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出版公司近期推出由王德威先生主编的英文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据悉大陆简体字版翻译出版可能还要费时不久。这部文学史集合美欧、亚洲及大陆、台湾地区一百四十三位学者作家，以一百六十一篇文章构成皇皇巨制，蔚为大观。其体大思精，新说高论，当是可以想见。显然，目前全面评价这部著作尚有待时日，倒是王德威先生为这部文学史写就的导论，融通古今，兼收中外，纵横捭阖，视野开阔。其中新见迭出，从文学史观念到方法都迥异过往，引发争论是迟早的事情。初读之下，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在于对文学史的时间做了新的规划，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给予了全新的阐释，就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状况做了极富有理论魅力的表述，尤其是在文学史的论域内对各种文体给予的关注，所有这些，都表明“新编”之名副其实，可以说开启了一个十分宽广的中国现代文学论域。
    文学史包含了同一领域中的专业学者对一个时期的文学的全面理解，它是历史，当然有时间的长度和限度的规划，这一规划本身就是时间意义上定性命名；它有空间的广度，在现代时期，通常以民族国家为界。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仅仅只有百来年的历史，但其中包含的规划定性的矛盾冲突、对立斗争就异常激烈。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及性质是由中国当代文学给定的。因为1949年以后被规划为“新中国文学”，它具有了政治上的特定的含义，那些此前的文学就要有一个说法，就要根据新的时代的到来重新定义。显然，因为确立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内涵性质，中国现代文学因此获得了现代起源性的意义，其反帝反封建的现代意义与当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意义形成了必然的连续性的逻辑。当然，也是因为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现代性的激进化，尤其是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内涵定义显得有些狭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没有释放出来。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率先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①，也是试图在20世纪更具有整体性的时间视域中来规划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概念无疑是要用“现代”这一概念来统合“当代”。与“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用“当代”来规划“现代”相逆，“20世纪”的时间概念显然试图用现代来整合“当代”，也就是以对现代展开的启蒙主义理念的文学史叙述，来贯通“当代”，使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形成一个整体。对这一整体的把握也是放置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上来审视，在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建构中，“世界文学”作为资产阶级文学而被剥离直至拒绝，而20世纪文学的概念则是召回世界文学，并且把近代以来的世界作为一个标准参照，既是评判20世纪中国文学的尺度，也是一种理想参照，从而把20世纪中国文学融入近代以来的世界文学格局中去。陈平原后来解释说：“所以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不光是一个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跟一些研究者提出的‘百年文学史’（一八四○—一九四九），或者近代、现代、当代中国文学的‘打通’，跟这些主张也有所不同。我们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进程来把握，这就涉及建立新的理论模式的问题。”②
    此后，上海陈思和、王晓明在1988年提出“重写文学史”的观点，这一观点显然也受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例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起了相当的作用。当然，中国80年代的变革创新和现代主义思潮起到直接的冲击作用，时代潮流要求变革，文学史编纂概莫能外。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层出不穷，据统计不下七十种之多，但真正能有大的突破和“重写”的可谓寥寥无几。伴随着“现代性”论说在中国学界展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域也迅速拓展了理论内涵和审美视角。而诸多“现代性”论述中，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无疑是最具有挑战性和启发性，它使中国大陆的经典的文学史叙述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后，又一次遭遇更深刻和更内在的松动。夏氏的挑战在于把被遗忘和冷落的作家置换到前台，而王德威则是重新确立“现代”准则，“现代”的内涵被“晚清”重写之后，文学的现代或现代性意义就完全被改变了。
    如果说“被压抑的现代性”还只是王德威以个性化的学术风格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改写”；那么这次他主持的皇皇巨制《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对中国现代性的全盘“重写”。“被压抑的现代性”把晚清的传统颓靡、想象的奇异化、感性的精细化和趣味的多样化，归结为审美现代性之初露端倪，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开辟出现代性的初始情境。过去被视为传统的溃败或剩余的东西就如此成为现代性的起源，在波德莱尔式的“瞬间”情境中，表现了时间不死的英雄意志。审美的现代性与社会历史的现代性作出悖反的分野，这与随后被确定为现代性的主导力量大相径庭。显然后者不可能从前者产生出来，如此看来，晚清未必生成现代性的源起，它仅仅存在“被压抑的现代性”，很长时间学界并没有意识到王德威先生埋伏了他更大的学术雄心，那就是中国现代性有着更为深远、宽广的源流，甚至可以说，有着自我生成的、成就的起源。因此，何谓现代性？谁的现代性？都成为新的问题。
