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乙看来，他的写作已经到了扫尾阶段
    
    阿乙
    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毕业于警校。做过警察、体育编辑、文学编辑。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中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
    9月中旬，去北京的阿乙家中采访时，他刚从医院回来。近些年，因为生病，他总是频繁出入医院， “我在医院看见的死者，比在当警察时看见的还要多。”曾经一毕业就当上警察的阿乙说。
    因长期服用激素，他的脸圆肿着。
    26岁以前，阿乙是一名小镇警察；后来，他成为北岛口中“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近几年，随着作品不断收获喝彩，阿乙名气越发响亮，但他谦卑的性格与文学的初心始终不变。谈到文学，阿乙曾说，“最终，我是它的仆人”。一场大病后，阿乙看开了许多，“我写的东西已经很多了，在写作上已经没有什么野心，只想利用残余的人生每天写一点点心得。”
    一
    阿乙最近回了趟瑞昌老家，看望中风又不小心摔断腿的父亲。临别时，他不知为何跟父亲道别了三次。走后不久，他便接到家人急电——因为想尝试离床起立，父亲脑溢血复发。阿乙赶紧从南昌（还没回到北京）往回赶，但“父亲就这么去世了”。
    阿乙给父亲送葬，内心充满了遗憾与自责，“我本想安排父亲去北京新家住一段时间，六七月份就想带他来。而我自己又因为肺部出了问题住院了。”
    “非常糟糕。”2016年，被阿乙称为“最背的一年”。
    但最起码，阿乙完成了父亲的心愿——成为作家。“最近在老家走动的时候，人们都叫我作家。很多年，在我们瑞昌市都没人能够承担这一称呼了。”这些年，为了哄中风的父亲开心，阿乙时不时会向他展示自己在写作上所取得的成就。
    2012年《江西日报》曾刊发了这样一条新闻：近日从瑞昌有关部门了解到，瑞昌籍作家阿乙正在角逐华语传媒文学大奖。”阿乙谈到此事时曾幽默地说：“我觉得有关部门可能是我爸爸。”
    如今，父亲再也听不到儿子下列的好消息了：阿乙2012年出版的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在今年初进行了重写，将在明年1月重版。这本被阿乙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写作成就”的小说，已被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即将被翻译成西班牙文版、俄罗斯文版、阿拉伯文版，而韩日版也行将谈妥。
    明年1月，阿乙还将推出“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18万字的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
    阿乙随笔与小说，获得了知名作家的热烈评价。格非说：“他在叙事上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诸多尝试令人惊叹。”北岛说：“他对写作有着对生命同样的忠诚和热情，就这点而言，多数成名作家应该感到脸红。”
    二
    1994年参加高考，当时还叫“艾国柱”的阿乙所在班级只有四个人考上大学，他是第三名。成绩出来后，父亲似乎忘了让儿子当作家的梦想，迫不及待地给他填了警校。1997年，阿乙成为了一名编制内的警察，在瑞昌市洪一乡派出所。
    但这并非阿乙的梦想，他喜欢文字。1999年，“民警艾国柱”由于“文采出众”被调到瑞昌市公安局工作，负责写材料。在公安局办公室呆了两年多，因为材料写得好，艾国柱被瑞昌市委组织部看中，借调过去。
    一次，见多了年轻人的组织部老司机，带着算命先生的笃定语气说：“你四十岁或许能升到副处级。”阿乙顿觉人生寡淡，乏味到连一个司机都能推算出他的命运。阿乙想到了出走。
    当时正值2002年世界杯，阿乙尝试写了些球评发到论坛。之后球评又渐渐发到了《体坛周报》《足球报》《东方体育日报》，每个月能领到一两千块的稿费。
    因球评建立起了信心，阿乙开始留意报社的招聘信息，随时准备“出逃”。很快，他等来了机会。在西祠胡同，《郑州晚报》发布了招聘体育编辑的帖子，阿乙投了简历和几篇球评，隔了几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叫他“马上过去上班”。
