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我应《光明日报》之邀对这60年来新疆多民族文学创作情况写一篇文章，当时拟的标题是“从‘新军’到‘疆军’”。我的观点是，经过60年的发展，新疆文学已经从最初的文学“新军”拥有了自己稳定的作家群，并且在全国范围内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力。这篇文章列举了周涛、赵光鸣、刘亮程、沈苇、阿拉提·阿斯木、李娟等国内“腕儿”的名号。没想到，时隔不到一年，更多的“疆军”便以势如破竹之势耀眼于中国文坛。这算“坐实”了“疆军”的说法，着实让人高兴。
    2016年的7月，新疆文学一举斩获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五项大奖，五骏出“疆军”，其气势很容易令不知情者一惊。实际上，新疆文学热是一个常态性的存在，无论是评奖还是不评奖的年份和日子，新疆人对文学的热爱须臾不曾改变。那种诗情潜隐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一不留意便会迸发出诗的语句，火热的篇章。这或许正是新疆多民族融聚、特殊时间和地理症候长期雕琢之下的成果。此次获奖的黄毅就不止一次用诗的语言来壮新疆之美、新疆之大、新疆之力和新疆之魂。除了黄毅凭借散文集《新疆时间》斩获大奖外，同时金榜题名的还有阿拉提·阿斯木的《时间悄悄的嘴脸》；努瑞拉·合孜汗的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幸福的气息》；诗人伊力哈尔江·哈迪克的诗集《云彩天花》；姑丽娜尔·吾甫力也获得翻译奖。几乎每个奖项均有新疆人的名字。而就在一个月之后，“阿克塞”哈萨克族文学奖颁奖，新疆又有多位作家收获大奖。这一切，都强有力地说明新疆文学的力量不容小视。近些年来新疆多民族文学创作的态势和走向值得关注。
    阿拉提·阿斯木是近几年在国内有不小影响的维吾尔族小说家，已经成为当下维吾尔文学的领军人物。其创作打破了我们以往对小说叙述语言的认知，他的语言既有维吾尔人的幽默、风趣、机智，同时又充满诗意和哲理，他是将生活搅拌成“哲理+”来看待的。也因此，其文字始终不脱思辨的痕迹。我曾经将他的《时间悄悄的嘴脸》为代表的系列作品视作向维吾尔叙事传统的一种致敬，尤其《福乐智慧》式的叙事模式和立意根本，在阿拉提·阿斯木这里得到了传承。应该说，阿拉提·阿斯木的创作风格在当今文坛独树一帜。阿拉提也写维吾尔族，但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维吾尔族，是老百姓的食色人生。他对人的欲望毫不回避书，写得坦坦荡荡。阿拉提曾说，我“幸运地发现了我和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我为自己的这种发现感到骄傲，文学让我窥视到了不同脾性的人们的隐私，我看到了他人的秘密，从而发现了自己的可爱和丑陋。我笔下的景象应该是城镇中的底层人群”。或者，正是因为阿拉提选择了“底层”和“俗世”作为书写对象，反而成就了他反观民族、地域和原有生活的达观和通透，也使他的哲理性思考有了底气和支撑。时间，是他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脱时间的烙印和审判。阿拉提作品浓重的劝世意味和忏悔精神也正是由此生发，进而与我们提到的“福乐智慧”精神构成跨越时空的会通。
    “劝世”是新疆多民族文学中常见的问题，尤其体现在城乡关系、传统与现代的转换和适应机制等题材方面。在当今喧闹的社会，这些作品里有一定的警醒意义。不过，如果阿拉提的作品只是简单的一味劝世，那他的文学成就必然有限。但他真正做到了“乘着语言的翅膀自由翱翔”这也赋予了阿拉提的独特意义。阿拉提的作品具有“恰克恰克”风格，即一种以幽默的方式来面对生活、处理语言的方式，让人在哭过之后又感受到无比凝重。作者将全副身心放在剖析和警醒沉浸在欲河中的人们，他用反复的叙述，不厌其烦地阐述着罪恶在时间中对精神、对道德的毁灭性破坏。而阿拉提的特点也正在这里，他选择了最民间的、戏谑的“恰克恰克”方式来讲俗世，讲每个人的心灵，讲母亲，讲故乡。他以独具民族特色的方式将严肃与幽默、轻松与沉重汇集在了酒、色、财、权笼罩的俗世万花筒中，我想，这就是阿拉提的不同寻常之处。