    这部厚实的历史之书，看来是有备而来，早已有伏笔。很长时间我们没有追问：“被压抑的现代性”，那它的生成起源于何时？显然，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没有“起源”，也没有“中心”，但解构主义的策略性表述并不能压抑我们对历史的想象，事物的存在总是有始有终吧？天体物理学家甚至始终不放弃对“宇宙起源”的探究。不管是人为的还是武断的，中国的现代性总是有一个“起点”吧？没有起始的历史是无法想象的，更无法理解。现在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被压抑的“现代性”并非初露端倪，而是源远流长，已经潜伏多时，甚至神龙见头又见尾有二三百年之久。多年前，欧阳江河在一首题为《时装店》的诗里写道：
    ……你迷恋针脚呢
    还是韵脚？蜀绣，还是湘绣？闲暇
    并非处处追忆闲笔。关于江南之恋
    有回文般的伏笔在蓟北等你：分明是桃花
    却里外藏有梅花针法。
    江河的这首诗的修辞做到了极致，以诗的语词的技法就足以把历史、文化和一种时代情绪缝合在一起，其韵味之微妙深长，令人赞叹。当然，这首诗显得过于柔润优雅，可能并不适合用于比拟德威先生所做的如此浩瀚艰巨的学术事业。且德威先生对我用“优柔”、“典雅”、“殇情”之类的形容词来描述他关于“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言说，也未必同意。可能我突显的是德威先生对理论探究做的文学性表述③，由此显现出的文学性韵味，乃是大陆文学批评之文体文风最为缺乏的那种品性，其中得中国古典神韵，令人神往，于我实在是由衷褒奖。当然，说到刚韧的一面，德威的文学批评中并不缺乏，内隐的风骨也是不难感受到的。确实，我能体会到德威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融合进的那种感知忧国的坚韧精神，他对中国现代史之举重若轻所用出的心力内劲，其刚强自不待言，其担当傲视同侪。尤其是此番他如此费心费力十多年，统领海内外学人一百五十多人，完成这部旷世之作，其“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勇气和决心，其把握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当能体会到德威先生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无论如何都是一项异常艰苦耗时费力的工作，其学术贡献可留于后人评价，但这项工作无疑值得学界尊重。
    确实，德威先生此番主持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大的亮点，最有挑战性的突破，也可能是争论的最大焦点，就在于它把中国文学的“现代”起点上溯到1635年：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耶稣会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等的“文学”新诠，止于当代作家韩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国”。在这“漫长的现代”过程里，中国文学经历剧烈文化及政教变动，发展出极为丰富的内容与形式。借此，我们期望向（英语）世界读者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之一端，同时反思目前文学史书写、阅读、教学的局限与可能。④
    显然，这一文学现代性的开端无疑极为大胆，它挑战了中国近代、现代史的概念，重新规划了中国历史的现代转型，开启了新的中国现代性的论域。这是关于文学现代性源起推得最早的论述。零星的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源起于晚明的说法并非鲜见，但以如此庞大的阵容正式地展开的重写与命名则还是首次。要说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源起的争论也是来自西方现代性源起的多样表述。西方现代性源起通常以18世纪后期的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启蒙主义兴起作为思想上的标志，商业主义向全球化扩展，工业革命初露端倪，大都市形成社会活动中心为社会化标志。但也有不少的研究者把现代性的萌芽推到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代表的年鉴学派所关注的“漫长的16世纪”（1350—1650）。16世纪末大航海时代开始，1600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1640年，英国议会召开并通过《大抗议书》，通常世界史把这一年看作世界近代史开始的年份。显然，把这一年看作“现代性”的源起的时间标记也未尝不可。这还不是把西方现代性推得最早的做法，在现代神学领域，乐于把“现代性”源起到神学里去查证。有神学学者吉莱斯皮在《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一书中，就把现代性的源起推到中世纪晚期年代⑤。更为著名的观点来自汤因比，他把公元1475年看成是“现代”开始时期；1875年则开始了“后现代”的动乱时期。显然，德威先生十分高明，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1635年，这比公认的世界近代史还早了五年，这可是无比珍贵的五年，中国的现代性源起并不是在世界之外，也不是被西方影响规训的他者的现代性，更不是被斯宾格勒所说的“有力量的领着命运走，没有力量的被命运拖着走”，中国有自己的命运，中国文学有自己的力量！王德威及其“新编”此举把中国现代性源起回归到中国历史中去探询，这是中国自己与西方对话，中国有世界的眼光，有容纳世界文化的胸襟。固然，杨廷筠改信基督教并非中国文化之正宗，甚至越出正统之边界。但如果把它看成中国与世界相遇，中国士人有“世界胸襟”来看，则又当别论。“现代性”的最基本含义之一，不就是发现世界吗？发现人类更广大的精神吗？发现人类的交往进步吗？也是此前数年，现在乐于为人们称之为中国小说的现代滥觞《金瓶梅词话》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面世。15世纪初中国人口约为六千多万，而16世纪则已达至一点五亿之多，1644年左右人口锐减。