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纪实文学新作《忽如归》写的是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一个家庭的真实故事。
    1999年母亲过世后，这个故事就开始在我心中酝酿。那时我刚担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正在编辑出版《当代马华文存》，接着又出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需要完成《马华文学大系》。这两套20本共1000多万字的巨大文献工作，让我一直无法定下心来书写。
    关键是如何缅怀往事，成为最艰难的挑战。20年来，这段历史“不能淹没”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催促，似乎不写出来，我的身心就无法得到安顿。
    往事不堪回首，一提起笔，也不知从何说起。因为这个真实故事里的幸存者多是守口如瓶，不愿提及；而罹难者又根本死无对证。这种失语的痛苦不只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也因为当事人内心的创伤。
    诚如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教授说的：《忽如归》的独特意义，就在于作者写出了20世纪两代中国人悲欢离合的历史：第一代人为了理想而战争，而分裂，而家破人亡；第二代人又是为了理想而奔走，呼吁和平，弥合创伤。
    所以，为了完成这本书，十几年来，我不断搜集资料，前往大陆、港台各地寻访当事人和知情者，当然包括上互联网搜索。
    我所以要费尽心血，查询真相，不在于批判控诉，而仅是以自己的方式去接近历史，去触摸伤痛，来努力弭平伤口，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而且，我以为历史的真相需要不断发掘，历史的延续需要不断述说，希望后人引以为鉴，让这段伤痛的历史不再重演。
    我并不想只述说伤痛历史，更愿意强调受难者和受难者家属在陷入极度孤绝和悲痛中，有着一股强大的救赎力量 ，也就是爱的力量。这些爱的力量包括亲情的、民族的、国家的、宗教的。这些都值得述说。也正是因为这些亲情、正义、信念及信仰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使他们能够迸发出奋勇向上以及超越苦难的决心，为这段冰冷的历史注入一股暖流。
    所以，《忽如归》不单记录了一个不正义的时代，也同时记录了一个有情义的时代。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先生非常感慨书中文字中表现出的“痛感”，他说：“这种痛感非常特殊，非常淡，没有捶胸顿足但又深入骨髓。”他又说：“《忽如归》书写坎坷却不沉溺于坎坷，书写苦难却又超拔于苦难，从亲情之爱、民族之爱到信仰之爱，层层升华。”
    《忽如归》的核心在于这个“归”字，可以说它在几个层次上串起了全书的内容。用来象征父母的回归故土，回归心灵，海峡两岸关系能回归历史，回归文化，最后在历史激流中一切都回归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