    伊力哈尔江·萨迪克的《云彩天花》是此次骏马奖诗歌竞赛单元的一匹黑马。这位作家在目前所见的关于民族文学作品的各类集子中都难见踪迹。但事实恰恰给我们的“前见”提了个醒：单纯以作品的数量或者出道先后、成名先后论英雄，都难逃被震撼的命运。伊力哈尔江的获奖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新疆已经有那么多母语创作的优秀作品可能被湮没，遑论全国？这些不也是中国文学的宝贵资源是中国文学的富矿吗？因为语言的隔阂，使我们与许多优秀之人和优秀之作失之交臂。在他的诗歌《云朵》中有这样一句。“或许希望也会苍老/群山也有崩塌的一天/大漠反倒会变得苍翠/云朵也有盛开的日期”。似乎这正与诗人自己的写作之路呼应：诗歌在照耀着我们前行的路。
    除去这些获奖作家，近年来许多维吾尔族作家的创作非常引人注目。维吾尔族的文学队伍和这个民族话语之间的文学性为他们的出现积蓄了力量亚森江·沙迪克毫无疑问就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他在2010年出版《诸王传》，引起轰动，继而在2013年出版《魔鬼夫人》，更是引来目光无数。亚森江的小说在当今的维吾尔小说中是名副其实的“流行小说”，这些小说目前正在翻译中，当其以汉语或其他语言横空出世的时刻，必然会有更多的声音环绕，说不定还会带动维吾尔文学的另一种写作走向。
    穆罕默德·巴格拉西是新疆维吾尔作家的实力派，成名早而持久，尽管他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之久，但2013年的《旷野》、2016年的《瘸腿的小鹿》两部长篇小说的最终问世，却实现了逝者与生者跨越时空的交流与对话，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文学的力量和巴格拉西在读者心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说起维吾尔女作家，哈丽黛·伊思拉音可谓前辈，这两年出现的阿力同古丽·热介甫也风生水起。2015年她的两部长篇小说《白与黑》、《痴情的女人》与读者见面，基本上奠定了她在维吾尔当代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群中的位置。
    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狄力木拉提·泰来提、阿巴斯·莫尼亚孜，艾斯卡尔·牙生，生活在浙江的新疆籍作家帕蒂古丽⋯⋯诗人穆合买提江·萨迪克、吾斯曼江·沙吾提、博格拉·阿卜杜拉、依明·艾合买提等，也是目前维吾尔诗歌创作的中坚力量。
    如果谈新疆维吾尔族文学，却不谈狄力木拉提，肯定是不负责任的。随便翻开一本有“中国维吾尔族”或者“新疆维吾尔族”字样的作品集，狄力木拉提的名字都是处处可见。他对维吾尔族文学、柯尔克孜族文学、乌孜别克族文学由母语原创走向更广大人群的贡献人人得见。已去世的著名维吾尔族作家巴格拉西的《心山》便得力于狄力木拉提的翻译，在2010年引起广泛关注。他翻译的《福乐智慧》更是目前的最新版本，被很多人评价为是最接近原著的一版。狄力木拉提不仅仅是翻译家，他本身也是一个出色的诗人。他的诗注重意味，很有嚼头，如说“牧归”，他用“天边的一朵红云，跳跃在我的鞭梢之上。悠远的牧歌，唱倦了我的羔羊”；写胡杨的气魄，他用“倒下的一批，不代表生命的完结，足下是前辈的领地，纵然你还需固守一世，部落中也不会有怕死的兄弟”。或许正是由于他入于诗，而又能出乎其外，方才成就了翻译《福乐智慧》的胆力。
    阿巴斯·莫尼亚孜是近几年“崭露头角”（实则有多年创作经历）的维吾尔族作家。他已经创作出版《最后一个猎人》以及《阿巴斯中短篇小说集》等作品。近期他在上海作家营集中学习了一个月，不同文化的碰撞，显然对阿巴斯的写作大有裨益。艾斯卡尔·牙生是与阿巴斯一起在上海学习的同学，他俩都因为学习中的优秀表现被评为优秀学员，并进入优秀作品合集。他与狄力木拉提一样，不仅写作，也翻译。艾斯卡尔主要写诗，代表作有诗集《梦的记录》、《无穷的街道》、《吹笛子的人》，长篇报告文学《沙漠，梦与现实》等。
