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到了现代，虽然受到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基本形态和影响力度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质的规定性和巨大的文化惯性，依然对中国社会以及世界文明，产生着重大影响。就从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来看，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内驱力和承载体，可以说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发展始终相伴，如影随行。
    海外华文文学源头都是来自中国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中国（含台湾、香港、澳门）文学之外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用中文书写的文学，虽然从文学的国别属性上看已不属于中国文学，但这些分属于不同国家的华文文学，它们的源头都是来自中国文学。当它们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本土属性和在地特征之后，自然与中国文学产生了区隔，出现了差别，有了各自的文学属性和国别印记。然而，只要海外华文文学是用中文汉字进行书写，那么附着在中文汉字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信息，就会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留存；只要海外华文文学在文学书写中用中文汉字进行“思考”，那么中华传统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就会灌注在这一文学中；只要海外华文文学在创作中涉及到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书写到中国的自然山川和风土人情，那么寄寓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中的中华传统文化符码以及寄托在自然山川、风土人情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就会成为这一文学中的有机组成。
    北美著名华文作家白先勇在他的小说《台北人》中，不但将中文汉字运用调度得臻于化境，而且还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文化观念融进他的作品——如将中国文学传统中较为突出的“历史感”代入他的小说创作，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人生如梦”的体认注入他的文学书写，而无论是“历史感”的代入还是“人生如梦”的体认，都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北美华文文学中的当代体现。从白先勇小说《游园惊梦》的篇名中，不难发现这篇现代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与中国传统（明代）文学《牡丹亭》之间的历史联系，而小说中钱夫人的人生遭际和命运波折，也隐现着白先勇对《红楼梦》的致敬，内蕴着白先勇对“人生如梦”佛教观念的认同。在同为北美华文作家王鼎钧的笔下，一篇《对联》，写尽了当代海外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孺慕之情，文中以征求“桃花太红李太白”下联为“由头”，说出了“对联”这种中国传统文学形式中应有的精神、气度和内涵，文章以“我的上联是桃花太红李太白，下联是诗书可诵史可法”作结，表明了作者对传统文化人在文字书写中展现精神气节的文化欣赏。
    中华美学理念对东南亚华文作家产生影响
    当北美华文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邃、博大、独特和巨大影响力时，东南亚华文作家们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及他们对这种文化的深厚感情。在原籍马来西亚却长期生活在新加坡的诗人、学者王润华的笔下，中华传统文化由中国的古文字、独特的山水观和丰厚的文史哲成就所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文字和山水观，则对王润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王润华有一组“象外象”组诗，以“河”、“武”、“女”、“早”、“暮”、“东”、“秋”等汉字的古文字形态为题，通过对这些古体汉字的联想和生发，创作出了颇具“南洋”视角和现代风韵的当代海外华文诗歌。而创作这组诗歌的直接灵感，则来自“听周策纵教授讲授中国古文字学，我往往随着他分析每个汉字结构起源而神游古代的黄河流域，我恨不得把每个汉字所包涵的诗情画意都写成一首诗”；至于他的“山水哲学”组诗，则是从唐代诗人、画家王维的《学画秘诀》中获得启发——书中“凡画山水，意在笔先，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的论述，在王润华看来简直就是“一首好诗”，“道尽山水画的艺术世界之构成的奥秘”，于是他“马上记在脑里”，“过了几年”，终于写成了“山水哲学”：
    ·上·远山/崎岖地睡着/而没有石头 古树/一片苍翠/而没有枝桠
    绿水/悠悠流去/而没有波浪 野人/永恒地望云/而没有眼睛
    ·中·路走尽在/树丛 溪流消失在/烟雾中 断崖绝成/古渡 水开阔处/有远帆
    ·下·两座山/把水压成/涧 两湖水/又将山逼成/崖
    从王润华的这组“山水哲学”诗中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诗人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理念，在东南亚华文作家王润华的笔下得到了当代呈现。在同为新马华文作家淡莹的诗集《太极诗谱》中，我们则又看到了一个海外华文诗人如何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形态——太极拳的种种动作、名称的感悟，从中升华出充满哲理的诗意、诗性和诗形。
    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呈现，范围广阔，领域多样，姿态纷呈，文采斐然。中华传统文化如同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命之源，美学之泉，载舟之水，赋形之物，为海外华文文学呈现自己的当代形貌，提供了来源、形貌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