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新世纪，女性诗歌创作明显出现了“身体写作”的重新审视、“日常诗学”的建构、“诗美本体”的探寻三个方面的倾向，女性诗歌批评对于这些创作态势以及女性诗人们诗学看法的转变均给予了热情及时的关注，并随着诗歌创作的丰富多元而日益活跃。但是，新世纪女性诗歌批评也不可避免地显现出了一定的局限与问题。如评价标准的模糊导致了对于同一诗人和诗作，批评家出现的不同声音，这就使得诗歌批评失去了可信度。另外，缺乏独立的批评意识也是目前女性诗歌批评领域的一个为人所诟病的地方，依附性与软弱性仍然普遍存在。
    新世纪女性诗歌迄今为止已经走过了十余年。一直以来，在文学界都有10年为一个文学断代的观念，尤其是诗歌界的代际划分更是研究的热点，而这十余年当中女性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新质无疑是让人惊喜的，在经历了上世纪的辉煌与沉寂之后，新世纪女性诗歌在崭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繁荣与热闹，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全新的诗学品质以及网络写作平台的全面盛行所产生的变革让人欣喜，更引人深思。
    新世纪女性诗歌是在上世纪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是对1980、1990年代女性诗歌的继承与变革。1980年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为女性诗歌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了后期女性诗人写作的支撑，为女性诗歌的自觉做出了重要的铺垫。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诗歌时刻隐含着对男权话语的警惕，并在此基础上找寻女性诗歌发展的新出路。经过1990年代的沉淀，女性诗人的队伍逐渐壮大，精神向度方面的突破与建构无形中使得诗学主题更加丰富多元，增加了女性诗歌的表现深度。在诗歌艺术技巧方面的探索，使得女性诗歌突破了以往以性别对抗或者弱势形象来获得认可的桎梏，开始了更加丰满、厚重的诗艺自由的尝试和挑战。可以说这些方面的新质与进步和1990年代的诗歌传统息息相关，虽然时间进化论的说法在女性诗歌发展历程中并不适用，但是不可否认，女性诗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获得了显著的进步。
    以往对于女性诗歌的定义不可避免地带有偏差与欠缺，这不仅是由当时女性诗歌的创作情况所决定的，更是由于时代与历史的局限，往往给女性贴上一定的标签，如伊莱恩·肖瓦尔特就指出：“妇女作家被普遍认为是具有情感、文雅、机敏、观察力、家庭专门知识、高度的道德情操及对女性禀性的了解；缺乏对创造力和知识训练，不具有抽象思维能力、幽默感、自制力及对男性性格的洞察。而男性作家却样样具备：力量、深度、清晰、明了、学识、抽象的思维能力、精明、经验、幽默感、对各色人等性格的了解及博大的胸怀。”在20世纪，男性和女性的写作风格被严格划分开来，这种观念在当时被称为“奎勒库奇症状”。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中国女性诗人逐渐突破了这种刻板印象的拘囿，创作开始在“女性风格”之外游弋，这些尝试也得到了极大的肯定与支持，并且形成了一定的体系，比如在思想深度方面，创作出了智性与诗意并存的诗歌作品，在揭示生活的真谛，表现深邃的人生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深入底层，关注广阔的社会经纬，用笔触去追逐和反思社会百态与人情冷暖，并以女性经验去抚摸这些事态背后的历史成因与细节纹理，更是女性诗歌在广度与深度上的双重飞越。精神与哲思领域，往往被认为与以感性思维见长、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女性无关，但是在新世纪女性诗歌写作当中这些传统的观念被逐渐打破。女性对精神家园的不倦追求，可以说既与女性一直在路上的宿命有关，也是她们对自我精神归宿的持续探寻，宗教的隐忍与神秘成为女性在精神朝圣的路途当中最亲近的皈依之地，宗教力量的吸引与感悟一直都是女性信仰方面的重要支撑，这些都成为这一时期女性诗歌最重要的内容。
    除了在诗歌精神向度方面有所突破之外，对诗学技艺的打磨也是女性诗人们不懈的追求。一直以来，女性写作者都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系统，女性从来都处于被塑造的境遇，女性的声音往往被淹没在强大的男性话语霸权当中而不自知。因此，从1980年代开始，女性诗人就自觉地寻求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找寻可以表达女性情感、替代女性发声的诗歌意象，从“黑夜”、“飞翔”开始，再到新世纪的“工业流水线”、“日常家居”等，女性诗人们创造了一系列属于自己的意象体系，这不仅是对于自觉构建女性话语所做出的努力，也是诗歌艺术探索的动力使然。除此之外，对诗歌语言技巧的重视也是这一时期女性诗歌的重要突破，在20世纪多侧重在意识形态的诗歌书写当中，语言技巧一直是被忽略的，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对压抑与禁锢的女性意识的开掘和呼唤。