    帕蒂古丽的创作，对中国多民族文学，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对话，都富有独特意义。她的文字，惊醒了很多潜在的事实，比如“混血”，“互融”，还有对“母语”的执着。她的《混血的村庄》被列入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简称“双翻工程”）出版，是新疆文化界对她之书写的一个承认。而《百年血脉》在北京的扬名，则进一步说明“混血文化”对现有文化体系的刺激和补充。我总觉得，把帕蒂古丽的作品与在新疆进行母语创作的维吾尔族作家作品放在一起，就构成了比较完备的文学发展的路径，即既要向外，也要有从外回看的眼睛。
    吸引众人眼球的不仅限于以上几位中青年作家，很多老一辈作家作品也备受青睐，如买买提明·吾守尔的最新作品《燃烧的河流》，艾海提·吐尔地的《归途》，哈丽黛·以斯拉伊尔的《沙漠之梦》等系列反映女性命运的作品一直广受关注。
    哈萨克族文学近年来在新疆乃至全国都有不俗表现。运用汉语创作的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从80年代出道，便没有停止写作，也曾获得不少大奖。这两年叶尔克西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反而是她以文学创作为基础涉足电影领域产生不小影响。《永生羊》的改编在民族电影中是出彩的一笔。2014年上海作协曾为叶尔克西举行了文学创作研讨会，主要是针对她的散文和小说创作。事实上，像叶尔克西这样拥有“两个舌头”擅长多种语言的少数民族作家，很多都是多领域开花。叶尔克西如此，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阿依努尔也是这样。这甚至成为目前哈萨克文学发展的重要支撑。哈萨克文学逐渐摆脱了只有小范围母语读者关注的尴尬境地，作家翻译家们靠着自己的语言天分赢得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这几年哈萨克文学发展势头向好，与此不能说没有关系。叶尔克西的翻译不仅成就了她自己翻译家的美誉，同时推出了不少如今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影响不凡的作家，像朱马拜·比拉勒这位在当今哈萨克文学中位于领军地位的老作家，正受益于叶尔克西的出色翻译。还有就是写作《天平》的乌马尔哈孜·艾坦，其作品被人们知晓也少不了叶尔克西的功劳。我曾不止一次听作家圈的朋友说，叶尔克西实在翻译得太好了，原作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翻译。成功的翻译确实是一种再创作。这种说法侧面说明一个事实：叶尔克西的语言很好，尤其是汉语的使用，不僵硬，很柔和，同时又有本民族的文化底子作支撑。这理应是叶尔克西成功的法宝。
    乌拉孜汗·阿合买提是一位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但却在整个哈萨克文学队伍里既是前辈，也是中坚力量，现在仍然在坚持写作。2016年8月他获得了第二届“阿克塞”哈萨克族文学奖大奖，让人心服口服。哈萨克族长篇小说的发展与乌拉孜汗的《巨变》是分不开的，这部小说有一定的奠基意义。他的一篇于2009年与读者见面的中篇小说《山村纪事》，是近几年来的代表之作。虽然只是写了一位年近60的老人突发奇想搬回几十年前刚开始独立生活的地方，遭遇的种种打击，读来却很抓人心。这部小说的“好”，还在于并不局限于表现民族生活，而着眼于每个人都会遭逢的“追忆”困境和衰老的必然，《山村纪事》超越了民族性闪烁着人的情怀。
