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长篇小说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和进展，呈现新的格局和面貌。具体来说，长篇小说重新重视人的社会性存在，赢得社会广泛关注；努力探索人的精神高寒地带，凸显灵魂重量；显示真正才华，构造结实文本；深度开掘人性，强化文学感染力；以史实支撑虚构，以纪实性征服读者。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是继续前行的，从一些方面观察是大有斩获的，令人欣喜。”
    中国小说家主攻长篇小说创作已经有几十年了，不能说诞生了多少伟大作品，但创作经验逐步积累丰富，创作触角全面延伸，创作质量不断提升，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近五年来，长篇小说又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和进展，呈现新的格局和面貌，其中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包括：
    第一，重新重视人的社会性存在，赢得社会广泛关注。文学的中心是人，人的社会性存在是其重要属性，尤其在一定国情下，社会性存在更应成为文学的表达内容。周大新《曲终人在》、陶纯《一座营盘》和苗长水《梦焰》在同一方向做出努力，反映了部队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回到使文艺成为社会学文本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老路上去，而是更加自觉地坚守以写人为本位，特别在刻画理想人物形象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周梅森《人民的名义》直接反映了某省十八大后的反腐斗争，折射出新的政治形势，获得读者追捧，说明文学写人无法脱离时代与现实。《曲终人在》中的欧阳万彤，是一个较为正直的、守底线、致力造福桑梓的好省长，但他是“现实人”，并非大公无私，走上仕途是出于不受人欺负的动机，为了娶县长的女儿，曾不惜与未婚妻分手，但这个人物是有血有肉、值得信任的。目前，涉及重大社会矛盾的创作是有难度的，如何塑造好“正面人物”已成突破的关键，而这些作品的问世无疑为此提供了可贵经验。
    第二，努力探索人的精神高寒地带，凸显灵魂的重量。文学的精神性写作，是形而上层面的，类似哲学层次、宗教层次的写作，与世俗性写作相对。在越来越趋于务实的现实文化语境下，在文学为新闻所挤压的意识形态下，这一写作的价值愈发彰显。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中，一个中心事件是少年景天赐割腕而死。对于他的死，朋友初平阳、杨杰、易长安等人有一点责任，但责任不是很重。许多年过去了，他们还是放不下，相聚在一起，意在赎罪，这显然大大超越了新闻题材的意境。乔叶的《认罪书》是追究一些普通人在“文革”浩劫中的行为和责任，追问他们有没有过忏悔，答案可以想见，也发人深省。张者的《桃夭》中，当年的大学生们处在“诗情的全国性消退”中，发生了一起交通肇事案后，案情并不明朗，但律师邓冰一定要证明自己撞人有罪，同学们瞒着他做了一场模拟审判，安慰了他的灵魂。灵魂，这个字眼儿在这些作品中是有特殊重量的，关于真理、真相、正义、良知、同情、忏悔、救赎、宽容、博爱等精神范畴也是有重要价值的。这些创作开始脱离当代文学的传统领地，探索人类精神的高寒地带。
    第三，显示真正才华，构造结实文本。长篇的篇幅不等于重量，写出像《百年孤独》那样有质量而质量又得到巨大压缩的作品，才是长篇意识的成熟。这几年里，也的确出现了这样的作品。王跃文的《爱历元年》只是写一场婚姻内的爱情，无甚宏旨，但作者表现出的文学才华是令人敬佩的。人们给小说家以高度的荣誉，是因为他有特殊技能，首先是惟妙惟肖的摹仿的技能，而王跃文的摹仿才能验证他是真正的小说家。阎真的《活着之上》是一幅鸟瞰当下大学校园的全景图，具有短篇的精致、中篇的悬念和长篇的厚度。读它要比读一般小说慢得多，不是因为它晦涩，而是因为它质地紧实，如铁树的木质那样细密，几乎大部分段落都有值得咀嚼的地方，不存在闲笔。在艺术质地而不是分量上与两部作品可以媲美的还有路内的《慈悲》和弋舟的《我们的踟蹰》。《慈悲》把工厂写得毫不枯燥，把父辈经历写得惟妙惟肖，两方面都攻坚克难、顺风顺水，看得出作者具有非常号的创作前景。《我们的踟蹰》将两性间始终踯蹰于是不是爱、有没有爱的感情姿态写得细腻到位，折射出现代人的一种精神困境，篇幅不长，但表现了出色的艺术感觉。《装台》作者陈彦在戏剧界工作几十年，看惯了舞台上露脸的人，但写小说却专写不露脸的装台的一伙人，显示出独到的眼光和纯文学精神。贾平凹的《老生》借一个活了100多岁的唱师之口，串起4个发生在秦岭下的故事，呈现了现代中国的成长縮影。阿拉提·阿斯木的《时间悄悄的嘴脸》讲述关于时间与嘴脸的故事，为现代汉语写作注入了新的文体、新的质地、新的活力，给读者带来较强的冲击力，预示着汉语言文学与多民族文学融合发展创新的广阔前景。
