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城》（祖阔著）的书名本身，就似一个充满符码踪迹的话语体系——都市、围城、喧哗与骚动、名利与自由……以此象征当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生存状态和集体深层心理。而《喧城》的寓言化写作伦理，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手法，也即“扩展了的隐喻”，它的显著特征是结构象征，是整体的大规模展示，而非故事表层意义的象征。林汉、余少同、吴江白等三个知识分子精英人物怀揣着对爱情的向往、对友情的珍重以及一种为了某种精神、信仰、追求可以牺牲献身的勇毅担当，裹挟着上世纪80年代那种独特而迷人的气息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在时代进程和人生境遇的相互映射中，祖阔借用高度世俗化的现实故事来承载知识分子的灵魂之深，最终表达的是解脱世俗和欲望的枷锁、皈依生命纯粹和精神自由这一近乎宗教般澄明深刻的主题。
    祖阔在电视台、编剧圈、文学场中浸淫多年，对此中逻辑、生活、人物的体察细腻幽微。作家调动起几十年积累的素材和经验，以全知全能的视角、绵密的细节、围绕日常生活建立起一个由典型人物构成的典型环境。《喧城》的叙事并不围绕一个完整的中心故事或核心的戏剧冲突展开，而是以中国画散点透视的方式分别描摹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在共同社会环境和生活逻辑中的迥异遭际，在大量细节中展示了知识分子及其家庭的命运轨迹，以及其中变形、异化、反转的动态过程。《喧城》写的是理想、情怀、生命，归根结底还是一部写“人”的书。林汉是作家、余少同当主编、吴江白为台长，都是体制内有身份的社会精英，然而他们身上的文人底色却并未因久历官场而祛除。小说越到后部，文人的气场便越加强烈。结尾的处理或许有点过于浪漫，但是我宁愿相信想象对存在的拔擢。历史的发展本就不是单一和线性的，回还往复、枝枝蔓蔓、兜兜转转才更加符合文学叙事的历史观念。
    祖阔也是一个有着世俗心的小说家。凡俗的生活对接雄浑的人生，卑微的诉求融入理想的悲歌，小说会由此获得一种积极的、肯定性的力量。正是基于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肯定，祖阔才写出了一个生机勃勃、摇曳多姿的世俗世界。细节的密集铺陈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些社会精英们物质生活的殷实富足，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欲望、烦恼、困境、自省、救赎等种种形而上的意绪和思辨也需要生活的实感和肉身来承载。如果不能把人间烟火写得热气腾腾，也就无法刻画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冰冷绝望和灵魂深处的彻骨痛感。小说最后的结局颇有“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凉，悲凉之外是一种通透与澄澈、一种阅遍人世浮华和悲喜后的了悟与升华。
    当下的都市小说迷恋凡俗人生、执迷欲望叙事已经很多年了。换言之，如果说乡土文学承载的是历史、是思想、是审美，都市文学所表征的就是欲望的蔓延和精神的溃败。除了写私人经验、身体悲欢，“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是否还和“我”有关？都市题材的小说，能否呈现健全的精神视野、能否写出灵魂的深刻厚重，直接决定着作品的思想高度，也标识着作家的写作难度。有“难度”的写作在于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认识个体精神的疑难，把握与时代和他者的关系。祖阔所探索的正是人之为人的精神疑难，而且给出了作家自己的立场和答案。
    在《喧城》中，时代的某种“共同的精神”或者早已形成共识的价值判断，对于小说内部“孤独的个人”构成了威压和伤害。无论是官场、文场还是情场，都是一个欲望编织的封闭场域，都有一套难以打破的潜规则和逻辑。吴江白自欺欺人的“换笔计划”，透露出的是体制对人性的压抑和异化。然而当他即将登上自己设计的官场巅峰时，多年艰辛的努力、付出却轻而易举地败给了自己强烈的责任担当和文人情怀——那是知识分子身上无法抹去的生命底色。最终，在官场摸爬滚打、伤痕累累之后，吴江白选择回归文学，回归自我，回归家庭，回归内心，回到原点。余少同则成为流浪诗人，没有人再见过他，曾经相濡以沫的兄弟最终相忘于江湖。从欲望的密室中逃脱，闯向自由精神的旷野，其中的无奈、欢愉、解脱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更传递出疑难和反抗带来的生命痛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疑难、反抗和救赎无疑是《喧城》核心的精神价值。然而祖阔的情绪始终是平和的，他对世俗逻辑和官场潜规则的反拨与批判，并不是通过激烈的言辞来抒发，而是隐忍中蓄力量、平和间见深刻，因为悲悯而理解，因为思辨而救赎。
    在《喧城》中可以看到，祖阔的价值判断是逆向的，他所要建构的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灵魂内省、关乎时代精神批判的寓言。这则寓言故事中饱含纠结与困顿、失落与无助、决绝与彻悟等哲学层面的思辨。小说结局是开放的，主人公们对自我灵魂的救赎实践，印证并延伸了理想实现的可能性，祖阔借此向那个淹没于世俗和欲望浪潮间的理想年代表达了深沉亦深情的敬意。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经典现实主义的叙事范式面对渐趋碎片化的社会生活，似乎丧失了统摄和概括的能力。作家们逐渐放弃了对大历史、大时代、大命运的整体观察，转而介入某一社会存在的局部或个体生命的内心世界，以幽微消解宏大，以局部对抗整一，以深刻抗衡广阔。然而，人物是有灵魂的，时代也是有灵魂的，仅仅停留于对事相表层的描摹，而无法上升到对时代精神的概括，终究是坐井观天，甚或是挖掘愈深，视野愈窄。面对驳杂且细碎的现实，惟有通过某种隐喻才更容易接近事实的真相。寓言化写作，更具历史穿透力和时代概括力，同时也更加考验作家的思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