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画，会让人铭记终身；有些画，会让人心潮澎湃；有些画，会让人思绪万千。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搜索，总有些画面会率先浮出。每个人记忆里的画面或许不同，但一定有一些共同的画面，凝聚着一代代人共同的回忆，每每想起、看到，总让人怦然心动。那是时代的记忆，是现实的淬炼，是艺术的高峰。
    近百年，在中华民族觉醒、抗争、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伟大进程中，涌现许多脍炙人口的现实题材美术作品，起到唤醒民众、凝聚力量、鼓舞斗志、抒发情怀的积极作用。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传世精品，可以用几个“点”来概括，即时代亮点、精神高点、情感热点、细节支点和形式特点。这些“点”，就像沙里的金子，需要仔细淘、精心炼，直至这些构成要素，使优秀现实题材美术作品熠熠发光。
    美术史上不乏例证。1978年，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委派陈逸飞、魏景山，承担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委托的油画《蒋家王朝的覆灭（占领总统府）》的创作任务。接到任务后，陈逸飞、魏景山不仅开始收集历史资料、听取军事博物馆专家介绍、访问渡江老战士，还多次到部队深入生活、去南京实地考察，力求从历史现场寻找灵感。他们画了仰视、平视、俯视三组草图——仰视表现解放军扑面而来的英雄气概；平视表现解放军攻入总统府的场景；俯视表现“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历史规律。经过讨论，大家都赞成俯视方案。当时没有进行现场俯视考察的条件，陈逸飞、魏景山便做了总统府的模型和人物小雕塑，以便可以像鸟儿一样从各个角度观察构思、调整画面。构图上，陈逸飞、魏景山采用三个叠加的暗“三角形”结构。这是经典的欧洲浪漫主义程式。第一个“三角形”，由六名解放军战士在画面前部形成一个“金字塔”，具有纪念碑式的庄严，象征着人民必胜；第二个“三角形”，由涌向中心的解放军组成，簇拥保卫升起红旗的那组战士，象征着人民军队的强大；第三个“三角形”，是远处街景和被俘的蒋家部队，象征着在历史洪流中“蒋家王朝”黯然退场。陈逸飞、魏景山对每一个人物的动作、表情反复推敲，服装道具也力求真实。两位画家的写实功力令人赞叹，以至于人们传说画面上的水壶，似乎都敲得出声音。
    美术作品的画面是虚构的，但是陈逸飞、魏景山把握住时代亮点、精神高点，使这个虚构建立在历史真实和情感真实之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最后呈现的结果，是艺术创作的真实和观众高度的精神认同。
    1981年，《连环画报》发表尤劲东73幅连环画《人到中年》。那年我16岁，学画画已有几年。我翻着《人到中年》，几次落泪。至今仍记得那些画面——画面中，陆文婷大夫在手术间隙吃烧饼，她佝偻着，左手托在拿饼的右手下面，接住掉下的渣屑，眼睛空洞地望着前方；画面中，陆文婷的丈夫在炒菜、织毛衣、洗衣服、带孩子；还有一个画面，是连环画的末尾，出院的陆文婷坐在自行车后座被丈夫推回家。这分明就是我的“爸爸和妈妈”。我看到他们的辛苦和无奈，看到他们的坚守与奉献。这些细节深深印在我的心里，告诉我“人要学会坚持、人要知道感恩”。
    《人到中年》准确呈现出情感热点、细节支点，与观众达成高度共鸣。这就是“艺术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美术家只有将日常生活里的故事和细节升华到精神层面，成为人类共同情感的表达，成为价值观的体现，才能够创造超越时间永存的经典。
    老一辈美术家在中国美术现代转型中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同样值得回望、深思。2005年，我到上海美术馆工作后经常与方增先先生聊天，向他请教。说起他的名作《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老人家颇不以为然。他说：“那个时代没有人这么画，我画了，就出名了。我进浙江美院时是学油画的，后来学院要改造中国画，我就去画中国画了，所以我的许多底子是西洋画的。潘天寿先生对笔墨线条的要求非常高，当时我们都达不到。我当时的画其实就是苏联的现实主义方法，加上西洋素描，加上中国笔墨，就成新的艺术品种了。要说有开创性，就是把许多好东西混在一起用。”说起改革开放以后他创作的《母亲》《帐篷里的笑声》《家乡板凳龙》等作品，方先生则显出一丝兴奋。他说：“中国画是画出来的，不是描出来的。说得更准确一点，中国画是写出来的。中国画就是要充分发挥笔墨、线条的作用，将笔墨、线条与造型紧紧地捆在一起。我用积墨法画西藏牧民的脸，如何做到几笔上去又黑、又亮、又透、又准？很难啊，要不断地练。”
    方增先的创作一直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通过“形式的特点”画出了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现实题材作品。这是他善于融会贯通的表现，也是他敢于创新、不断求索、燃烧生命的艺术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现实题材美术创作给了广大文艺工作者认识时代、讴歌时代的机会，如何珍惜机遇、创作精品是摆在当代美术家面前的重大课题。创作时代“新史诗”需要我们做人民的美术家，始终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情感联系在一起，用各种方法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创作时代“新史诗”需要我们做时代的美术家，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从大局出发，历史地观察和表现这个时代发生的生动故事；创作时代“新史诗”需要我们做有创造力的美术家，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将其融会到创作实践中。
    归根结底，我们要做有情有义的美术家，描绘有情有义的中国故事，唯有如此，作品才能感人，才能传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