    相比之下，努瑞拉的小说就烟火味浓得多，哈萨克的风俗、人情世故显然是作者中意且重点展示的所在。作者有意识在她的作品中把时空弹回半个世纪之前。她的《最后的猎人》是写父亲那一辈人狩猎放牧的故事，而作为叙述者和回忆者的“她”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尽管现实中的“她”已是知天命的年纪。这种拉远距离的叙述，能够淘尽生活的疮疤，而以怀旧的功力展现生活的美好。原本拉开距离的叙述，很能达到审美观照的效果，能够较为客观的叙述过去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因为努瑞拉是直接以父亲为代表的一代猎人为写作对象，很难保持情感中立。我们或许会为此而做出其失之主观的评价，但站在弘扬民族文化的角度，倘若没有这样情感充沛的描述，恐怕连哈萨克人自己都会渐渐淡忘世间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活得那样畅快，那样自由，那样自然！所以，对一种写作态度，写作方式，真是得设身处地地分多个面相去看才不失公允。相比之下，努瑞拉这回参评第11届骏马奖的中短篇小说集《幸福的气息》还是延续了前一部作品对牧民生活的讲述，依然将时间拉回到半个世纪之前，“汽车向前行驶着，而老人看着不断甩在身后的迁徙之路，回忆着艰难的过去，不知不觉想起了四十九年前发生在这片原野，同一个季节，同样是风雪交加天气中的转场迁徙。那是他一生中难以忘却的度日如年的七天七夜。”只不过，有所不同的在于，《最后的猎人》是写父亲，这部作品难免还有作者对牧民生活的浓重情感，给读者思考的空间少了些。但《幸福的气息》中作者是作为一个客观叙述者，把事件放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中去，把权力、生存、情感作为一级级砝码注入艰辛的生活中去。也因此，其震撼人心的强度、撩拨人心的酸楚苦痛劲儿也更强。从这个角度看，《最后的猎人》有些记叙散文的味道，而《幸福的气息》却找到了属于小说的气息，也就是我们说的“烟火气”。
    小说集中有一篇名为《风雪迁徙》。作者有意识构织了几个悬念和矛盾。对牧民来说，由冬牧场迁至夏牧场，或由夏牧场转至冬牧场，是四季常态，但何时迁徙，如何迁徙却是要凭借多少年来的生存经验决定的。就比如在暴风雪要来的日子，那是无论如何都不合适去迁徙的，反之则意味着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跟老天赌博，其结果基本是有去无回。然而尽管经验丰富的牧民已经说，“据我测算，这两天要起风，你说的这个时间正好是暴风雪天气，而且这次的风雪可能很强烈。俗话说‘短倒春寒只有烧锅水的时间，长倒春寒能让四畜完蛋’”，但却换来这样的答复“我们不想因为您的臆断而挨批评，占卜算卦的那一套现在行不通了。让您搬家您就搬得了，请打住，别说那些废话！”很显然，二者说话的口气、站位和评价标准完全是两码事。这就是努瑞拉设计的第二重悬念，作为普通社员的拜萨勒，与来到他毡房的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是牧业生产办公室干部沃加尔，他是最近才来帮助牧业羊队”之间，即社员和干部之间的冲突。显然，作者在身份上的设置，很容易让叙述者的价值观占据主导位置，甚至很容易将读者也牵引至自己的位置。这两重悬念与矛盾之间的对位性很强，对错很分明，且不说这与民族叙述的一贯风格是否有关，放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倒似乎合乎当时政治第一的话语环境。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这两重矛盾，而是巧妙地把民俗和邻里情感作为解决矛盾的钥匙。在暴风雨中怎么迁徙，靠什么度过困难？主人公赫德尔阿勒指明困境中的方向：“俗话说‘随大流吃苦也是福’，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得和大伙在一起。”这与努瑞拉在《最后的猎人》中潜在的对部落生活制度的亲近和赞赏有关，也具有人类的普遍性，即群居在一起的人们要一方有难，互相支援，一个都不能少。而赫德尔阿勒是要彰显哈萨克族群生存的意义和方式的，作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而且勇敢、智慧的牧人形象出场。一正一反之间，对特殊政治语境的反讽，对人性贪婪的揭露，对赫德尔阿勒式英雄的赞美显然成就了这篇不长的小说。
