“深刻历史性”与“惊人的艺术性”相结合，来创造另一个“新世界”（卢卡契：《关于文学中的远景问题》）。说得多好，不仅是在“内容”上以“深刻历史性”与现实、历史的逻辑相抗辩，可能更重要、更繁难的是，以“惊人的艺术性”来作用于人的感性世界，这种文学诉诸人们对世界的想象。原先的阅读与期待中，免不了充塞着坚硬的现实、历史逻辑，需要文学以充沛的感染力来化解、对决。
    其实文学史上这种“以虚击实”的文学不乏其例。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出版后遭致有伤风化的指控，然而起诉人无法解答如下问题：在小说展示的具体情境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可以判定爱玛有罪。“如果在这部小说里所描述的人物中，没有一个能压倒爱玛，如果没有道德准则能有效地以某人的名义判定她有罪……如果这些从前有效的社会标准：‘舆论’，宗教情感、公共道德、良好教养等不再足以达到一种裁决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法庭能对‘包法利夫人’的案件予以判决呢？”福楼拜创造出崭新的艺术形式，提供给读者“新的现实”——将人类从自然、宗教和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美好远景，这一现实“从先在的期待视野中是理解不了的”；但是文学提供了艺术合理性充分自洽的逻辑，它凭借足以抗辩、扭转“从前有效的社会标准”的力量，更新视野，再造出人们对人性、对世界的理解，“并逐渐为这个包括所有读者的社会舆论所认可”（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这是“惊人的艺术性”。
    内在的、软弱的力量
    张新颖老师的书名《无能文学的力量》，据其自述，来自崔健。1998年，崔健推出了专辑《无能的力量》，“我白日做的梦，是想改变这时代。我现在还无能，你还要再等待”，先前紧绷、硬抗的东西松开了，内在的柔软、不确定、“弱”的东西暴露了出来。最近我在拜读一位年轻的研究者关于中国“民谣——摇滚”的专著，其中恰好论及崔健这张专辑流露出的情绪：“不是更坚强，而是更软弱。不是向外，而是向内。但这内在的软弱不是对外在刚强的放弃，而是刚强的、理想之间的斗争被封闭住之后，让‘软弱’成为一种相互慰藉的力量”，“这是‘软弱’在崔健这里产生的力量。一种弱的、共同的感情默默地在被弱者彼此分担，而当足够多的‘弱’被联系在一起，弱会不会转变成强？当这样的‘弱’被社会充分意识到后，从‘弱’中会不会产生一种新的政治想象？”（王翔：《临界点：中国“民谣——摇滚”中的“青年主体”》）
    余华的《第七天》曾招致巨大质疑，当时张新颖老师写有一篇评论《时代，亡灵，“无力”的叙述》，其中“没有力量才具有伟大力量的爱”、“翻转的力量来自爱”等意思，引起我共鸣。《第七天》一方面诚实地写出“无力”，另一方面让我从中感受到“翻转的力量”，也许是引而不发的吧。但之所以是“引”，固然并不是说有力量已经整装待发，但总能感受到某种潜在的势能——有没有这种“引”的感受、“翻转”的感受，我想是不一样的。就像鲁迅的文学，鲁迅也是在一个绝望、无力的时代里写作，但是他的文学所呈现的并不只是“无力”的感受。或者说，在绝望和希望之间，他对“力”有一种辩证的自觉：舍身到深渊，拒绝任何外在的救济，但是在深渊里又升腾起一股阴极阳复的力量。比如《故乡》，尽管“希望”是微茫的，“本无所谓有”，但终究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第七天》的核心情节杨飞寻父，可以和鲁迅所钟爱的绍兴戏目连救母相比附，目连一路上见证了很多现实中无法出现的事情，“不可见之物现于眼前（即便只是片刻），而参与和感知所具有的变革力量也得以呈现与示范”（陈琍敏：《生死绍兴：鲁迅与戏剧的复活力量》），这种力量点点滴滴聚合起来，真的是一无所用吗？
    从崔健的专辑谈到余华的小说，要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在这个时代，内在的、软弱的力量，使得个体生命和他者、弱者血脉相通的力量，我想就是文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