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难忘虽清苦却有书读的幸福感”
    “‘文革’十年，我的青春被打了对折。记得那时大家好像只想着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读起书来近乎痴狂。这也使此后的我无比珍惜讲台，珍惜每一节课，珍惜自由思想的机会。”
    王栋生坦言，是外国文学名著给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
    18岁下乡插队，26岁返城，在图书稀缺的8年里，王栋生不停地找书读。1967年，在南京城东遇到一收购废品的老汉，他发现老汉的筐里有两本繁体竖排的《静静的顿河》，如获至宝，花3毛钱买了下来。后来，他又花了1毛5分买了《普希金诗文集》。当时根本没有文学作品可读，农村的知青朋友知道他有好书，都过来借阅。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养成了快速看书的习惯。
    1971年，王栋生弄到一本没头没尾的书，是苏联作家柯切托夫写的《叶尔绍夫兄弟》。龚桐、荣如德翻译得特别好，他看了很多遍，感慨于故事情节的丰富与震撼，也一直想知道主人公的命运，可是这本书后面缺页，结局不得而知。1980年上大学时，他终于找到了书的全本。结果令他很失望——原来只差半页，主人公的命运就定格在几百字里，却令他琢磨多年。那一瞬间，他对人的命运有了一种别样的认识，而类似的感受在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中也有过。
    “许多外国文学名作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王栋生说，他很遗憾28岁才读到雨果的《悲惨世界》，这类书如果更早看到，他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会有所不同。“雨果、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对人性予以深刻发掘，给人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促使人思考宏大的人生和世界问题。我总是想，20年之后的学生会是什么样。其实，哲学家说得对，一个人就是他吃下去的东西。一个人的未来取决于他读不读书、读什么样的书”。
    谈及对自己读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王栋生首推他的忘年交，写过《岁寒图》、《升官图》等剧本的陈白尘先生。两人因陈白尘先生的女儿陈虹的引荐相识，那一年王栋生23岁，在农村插队已5年。陈白尘家里有十多箱被查封的“禁书”，由于造反派笨，只封了纸箱的上部，忘记可以从下面打开，王栋生遂得以在陈家借书。在白尘先生的帮助下，他看了大量的历史著作。从1973年至1978年，他们一老一少，交流非常频繁。回忆那段历史，王栋生感慨地说：“那是我人生最困难最苦闷的时期，他成了照亮我前行的一盏灯。陈白尘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一是他独立思考的精神，二是他的正直善良。”
    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王栋生考上了南京师大。进入大学校园的他，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正如他本人所说：“‘文革’十年，我的青春被打了对折。读书期间，虽然没有白发童生的悲苦，但和一帮比我小10岁的同学在一起，多少有些不习惯。记得那时，大家好像只想着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读起书来近乎痴狂。这也使此后的我无比珍惜讲台，珍惜每一节课，珍惜自由思想的机会。”一年里，他大概看完了150至200本书，以至于上课时也偷看外国小说。为了省下钱买书，他常常连着十几天不吃荤菜，那种虽然清苦却有书读的幸福感至今难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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