    归结来说，努瑞拉的小说在如今生活方式变化越来越快的当下，带着我们重温这样一种充满集体温暖、张扬个体生命强度和亲近大自然的生活，弥足珍贵。她用朴实的叙述告诉我们，生活是个传奇。她的文本中直接呈现出一种生命的气质和力量，呈现出游牧文明中人的生存状态和意志，这在广博的新疆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并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资源的重要补给。
    叶尔兰·努尔得汗是一位从事母语创作的诗人。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由叶尔克西翻译的。2015年，他以诗集《幻想》勇夺首届“阿克塞”文学大奖。对在2008年获得第二届新疆文学新人奖的青年诗人叶尔兰，评委会这样评价：他的诗歌对我们这个时代保留下来的文明和信念进行了忠诚守护。对山水自然充满了热爱和敬畏，诗人的胸襟平和宽大，对美好的存在保持谦逊，对现实的浮华不失清醒，将语言凝聚成一股奇异的力量，并耐心地张扬这种力量，讴歌世界的美丽。这样的品评不失中肯，只不过还必须说明，叶尔兰的诗很率性，直接，但这种率性和直接是架构于丰富的意象之上，看看这句诗：那朵被驴吻过的花朵，正落满疯狂的蝴蝶。诗人是在说：敬畏。
    胡玛尔别克·状汗的《无眠的长夜》以及《冬天里的最后一缕阳光》都曾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无眠的长夜》是他近几年作品的合集，基本是中短篇小说。除去翻译中可能增加或者掉落的成分，我在这部集子中看到作者有意识对写作和人生的探索。他选择了片段式的、跳跃式的方式来写人的意识，具有意识流风格。但其实他的作品是统一的，有中心的，比如《无眠的长夜》在一个个流动意识的长河中要说的只是“我要自由的、不被复制的生活”。这样的主题显然是具有时代性的，很有现代意味。胡尔曼别克甚至以这种思维质疑了“生活在真主的世界”这样一个在教民心中真理一样的信仰，这即便在现有的民族文学写作中，也是少有的。
    杰恩斯·厄热思汗的《晚宴》是近两年来常常为人称道的短篇小说。上海作协的徐大隆说，因为杰恩斯，让他明白，新疆少数民族的小说原来写得如此之好。我想这份“好”源于杰恩斯的幽默感和对世俗人生的敏锐把握，他用一点点夸张便把底层的官场浮世绘展现出来，捧腹大笑之余却又觉啼笑皆非。
    除了上述几位，哈萨克族作家群的“青年一代”也在迅速成长，比如写诗的阿基亚·玛格帕尔，她的《春天已经来了很久了》写尽了大地对雨水的渴望。阿依努尔·毛乌力提是这几年又一位在新疆文坛升起的新星。这位女作家写诗，也写散文，基本上与多数新疆作家走的是一个路数。新疆地域文化中的诗性和诗的精神之大之浓，由此可见一斑。阿依努尔也做翻译，她的《唐加勒克诗歌选》还获得了首届“阿克塞”哈萨克族文学奖。
    同阿拉提·阿斯木姓名中彰显的民族身份相反，黄毅在新疆文坛，乃至中国作家群中却很少以民族身份出现。黄毅乃壮族，而且是在新疆长大的壮族，是先写诗、后擅散文的文坛干将。
    黄毅的文字很好，很有感受力和弹性。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新疆四季》中的一段：“当拾秋的老妇，在有枣没枣的枝头都打那么两竿三竿的时候，红熟的太阳是这个季节的硕果仅存。来自巴尔喀什湖和乌拉尔山的强烈冷气流，冲突奔袭，一路啸鸣，翻越天山，在野罂粟的肌肤感到它的触摸时，真正的冬天到来了。”再如《蓝马》，“一个部落的目光最有分量的部分，都聚集在蓝马的腰臀，因此她的细腰深深凹陷，而肥臀却傲然凸起；还有她的双耳耸立，耳廓朝着迎风的地方摆动，仿佛耸峙的山峰，摩擦着宁静的天空；只有巨大的蹄子稳稳钉在大地上，在没有奔跑，在没有形成风暴之前，四柱雕塑的肢体，以树的笔直与沉默，构成速度爆发的前提。”
