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一直与中国农村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大致经历了三次深刻的历史变革。第一次是解放初期集体化运动，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次应该就是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进程。这三次历史变革都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巨大的题材资源，也确实成就了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阶段性繁荣。
    第一次变革在文学上的呈现主要是以《创业史》为代表的长篇小说，第二次变革带来的主要是以《腊月·正月》《芙蓉镇》等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直面现实，以其厚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反响，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其价值和意义多年来已经得到充分的阐释。
    《白鹿原》的面世时间介于第二次和第三次变革的间隙，叙事的时间也从进行时转向过去时，通过家族史的书写，整理并不久远的历史，体现了作家的史诗性追求。《白鹿原》的巨大成功刺激了国内长篇小说写作追求史诗性的风潮，此类题材和风格的长篇小说大量涌现。究其原因，除了《白鹿原》的示范效应之外，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正处于两次重大变革的间歇期，没有提供足够的题材性资源，可能也是当时小说叙事转向回望的重要因素。
    上述作品有一个共同的叙事特征，就是在历史的标准和美学的标准之间，更多地选择了历史的标准，更多地关注历史而非历史中的人，对个体人物的刻画服务于对历史进程的表现，所以对现实题材本身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叙事角度也大多以第三人称全景式叙述为主。
    相比较，表现第三次农村深刻变革的作品，在叙事方面呈现出更多的多元化特征。在众多的相关作品中，非虚构类作品更多地延续了前述作品的叙事特征，如梁鸿的“梁庄”系列和黄灯的系列散文等直面这个进程，反响极为强烈。而部分小说作品呈现出新的特质，更多地以美学的标准完成对农村变革的书写，更多地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人物在小说中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叙事技法上也不再孜孜以求全景式的呈现和结构上的完整有序。如近两年面世的罗伟章的《声音史》和付秀莹的《陌上》。
    《声音史》以声音为重要的叙事工具，通过人物的感觉和命运讲述一个村庄从稳定到衰落的变迁。其叙述是可感的、跳跃的、象征的，历史的进程不再处于叙事的前台，而转入幕后。《陌上》则借鉴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和白描技法，干脆放弃完整有序的叙事结构，冷静地专注于众多人物的描绘。这两部小说给批评和阐释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批评界在解读时不再像解读前述小说文本时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而产生了不少歧见和争论。争论主要体现在叙事结构和技法方面，其实结构和技法的变化源自美学原则的变化，就此而言，这两部作品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主要不是源于形式的借鉴，而是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发。严格来说，它们不宜再被称为农村题材小说，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题材的规定性，题材本身不再具有超越性的意义，而只是人活动的场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