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关于新诗和现代诗歌的研究在学术层面还不够，新诗是对旧诗的逆转，同时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而且是一个大的抒情传统，但是现代诗歌需要更复杂、更深入、更冷峻、更个性的灵魂表达，或者说，现代诗是对抒情的逆反。一个复杂的诗人，新诗和现代诗都应该出现在他的写作视野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诗歌更能有效地雕塑一个诗人的成长。”
    2017年是中国新诗百年纪年，这是诗歌界的大事，诗歌界人士非常关注。1917年，胡适用自己的作品开创了中国新诗的新纪元，白话汉语因此和古代汉语相提并论。在古代汉语和白话汉语之间有一个词语，就是现代汉语，这个词语概念至今仍在沿用。从学术层面而言，现代汉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初期，那时的白话话本，也就是现代汉语的民间表述已经很发达了。而新诗到了1917年才有自己的声音，实在有些遗憾。
    8年之后，也就是1924年，鲁迅先生出版了《野草》，中国新诗才真正有了现代诗歌精神，可惜在当时，这种精神太孤单了。《野草》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也就是说，中国的诗歌因为《野草》开始有了现代诗和新诗在精神上的分野。
    时至今日，关于新诗和现代诗歌的研究在学术层面还不够，新诗是对旧诗的逆转，同时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而且是一个大的抒情传统，但是现代诗歌需要更复杂、更深入、更冷峻、更个性的灵魂表达，或者说，现代诗是对抒情的逆反。一个复杂的诗人，新诗和现代诗都应该出现在他的写作视野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诗歌更能有效地雕塑一个诗人的成长。
    关于余秀华，我喜欢她的诗歌，在她还没有真正成名前，我在很多场合推荐过她的诗歌，也和一些朋友争论过。但是，在诗歌美学层面而言，余秀华的诗歌还属于新诗范畴。我想打一个比方说明一下：A+B=C。A是余秀华，B是女人的命运，C是余秀华的诗歌世界。我更想看到另外一面：B+A=C。女人（人类）的命运浸淫在诗人的感受里，并通过诗人之手写出来，而不仅仅是诗人用自己的感受呈现出女人（人类）的命运。茨维塔耶娃、狄金森和普拉斯成为世界性的诗人的原因就在于此。这些诗人在写作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公共空间的创意、设计会显得越来越重要，这是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需要所生成的推动力。人活在时间和空间里，而场景文化会让人暂且忘记时间，也会让人对那一刻的时间有新的体悟。每年的六七月份，高考是一个公共话题。这些年，中学语文的教材和课程里选了新诗，北京从2015年开始，在高考语文作文考题里有了新诗的考题选项，学生可以在议论文、叙事文和诗歌中选项，2015年的诗歌考题是一个圆圈，2016年的诗歌题目是《荷》。据统计，有三分之一的北京考生选择了诗歌，有趣的是，在北京语文高考高分数的学生里，绝大部分是那些选择了诗歌的考生。这或许能说明一个现象，诗歌是文学形式里难度最高的语言表达。敢于选择诗歌，首先表明学生的自信。同时，对诗歌语言敏感的学生，他的阅读、理解和写作综合能力是很强的。
    这两年，出版了诗集《截句》，今年夏天出版了《给孩子的截句》。在同孩子和家长的交流中，我能感受到诗意的启发和熏陶，其现实的重要性超过孩子们写出自己的诗歌作品。诗意是心的萌发，孩子的心如何跳动，中国的未来就会怎样跳动。18岁以下的中国青少年近3.67亿人，中国有多少愿意为孩子们写作的作家和诗人？我没有仔细统计过，感觉数量不多。
    诗歌进入公共空间，也是最好的汉语表达进入公共空间。因为《给孩子的截句》这本诗集，我也想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从点点滴滴做起，在学校、在书店、在公共场地、在网络上面，为孩子们多做一些诗歌普及方面的事情。做这些事会很辛苦，但心里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