    与一同获得第11届“骏马奖”的其他几位新疆作家不同，黄毅的写作聚焦于对新疆一事一物和新疆气息的挖掘，其“新疆兴趣”可谓执着。在《新疆时间》的每个篇什，我们都能看到黄毅对一草一木细致如发的探秘，这种努力只有到他穷尽新疆之秘的那一刻方可完结。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完全没有看到有“做结”的迹象，而“新疆”形象，却渐渐打破偏远、落后，甚至混乱的刻板印象，越来越呈现出独有的强有力的生命体魄和精神蕴含。就像黄毅写的那样，“在全中国统一使用北京时间时，新疆人却固执地使用着新疆时间，并以此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新疆固执”的确是黄毅其人其文的一个症候。他认为，“每一个新疆人都应该感谢新疆，是它赋予了我们不同凡响的气质。新疆已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方式，用大大小小的事情，用一切可以感受到的气息，用所有不可捉摸的预兆，用潜移默化的影响，用大美不言的缄默撞入我们的眼瞳，侵入我们的肌肤，进入到我们的血液，植入我们的骨头，我们的呼吸是新疆式的呼吸，我们的心跳是新疆式的心跳，我们的思维是新疆式的思维，我们的行动是新疆式的行动，我们的心胸是被新疆的广袤无际拉扯开的，我们的激情是被新疆的骄阳点燃的，我们的想象是被新疆的瑰丽诱发的，我们的豪迈是被新疆的大山大水激发的，我们的粗犷是被新疆的纯朴民风铸造的，我们的铁血柔情是被新疆的物候所培育的。”对他这一骄傲溢于言表的“感言”，我是心有戚戚焉，这倒不是简单地说“咱故乡好”，实际上“新疆式”思维、表达、认知直接影响了中国一大批作家，比如王蒙、张贤亮、周涛，我们不得轻视和认真审视“新疆性”的意义。
    黄毅的“新疆固执”主要表现在几方面，一则对新疆自然景观始终抱有浓重的探险兴趣，比如《新疆四季》；二则是他从不单纯写景观，而注重在自然景观之中注入人这个自然之子的无限生机，所以新疆和新疆人在他这里是分不开的，比如《味蕾上的新疆》；三则，黄毅追求文本的历史感，你很少看到他的散文不涉及历史的背影和曾有的激荡年华，比如《不可确定的羊》和《新疆时间》。这三点集中起来，表明一个创作风格：黄毅以人格和信仰之力化入新疆，对新疆和新疆人进行着不辍的艺术化阐释。
    写新疆的散文很多，但黄毅的真性情和对事物细致入微的特性捕捉，站在历史的高位和最底层的市井对新疆投入的饱满的力，确定了他的存在意义。有时候我在想，在新疆与内地、南疆与北京、兵团与地方乃至新疆与世界等许多充满想象与误读的沉疴领域，有黄毅不遗余力地道出新疆的“大”之所在，十分重要。但能否在“树碑立传”的同时，也写写“沉疴”，可能新疆形象和新疆故事会更完备一些。
    柯尔克孜族是中国较少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中国新疆，人口20多万，文学创作主要用母语。从目前创作看，体裁完备、创作队伍不断壮大是柯尔克孜文学的突出表现。尤其在小说创作上，近些年取得了不俗成绩，这或许与柯尔克孜族所拥有的史诗传统有关。
    《玛纳斯》在柯尔克孜族中的影响力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便能说得清的。而史诗之外，他们还拥有“达斯坦”的传统，有不少著名的达斯坦叙事长诗，如《交劳依汗》、《阿吉巴依》、《撒依萨勒》等。这些财富赋予了作家们丰厚的叙事传统。吾尔哈利恰·柯德尔巴依的长篇小说《阿吉别克英雄》，买买提吐尔逊·玛提克的长篇小说《潇潇狂野》都是富有民族特色的优秀创作。如著名的柯尔克孜族文学研究者和翻译者赛娜·伊尔斯拜克所说，“柯尔克孜族本身就有爱护自然、敬畏山水的传统”，“地理因素决定了柯尔克孜族的文学书写具有开放性”，艾斯别克·奥汗的《大象的眼泪》，吐尔逊·朱马勒的《猎人》，阿依别尔地·阿克骄勒的《三条腿的野山羊》，古丽孜亚·瓦力的《喧嚣的蛙沼》，多力坤·阿地的《我的阿依苏鲁》，白克吐尔·伊力亚斯的《幸福大街》、《与艾特玛托夫告别》等，从不同角度将这个民族的草原文化传统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置入文本内核，由此获得文学的开放性和普遍性。
    诗歌传统几近为新疆文学所共有，柯尔克孜族也是一个世居民族。在其书面文学的发展史上，诗歌一直都占据主流，近些年也涌现出一大批诗人。如阿曼吐尔·巴依别克、艾斯别克·奥汗、吐尔干拜·克里奇别克、加安巴依·阿萨娜勒、萨坎·吾买尔、阿山巴依·马特勒、苏拉·白先阿力等作家作品都深受本民族读者的喜爱。