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诗歌无疑已经走出了性别对抗的漩涡，开始凭借诗歌的艺术品质站立在诗坛，因此，对于语言策略的重视成为这一时期的女性诗人们共同的选择。她们对于诗歌语言所产生的艺术性效果的青睐使得以往优秀的诗歌传统被再次挖掘，音韵的特殊效果以及诗歌音乐性的再现使得女性诗歌突破了以往粗糙、激进的刻板印象，再加上对口语、网络语言、叙事性语言的引入，女性诗歌的语言形态更加丰富多元。叙事因子的渗透打破了诗歌长于抒情的传统，拓宽了诗歌的表现范围，使得女性诗歌在技巧层面更加成熟。整体来看，新世纪女性诗歌在诗歌技艺方面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论是从诗歌的内在结构方面来看，还是在语言层面的不断尝试，这些都说明了女性诗人在新的历史阶段已经逐渐走出了男权话语与西方女权理论的樊篱，开始重新审视在全新的社会语境之下女性诗歌的发展现状，避免了亦步亦趋的被动局面，成为新世纪诗坛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除了在诗歌本体层面所做出的成绩之外，女性诗歌的生产与传播也开始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网络与纸媒的同步协作使得以往创作条件艰苦、发表渠道单一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可以说这一进步对于女性诗歌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体来说，在诗坛的复杂生态当中，生产与传播技术的迅捷更新成为女性诗歌的强力助推剂。在目前的诗歌自媒体当中，女性诗歌已经做到了很好的推广，近年来由此成长起来的女性诗人也在逐渐增多，毫无疑问，诗人群体多了一扇向世界展示自我的窗口。但是，网络技术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也随即意识到了它是一把“双刃剑”的事实，因此，女性诗歌在网络写作与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了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但这也是新事物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状况，因此，如何正确看待和利用媒介的力量也是女性诗歌发展的重要问题。按照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博客诗写、微博推广、微信公众号都已经成为很多诗人与读者耳熟能详的诗歌平台，它们的成熟与自觉指日可待。另外，传统的纸媒也在女性诗歌的发展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如何更好地将两者进行结合，为女性诗歌的生产与传播营造出良好的诗歌生态将是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在女性诗歌的发展历程中，1980年代以“自白”话语为主导的创作是在西方女性诗人的影响之下出现的，普拉斯等美国自白诗人以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大量引介使得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潮虽然走出了男性逻各斯中心话语的桎梏，但是却仍然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诗学话语体系。直到进入1990年代之后，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使得女性诗人逐渐意识到了西方女性话语与中国女性诗歌之间的罅隙，理论的生搬硬套并不能解决国内女性诗歌存在的问题，于是，女性诗人们转而开始追求自己的诗学话语体系。到了新世纪，女性诗歌创作明显出现了“身体写作”的重新审视、“日常诗学”的建构、“诗美本体”的探寻三个方面的倾向，女性诗歌批评对于这些创作态势以及女性诗人们诗学看法的转变均给予了热情及时的关注，并随着诗歌创作的丰富多元而日益活跃。有效的诗学批评往往会为诗歌创作形成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女性诗歌短暂曲折的发展历程中这样的诗学批评显得尤其重要。新世纪女性诗歌批评在有限的时间内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对于女性诗歌的主题向度，诗艺探索均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并且对新世纪以来发展较为突出的个体诗人也给予及时的发掘和关注，如对郑小琼、宇向、李小洛、路也、余秀华等诗人的诗作所进行的批评。但是，新世纪女性诗歌批评也不可避免的显现出一定的局限与问题。如评价标准的模糊导致了对于同一诗人和诗作，批评家出现的不同声音，这就使得诗歌批评失去了可信度，难以获得诗人和读者的认可。另外，缺乏独立的批评意识也是目前女性诗歌批评领域的一个为人所诟病的地方，依附性与软弱性仍然普遍存在。
    总体来说，新世纪女性诗歌在消费文化、网络文化的共同发酵中艰难前行，对缪斯的虔诚与热爱使得大部分诗人不忘使命，用一首首作品构建了这十余年短暂的诗歌史。不可否认，这些诗作当中仍然存在不足与局限，但是她们还处于逐步完善的过程当中，只有不断地认识她们，对这些还嫌稚嫩与粗糙的作品进行理性的审视，才能够发现问题所在。
    （作者系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