就1635年左右而言，关于中国的“现代性”可以找出正反截然不同的证据。在被视为世界近代史起点的1640年，英国正是议会对抗皇权的时代，直至皇权落败。而在中国的1635年左右，乃是政治最为腐败黑暗，官府荒淫无度，甚至出现短“小冰期”的气候异常，饥荒肆虐，民不聊生。直至1644年清兵入关，北方游牧民族占领儒学文化统治千年的中原大地。但不管如何，“晚明的现代性”不失为一个很有活力和魅力的论域，尤其是在文化上和审美的意义上⑥。这使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源起不再是与五四现代性或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简单对立，而是寻求了中国现代性的源发方案，这使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概念——即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观点亦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中国在文化上孕育了自己的现代性。这一孕育的基本含义当然未脱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例如，基督教的传入、地理大发现、白银的大量流入、国际贸易的开始等等。当然，我还未读到全书，这只是我从德威先生选择的这个时间节点来做推断。这一时间节点虽然只是一个象征，但其意义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或中国现代文学的源起上却无疑是一个极富有挑战和争论的观点。
    实际上，王德威并非仅仅是武断地画下这一时间节点，也不是从社会历史的原因为文学的“现代”寻求依据。德威先生提供了中国现代文学源起的多样性方案，这些时间节点可以做并存，相互容纳。晚明只是其中一个选项，在他看来，晚明杨廷筠融汇基督教传教士引进的西方古典观念与儒家传统诗学相碰撞，形成的“文学”观念“已经带有近世文学定义的色彩”。来自文学史研究先贤论述也是王德威十分重要的参考，周作人与稽文甫分别自人文主义或革命立场，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追溯到17世纪。因此，王德威论述说：
    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既可从发生论的角度顺流而下，也可以从傅柯谱系学的角度以果寻因，追本溯源。另一个可能的开端是1792年。那一年发生了两件事：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率领大英使节团来华；曹雪芹（1715—1763）的小说《红楼梦》问世。这两个事件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历史的后见之明却指出其中有关现代想象的关联。马戛尔尼使华（1792—1794）因朝觐等礼仪问题，为大清皇朝天下观带来挑战，也预示西方“世界”的到来。《红楼梦》写尽帝国盛极必衰的命运，从而为不可知的“现代”启动“预期式乡愁”（anticipatory nostalgia）。⑦
    以《红楼梦》为节点也是一个文学现代性选项，此外，王德威也并不否认中国大陆“公认”的1919年之代表的“现代”。显然，就是在大陆学界，现在也鲜有人再固执要把“五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唯一时间节点，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域则被严重限制，这是庞大的从业群体所不愿看到的。其实，“中国现代文学”如果不再作为一个政治历史的划分，而是作为一种历史观念、文学观念和审美观念统合的现代性阐释，打开时间的论域无疑是明智的和有积极建设意义的。这当然需要我们去讨论、争辩，需要我们重新去厘清历史和理论的前提。不管如何，王德威提出了问题，这就意味着学理上的一个崭新的起点。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王德威在导言里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即他在阐释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时，强调“在世界中”的观点。如果说1635年的时间节点是从时间上来重新规划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源起，那么，“在世界中”则是从空间上来重新认定现代性的基本含义。“世界中（worlding）”这一概念来自海德格尔，原来深受福柯影响的德威先生，此番回溯自海德格尔。“世界中”在海德格尔那里隐含着动词化，在王德威这里，更明确地动词化。在海德格尔看来，事物的存在总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这意味着事物总是被召唤到世界上来。德威先生说：“‘世界中’是世界的一个复杂的、涌现的过程，持续更新现实、感知和观念，借此来实现‘开放’的状态。”⑧ 由此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之作为一个“在世”的事物，它显然有双重性，如果它是一个事物，它具有在世的本真性，它是自在的存在，并非我们所能命名，它总是有它的原初存在。在这一意义上，德威先生可以放手去重新规划中国文学的现代源起。这也是海德格尔得益于胡塞尔的那句名言：“回到事物本身。”既然现代思想最重要的出发点都是回到事物本身，那是保持事物的初心，保持历史之初心，人们尽可以去回溯更为原初的理解。1635年的文学的“现代性”未尝没有可能是更本真的现代性呢？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又是一个被诸多规定所命名的事物，它是被召唤“到世界上来”的。显然，海德格尔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来讨论事物的“在世”，在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中，它是天地人神四重世界达成的统一世界。德威先生在这一问题上不得不虚晃一枪，显然，他不能陷入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辨，那样的话，事物无法现实化，历史中的现代性将很难在存在的本真性上被论证。德威只能负责事物的“在世”状态，他考虑的显然是事物已经在历史中的状态。“世界中”因此并非事物“自己来到世上”，而是在历史的各项条件规划中形成自身的状态。德威先生写道：
