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杂志整10年了。当初出任《芳草》主编，文坛上下都以为我只是挂个名，没人去想我会比所谓职业杂志人干得还认真，此中缘故几何，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像周新民教授一类的作者与学者的支持当然是原因之一。作为一家走过很曲折道路的文学杂志，重归正途之时，便设定与文学主流血脉相承，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小说、诗歌等常规作品是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实现逆袭逆转。基于此，我们在“当代文学的中国经验”框架下，集中推出“50后”、“60后”、“70后”作家访谈栏目，一经推出，新民教授就替我们扛起“60后”这面旗帜，几年下来，其他的不是换人就是换手，惟有新民一如既往，越做越有心得，越做斩获越多。
    从接手“60后”作家访谈以来，新民一直认认真真地精心构思，踏踏实实地开展访谈，在连续刊发的20位作家访谈中，逐步展现一位年轻学者的学术特色，进而用其学术特色呈现“60后”作家丰富复杂的创作状貌。
    “60后”作家开始引起学界注意是20世纪80年代，那时几位“60后”青年作家在小说艺术形式上刻意创新，与稍早作家注重作品社会内涵的创作风格差别较大，因而被归入到先锋文学阵营之中。后来，批评界逐渐把“先锋性”看作是“60后”作家的特有标志。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锋文学便开始转型。从这个角度来看，“先锋性”作为“60后”作家的标志性表述已经成为历史。如何发现“60后”作家的状貌，如何“真实地”描述“60后”作家的创作状况，成了承担系统访谈责任的新民教授的首要任务。
    在选取访谈对象上，新民并没有从那些耳熟能详的代表性作家入手，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60后”作家，几乎毫无例外地享有先锋文学固有的滋养。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先锋文学普遍退潮的情况下，“60后”作家及时调整了那种在别人看来简直就是与生俱来的探索姿态，一方面继续着文学的先锋性，另一方面也在探索文学未必只有先锋。在东西、许春樵、艾伟、陈先发、路也等作家的创作访谈中，新民既求证了这些作家为保证澎湃的先锋性激情，也发掘出此种“先锋”和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的差别，勇于做出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更多是在叙述形式上的探索，而“60后”作家的先锋探索则显得更丰富也更深入的判断，指出在关照历史和现实的努力上，二者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60后”作家在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注时，会自觉地注入了新鲜的社会气息：邱华栋的都市视野与“外省青年”形象的塑造，姚鄂梅对于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的艺术想象，韩永明善于从新闻事件中提升艺术形象，叶舟、马步升、欧阳黔森等作家善于把握地方性知识叙事的能力，晓苏、盛琼、郭文斌等作家善于吸收中国文学传统和传统文化的能力。
    一般媒体访谈对象更关注社会效应，从社会公众需求心理出发来设计访谈话题。这一类访谈比较注重社会性、娱乐性，其话题以是否能刺激读者引起读者的注意为核心问题。文学访谈关注的是创作本身的问题，针对访谈对象的创作心理、路径和方法的话题要更多一些。新民一直在高等院校从事当代文学教育与研究，所做访谈更加上了对学理的重视。这几年断断续续地见面时，都少不了谈起这方面的话题。其中学理自不待言，最令我深感信任的是，几年下来，新民所写的20位作家对象，他都无一例外的或在本地或在外地与受访者面对面、心对心、性情对性情地直接交谈过。这也是他的访谈文字中总有一些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若不是二目直视、两心相交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一点正是人文研究中，作为访谈的文体，相比其他类型文字更能受到各方重视的根本要素。新民说过，做访谈的最终目的是与访谈对象一起梳理一个作家的文学历史，凸显一个作家独有的文学价值。在人文科学中一切正确的研究方法，都是建立在历史性把握的基础之上。要想把握专属作家个人的文学历史，个人之间的信任是不二前提。在学界普遍认同其文学共性的学术背景下，在有限容量的访谈中重建其文学个性，这样的把握无疑是要害所在。
    文学访谈要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要千里迢迢跑来跑去和作家面谈，还要通过邮件反复和作家交流、修改，最终还要获得作家的认可，在紧张的教学与研究同时，要抽出时间来做这些，其辛苦是可想而知的。新民付出很多，我们的感谢却很少。这次新民把已经发表出来的访谈结集出版，对过去的访谈做一个总结与静思。我很认同他的想法和做法。他请我为此书作序，但我更觉得这该是代表《芳草》文学杂志，代表被访谈的作家们是时候表示先前一直没有表示过的感谢。
    （《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周新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