    第四，深度开掘人性，强化文学感染力的创作。中外文学史表明，大部分经典作品都以揭示人性见长，以此获得较强烈感染读者的基础。在这方面，以往我国长篇小说相比中短篇小说而言并不发达，近年来有加强的趋势。苏童的《黄雀记》讲述了保润、柳生与仙女间一个延续了20多年的青春故事，格局不大，但有如苏州园林那样精致，揭示了青春的残酷以及隐晦、扭曲的人性。韩少功的《日夜书》是一部知青题材作品，作者将这个老题材写新，几乎没有涉及知青的社会与政治含义，而着重写不同青年的不同性情内涵，他们自身决定着自身的命运，使题材获得新的生命力。刘庆邦的《黑白男女》以矿难后遇难者家属的生活画面展开，书写了绝境下人继续生存的勇气和坚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同情、悲悯和爱，写出了人性的良善和人群的温暖。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写一个北方小镇上几个身世性情迥异的小人物，在群山之巅各自的滚滚红尘中寻找出路，经历生死哀乐，呈现了复杂的人性与神性交织的镜像，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赵本夫的《天漏邑》从特殊角度描绘了抗日战争景象，小说中人物都是复杂多面的，使战争不仅是战争，也是一场人性的较量与格斗。这些作品，由于获得了人性的力量，其感染力是深切而绵长的。
    第五，以史实支撑虚构，以纪实性征服读者。如今，长篇小说已不再是虚构和想象的一统天下，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越来越多渗入小说，在幻象的架构中承担更重要的作用。这不仅由于读者对历史真实天然生发亲近感，也由于历史真实亟须打捞与抢救。范稳写《重庆之眼》之前，对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时主要的灾难性事件，以及后来重庆对日索赔原告团事件做了大量调查，虽写成长篇小说，但保留了许多事实真相，对读者阅读心理上产生的冲击是显著的。同一作者的《吾血吾土》纪实性更强，几乎完整地再现了松山战役可歌可泣的战争过程。何顿为真实写照抗战历史，耗用大量时间自费走遍大半个中国，考察当年战场遗址，采访老兵，寻找当事人及亲友后代，连续创作了《来生再见》《黄埔四期》等作品。《来生再见》通过个人视角写出了当年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等的阔大场面，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这些战役的原貌。《黄埔四期》则通过两名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的征战历程，描绘了大大小小数十场战斗的面貌，几乎全面重现了整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图景，现场感强烈，气势恢弘。李骏虎的《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描写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毛泽东领导下，为奔赴抗日前线，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通过政治谈判和反围剿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经过，披露了鲜为人知的事实，以史诗笔调取得小说的成功。应该说，这类创作方兴未艾，适合现代读者脾胃，还可能获得较大发展。
    第六，坚持实验创新，实行文体变革。一个时期以来，长篇小说尝够了文学实验的苦头，基本回复到以写实为基调的创作道路上来。但艺术探索并无止境，仍有部分作家不愿重复已有经验，勇敢开拓，贡献出实验新作。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采用虚实相间、庄谐杂糅、逻辑错乱、悬念倒置等修辞手段，绘制了一幅写照世道人心的变形和夸张的图画。重要的是，虽然作者在讲述着一些人们没有过的荒诞经历，但人们在体验上并不感到过于陌生，这部作品的实验是成功的，刺激了人们久已麻木的神经。赵兰振的《夜长梦多》也许是新时期以来最为着力和具有代表性的一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构思和写作花费17年时间。小说里的嘘水村发生过许多神奇的事件，但所有怪异的描写，在作者那里都是认真的、精细的、如实刻画的，能使读者沉浸于作者所构造的现代神话的意境里，其中又浓缩进人们对现实生存形态的记忆。一向极扎实写实的胡学文，也忽然拿出《雪梅花》。故事中日本侵略者们遇到了来去无踪影的抗日武侠的袭击，反复出现的柳叶刀、血梅花等意象易于使人想起传统武侠小说，但叙事策略完全不同。作品的叙述轨迹令人眼花缭乱，在两兄妹的两种视角间穿来穿去，恰若柳叶刀一样往复穿梭，同时间杂时空倒错，造成扑朔迷离的阅读效果，构成一种讲述的圈套。这类创作独辟蹊径，别开生面，为当前长篇小说注入了新鲜成分和活力，也是不可或缺的。
    总之，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是继续前行的，从一些方面观察是大有斩获的，令人欣喜。当然，也不能由此说，长篇创作正由高原走近高峰，那路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