    “世界中”描述事物“存在于此”的条件，凸显其兀自彰显的状态。这种状态与其说可由语言、书写和思考形式所捕捉、规范，不如说经过这些形式而中转、绽露。海德格尔认为，诗以其借此喻彼、灵光一现的形式，仿佛泄露天机般的召唤出那世界和事物“一种简单的共在”。回到上文所述的“文”的境界，我们乃能理解，“文”不是一套封闭的意义体系而已，而是主体与种种意念器物、符号、事件相互应照，在时间之流中所彰显的经验集合。⑨
    “世界中”是在历史中状况，也是经验论和唯物论意义上“在世”状况。德威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这一概念并非只是简单借用海德格尔的思想，而是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他把“世界中”视为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换的审美表现问题。其暗藏机杼正是要在中/西文学之现代性做出区别，显然，德威先生在此问题上比较谨慎，只是点到为止，恰到好处。但可以体味到他是要在西方的“虚构与真实的辩证关系”之外，去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心”驱动如何向现代递进转化，去展现现代意义上的“一个由神思到史识、由抒情到言志不断扩张的丰富轨迹”⑩。 在文学表现世界变化的过程，由“文心”驱动，或可说本源于心的表现方式，各种文体的繁盛去铭刻自身与世界、显现人生经验的方方面面，再到连锁规划世界的信念，中国文学进入“现代”更显现出非凡的意义。
    因为重视文的彰显或表现人生与世界的意义，王德威的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并不局限于诗文传统的经典标准，他关注的是各种文体全面彰显中国现代之丰富的精神、情感与心灵。“史蕴诗心”乃是他看待文学史的本质。他不无豪情地表示：“本书最关心的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和‘史’——或狭义的‘诗史’——的对话关系重新呈现。通过重点题材的配置和弹性风格的处理，我希望所展现的中国文学现象犹如星罗棋布，一方面闪烁着特别的历史时刻和文学奇才，一方面又形成可以识别的星象坐标，从而让文学、历史的关联性彰显出来。”基于如此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渴望，王德威对于现代文学之在“世界中”的状况做了最大可能的规划，这在“世界中”的规划，德威先生做了四个主题，也是四个维度：时空的“互缘共构”（Architectonics of Space and Time）；文化的“穿流交错”（Dynamics of Travel and Transculturation）；“文”与媒介衍生（Contestation of Wen and Mediality）；文学与地理版图想象。
    显然，这部《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极大可能地打开了阐释空间：中国文学的现代源起、文体的多样化、文心的彰显表现、在世界中的规划布局。其理论背景之广阔、各抒己见之丰富、个性化阐述之敏锐、素材之新奇杂陈，诸如此类，肯定会引起学界的极大的热情，也避免不了激烈的论争。中国现代文学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令人兴奋的话题，某些褊狭的批判除了制造恶意并伤害学术外，不会有任何的建设意义。这部文学史则是一次更为深广的重写，重写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甚至重写了中国的现代性，它把文学与历史、与思想史如此紧密地糅合在一起来探究，其发现有如把过去所埋藏或遗忘的意义，因“此时此刻”的阅读书写，显现出“史料/始料未及”的时间纵深和物质性，其思考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的：中国现代经验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改变了全球现代性的传播？在这一意义上，这部文学史是为中国文学，也是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在全球化的现代历史进程中，寻求一个更具有自主更新和创造的精神史。正如德威先生化用沈从文的话所言：“伟大的历史首先是伟大的文学史”——在这一意义上，谁能有王德威那样对文学保持这样的初心？谁能有他这样为中华文化立于世界之林而勇于担当呢？
    至于这部汇集一百四十多位学者合作完成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无疑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诸多问题，其非系统化的体例不可避免会有诸多遗漏，而且就当代文学50至70年代如何评价，对于德威的团队并非易事。一百六十多篇文章，少量来自大陆，也与大陆主流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几乎没有交集，也未尝不是缺憾。其多点透视的彰显方式，个性化十足，如何统一，融会贯通，可能就难以兼顾。所有这些，目前我还未读到全书，只能妄加揣测了，这需要随后的时日展开具体的讨论与辨析，非这篇短文所能涉猎。
    不管如何，我相信昌耀的诗所言：“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慈航》）我也相信，汇集了海内外这么多学者的心力和热情的文学史，会开启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天地；我也相信，这部文学史会向世界打开一幅中国现代文学的雄奇画卷。
    2017年6月18日
    【注释】
    ①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②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③参见拙文：《重新想象中国的方法——王德威的文学批评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1期。
    ④⑦⑧⑨⑩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载《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⑤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
    ⑥有学者论述晚明的“颓废”，此说亦可视为“现代性”审美的特征之一。可参见妥建清：《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中国现代性》，载《西北师大学报》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