    新疆的蒙古族文学创作同样受到史诗传统的影响，《江格尔》是世界范围内的蒙古族都值得骄傲的富矿。迄今为止，对《江格尔》的翻译、著述、研究已经形成世界意义上的“显学”。近几年来有这样几位蒙古族作家在新疆崭露头脚，都·叶尔达，既是诗人，也是《江格尔》的研究者；巴·卓尔克太，诗人，同时关注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显然蒙古传统是他创作的主要支撑；斯·道亚，写诗，也写小说，在蒙古族作家中是重要的一位，他的作品主要有《心之寻》、《察哈尔西迁之歌》等，曾获新疆2006年首届“金马蹬”文学奖；安塔·胡萨，主要创作小说，他深得读者喜爱的作品是《孤独的火焰》、《挂在眼角的泪滴》、《特克斯》、《哈儿沁阿塔》等；阿巴都木，涉猎多个领域，尤其关注传统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如《关于道·乃岱及其文学创作》、《鲁迅与那楚道尔吉》；科木吉勒，代表作有《祖鲁的光》、《蒙古人的瑰宝》等。
    回族的文学因为《回族文学》的新疆存在，而拥有了稳固的创作大本营，全国各地的回族作家都在内心里将这份杂志视为文学家园。进入21世纪，《回族文学》开始设奖，两年一次全国回族作家的大聚会，其盛况可以想见。新疆本土的回族作家却并不多，始终坚持创作并有新作问世的主要有坚守伊犁的马康健，伊犁的回族在新疆是具有典型性的，而且人数不少，有回族乡，这里为马康健的文学创作提供的资源可谓用之不竭。马康健的代表作有《伊犁，永远的爱》、《圣洁的河》等，都是扎根于自己的家园，同时又不离边境地域伊犁的开阔，文章大气而不失细腻。回族作家杨峰，属于当下回族文学创作群中的前辈，这几年写得较少，而转向对西域文化的挖掘、整理，他2000年出版的《托克马克之恋》是继《遥远的撒马尔罕》之后又一部广有影响的作品。李明，曾经在2008年获新疆文学新人奖，实际上也是在《回族文学》园地耕耘了半辈子的“老”作家了。他主要写诗，有诗集《博格达的时间》，入选新疆2015年新疆双翻工程。这一作品集分为春天、村庄、遥望三部分，主要以新疆昌吉作为抒情写意的对象，却又不失回族文化底蕴，是近几年来代表性作品。
    新疆的锡伯族拥有世界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县”，这也成为这个民族写作最根本的精神来源和能量之地。游牧文化和来自故土东北的汉文化、满文化，融汇在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共同铸就了多元、包容同时精神气质统一的精神品质。即便我们说，锡伯族是个世界性的民族也是不为过的，其过人的语言天赋便是明证。当下比较有代表性的新疆锡伯族作家主要有察布查尔县的阿苏，在这个世界唯一的自治县，阿苏的精神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堆依齐牛录。阿苏的家乡里，有童年，有天空中暖洋洋的太阳，也有已经具有250多年历史的西迁的艰险和光荣。在我看来，随性而至，是阿苏诗歌的本色。郭晓亮，是又一位有影响的锡伯族作家。与阿苏的随性不同，郭晓亮的诗歌更关注人性，关注现实人生。他的代表作《风的年代》是近些年来心血的汇集，在写给海子的《钟声已经走远》中，诗人以外表平静实则内里感受深重的话语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你呢，我的兄弟/没有抚着家具走动的母亲/谁能整理好家/还有那凌乱的麦田”。顾伟，跟阿苏和郭晓亮比起来，是比较年轻的诗人。尽管工作后并不在察布查尔县生活，但顾伟的文字中始终都有这样的底色，“准确的地名称呼是塔斯托别克/锡伯族人习惯唤做塔斯萄/还有更多人依旧固执地说：那是我们的五公社”（冬苹果羞涩地坐在窗台上），这是属于顾伟的对逝水年华的追忆。