    阿乙希望抓住这个机会。离开瑞昌时是请假，保留着回去的余地，可是有一天他得知，自己已被原单位取消了编制。
    在城市，阿乙的精神世界被打开。他开始了有计划的阅读。在郑州，每两个星期他去一次书店——从加缪和卡夫卡读起，渐渐读到福克纳。2004年，朋友阿丁介绍他到了当时创刊不久的《新京报》。至此，阿乙从小镇来到了首都。
    三
    写作给阿乙带来了荣誉感与安全感，但也毁损着他的身体。这些年，阿乙反复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生病前，阿乙的写作可谓癫狂——犹如殉道，就连他本人都会笑着用“疯子”来描述当时的状态。
    2014年11月，当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写到近十万字时，阿乙开始焦虑并失眠。深夜他常从梦中惊醒，恍惚地抓起笔就开始写，“误认为能在梦里面解决写作的难题”。对写作极端而彻底的投入，换来的是身体的崩溃。医生一度怀疑他是肺癌。疾病叫停了阿乙疯狂的写作方式，他被查出免疫系统坏了，祸及肺。
    2016年6月，阿乙出版了新书《情史失踪者》，收录他最新的七篇短篇小说，“死亡与孤独”是每篇必现的母题。而令他重度焦虑的、“花了好几年工夫，基本就把生命毁掉一半了”的长篇小说，也将在明年1月出版。
    至此，阿乙人生的两个重大愿望均已实现：写一部长篇，到纽约一游。2015年5月，阿乙受邀参加纽约书展。得知这一消息时，阿乙想到了“洪一乡民警艾国柱”有天喝大后跟同事说的醉话，“我想去纽约，去人类的首都”。
    “如今觉得心无挂牵。”阿乙说。
    出院后的阿乙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生活好青年，从前不舍昼夜的文学青年变成了固执的早起派，自己做菜、买菜，按时吃药、锻炼，还把烟戒了。每天的写作任务全部在上午11点前完成，雷打不动。
    如今的阿乙，写作已经变得不再操切，“我发现我写的东西已经很多了。我在写作上已经没有什么野心，只想利用残余的人生每天写一点点心得。那些过去的野心好像全部都消失了，我现在应该是走向写作的一个扫尾阶段。”阿乙说。
    我开始研究迪伦的文本
    读品周刊：为什么叫阿乙？
    阿乙：叫阿乙是因为名字没有意义，就是排行老二的意思——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我本名艾国柱，生于1976年，我父亲对我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我成为国家的栋梁。这个名字对我本人压力实在太大了，我就偷偷取了一个没有意义的名字，没有意义的名字就相当于零。从零出发，我们可以获得很多东西很多成就。
    读品周刊：你以前说，随笔是工作之余写的，想过要是这些以后能成为稿费就好了。现在实现了，你觉得它们配得上出版吗?还是说因为出名了所以被出版了？
    阿乙：随笔里配不上出版的我都全部删除了。我在作品出版后也会重新自我审查一次，那些觉得配不上出版的，我会在重版的时候将它们删除。
    读品周刊：怎么看鲍勃·迪伦获诺奖这件事？
    阿乙：说实话，我被鲍勃·迪伦获奖给惊到了。过去当赔率榜上出现迪伦名字时，我还以为这是博彩公司没文化的表现。后来我认为，这可能是博彩公司鸡贼的表现，想利用迪伦的粉丝圈点钱。但当瑞典文学院把诺奖颁给迪伦时，我就在反省自己，我根本就没怎么听过迪伦的歌，也没研究过他的歌词和诗歌，因此我在这方面其实存在着一个粗暴的判断。我一直比较信奉瑞典文学院的判断力，我不认为他们会在这方面开一个巨大的玩笑，搞一个巨大的行为艺术。他们既然选择鲍勃·迪伦，就是迪伦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在他们心目中是极高的，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开始阅读迪伦的文本。
    读品周刊：如何看待碎片化阅读？如何不被其搅扰到？
    阿乙：碎片化阅读就像端着一个筛子到河里舀水，看似收获良多实则一无所有。编剧芦苇曾提出了一个比较节省时间的阅读方式：读最经典的作品，看最经典的电影，听最经典的音乐，这样就不会觉得时间被碎片化阅读白白浪费了。
    读品周刊：近期有啥写作计划和出书计划吗？
    阿乙：不用着急，我最近一直在控制。我发现我写的东西已经很多了，在写作上已经没有什么野心，只想利用残余的人生每天写一点点心得。那些过去的野心好像全部都消失了，我现在应该是走向写作的一个扫尾阶段。
    我写的东西已经很多了，在写作上已经没有什么野心，只想利用残余的人生每天写一点点心得。
    施向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