    上述三位作家都是诗人，觉罗康林则既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个小说家。因为他在新疆与上海两地的漫游，赋予了觉罗康林独有的看世界的视角和眼光，他自己曾将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当我离开后反观故乡，不仅挚爱依旧，还深觉其魅力倍增：我觉得，新疆整片土地上都饱含故事。它既拥有伊犁草原的浪漫，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严酷，还有罗布泊等未解之谜的神秘，所以不论我的短篇还是长篇小说，皆是新疆题材。”觉罗康林带着他的《喀纳斯湖咒》和《罗布泊秘境》从封存已久的新疆历史中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依然是他最主要的关注点，而对空间的追索构成了所有探秘最根本的支撑。
    壮族在新疆是少之又少，但有黄毅，也必然会有同行者和后继者。新疆还有几个少数民族人数很少，却是有历史的世居民族，如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等。尽管人数不多，也还没有太引人注目的作家，但在民间的写作者一点不少，像伊力哈尔江这样坚持书写而后有一天突然在全国大奖上绽放的作家同样大有人在。生活在中国新疆西南部帕米尔高原之上的塔吉克族，有自己的语言却无文字，维吾尔文是他们书写的介质。这个高原上的民族以诗歌为主，吟唱自己的生活，鹰击长空，往往是他们吟哦的主题。夏尼亚孜·卡帕力现年不到60岁，已经是塔吉克作家群中年龄较大的一位，他的《小树》以“爷爷盼小树快快长大/把年寿藏在了小树林”写出了塔吉克人对生命、民族延续的无限热爱。更多的70后作家并没有因为生活变迁而忘记自己是“太阳的女儿”，巴图尔·阿塔汗的《永恒的爱》、阿不都克里木·诺鲁孜的《鹰笛》、瓦哈甫江·库尔班库力的《塔吉克人的血》、吐尔地白克·买买提白克的《灰鸽》、《你是我心中凝固的标点》都在诉说着“在大地与生命之间/有塔吉克人的血液滑落”（《塔吉克人的血》），“塔吉克人的天空永远是你的英名/欢快的乐曲是你的轻盈/鲁达克的风韵在这里流传/远方依旧漂泊着神圣的歌手”（《鹰笛》）。库尔巴奈姆·阿洪拜这些年轻的写作者有望在立足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向世界展现塔吉克人的风姿。
    乌孜别克族的创作与塔吉克人相同，也都运用维吾尔文创作，需要翻译才能让世界知晓和了解自己，这无形中加大了敞开自我的难度。这些作家以诗人为主，如泰来提·纳斯尔、许库尔·亚力坤、排祖拉·伊斯哈克江、米娜瓦尔·艾比布拉·努尔等。以散文书写为主的作家买买提·特里木阿吉曾这么写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我认为，没有秘密的人实际上算不上一个完美的人，幸福的人。秘密犹如心灵的一朵含苞欲放的蓓蕾，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开放。”相信随着语言的瓶颈被打破，一定会有更多的心灵与乌兹别克人分享内心。诗人泰来提·纳斯尔的《黑色》、《我的回答》已经走在世界的路上，与人共话“白雪的品质/在于黑土地承担”。
    总览当下的新疆文学，的确如周涛所言，新疆文学的气魄就在于向世界昭告：再贫瘠的土地，总有一天，也会长出参天大树！事实上，多年来新疆的各民族作家都或多或少地有这样一个倾向，即有强烈的倾诉欲望，想要让世界知道自己，认识自己。只不过，这个“想”的“实现”却必然要依靠对全人类文学传统的充分学习和审思才可能达成。新疆作家在第11届“骏马奖”上拔得头筹，正所谓新疆天马下天山，以不可小觑的气势，宣告新疆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缺少的精神血脉和文化血统，而追踪这种血脉和文统乃以文学为至业的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壮举其实也是一种提醒，中国文学也要好好审视和认识自己，才不致忽略原本为自身财富的文学和精神资源。
    刊于《民族文学》2017年3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