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沉疴》是一旧作，写于1999年。投过一次稿，无果，便搁置下来。没想到十七年后，它才公开发行，成了一本招摇过市的新书。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手里捂了这么久，非因“悔其少作”，也未“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只是不太想让它暴露于众目之下罢了。对作者来说，《沉疴》不过是一本很私人的书，当初只是想写给自己，交付一段心情，所以写完也就完了，自生自灭正该是它的定数。然而不期这书也有自身的命运，不单重新出世，还闹出了一点动静。有读者说它“牛逼”，有评论家说它“先锋”，更有一帮爱力激扬的师友，摆出要把俺捧红的架势，张罗着为它召开对话会、研讨会。一时间，原本沉睡的《沉疴》好像真的还了阳，活了过来。2016年春天，这本被我有意忽略、延宕的小书，终于不再属于我自己，成了一本完全独立的书。
    这本书所写的都是旧事。二十多年前，乃至更远的几十年前，已经过去的事。这些事发生在我的老家，发生在我的家人、我本人身上。尽管小说家的话不足为信，不过我还是得承认：这一切都是真的。当然，我所说的“真”有其时间限制——二十年前的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想到的，就是那个样子，当时的看法和想法只能那样。所以我放弃了小说家的想象力，老老实实地当了一回观察者、记录者，以非虚构的方式写出了《沉疴》。那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亲人的死亡，我不仅亲眼看到了病重的爷爷痛苦万状的样子，也看到了爷爷的病、死产生的巨大冲击，原本一团和气的亲情关系瞬间倒塌，亲人们反目成仇，乱成了一锅粥。现在回过头去想，应该是爷爷的死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大家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接受爷爷缺损的现实。如今，爷爷离世已二十年。自他死后，又有更多的病故和非正常死亡：外祖父病死，二奶奶病死，四老爷病死，二姑夫病死，四姑夫病死，北京姑夫、姑母病死，大表哥服毒自尽，二舅割腕自杀，舅姥爷自缢身亡。他们的死成了活人的背景，我们就是在亲人的死中活着。二○一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奶奶病故，享年九十岁。因为她的死，我打算重写《沉疴》，我想写奶奶活着的二十年，写我们活着的二十年，写写我的父亲母亲，写他们辛苦遭逢的大半生。因此，这次出版的《沉疴》大概只能算是半部书，另外半部尚在设想中。（《沉疴》，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312页。）
    上面的文字引自《沉疴》的后记。一个写作者把作品的底细和盘托出大概并不明智，可我还是愚蠢地讲了一通大实话，甚至有意点明了和书中人物不太吻合的称呼排序——有细心的读者发现其中的矛盾，或者就当成了一种障眼法。然而对于《沉疴》而言，哪里用得上什么障眼法？我要做的不过是破除一切障碍，尽可能地切近与我休戚相关的现实。小说的主体尤其是非虚构的上卷，如今回头去看，好像每个人都栩栩如真，每件事都历历在目，连我也找不出哪些内容原是蓄意编造的。重新校读清样时，常为那时的作者惊讶，他怎么会记下了那么多转瞬即逝的细节，怎么会注意到那么喧杂的方言土语，又怎么有那样的耐心爬梳那些不起眼的日常，琐屑，乡俗？反正，假如让我重写一回，肯定再也写不出这样的质地和感觉了。旧作重读的下场就是这样，它没让你悔其少作，反让你多有艳羡，足以说明人活到一定程度，便不再有所增益，而是一点点损耗，最后只剩一具可怜的臭皮囊。如此一来，不免感到莫大的危机，突然感觉到，《沉疴》从来就没写完，故乡的那个村庄，那些亲人，仍然经历着命运无常生死轮回，而我，尽管早已是远在五百里之外的异乡人，也还是和故乡丝缕相连，时不时地就要回到它的“场”，成为淹留其中的一分子。从前总希望摆脱它，现在，却又在心里暗自接近它。
    二
    书刚出来没多久，我回了趟老家。老家的院门朝东，隔着一条常年干枯的河沟，对岸就是家族的林地。看到林里多出一座新坟，坟周几个花圈，歪歪斜斜，尚未朽坏。一问方知，神嬷嬷故去了！不禁心里一惊，神嬷嬷才不过六十多岁，不算太老，竟然这么早就没了？母亲告诉我，神嬷嬷是病死的，得了一堆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肝硬化，终于不治而死。这位神嬷嬷在《沉疴》里出现过，就是那位神通广大的“姨奶奶”。虽然小说里的姨奶奶另有虚构的成分，但是写她自然会以我知道的神嬷嬷为原型。神嬷嬷是我本家婶子，当年爷爷奶奶就常去找她下神。可惜，这样的一个不得了的神嬷嬷竟然早早仙逝了。以前，神嬷嬷在我眼里纯粹就是骗人钱财的货色，现在却不这么看，老巫婆本来就要装神弄鬼的，假如没有这个角色，谁来为人们解难消灾？村民们又该怎样求告神明？一个没有神的村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好在，另外的神嬷嬷仍然大有人在。听说，这个死去的神嬷嬷的丈夫现在也会下神，竟然成了神汉。看来神巫的职业也会有传承，离神嬷嬷近一些的人久而久之也沾上了神气。在小说里，姨奶奶的丈夫是一位村医，实际则不然，印象中我的这位本家叔就是一游手好闲的神职助手，老婆下神，他做神仙的经纪人。不想现在他也得了神通，成了神汉。真是近朱者赤，近神者神。之前我还在一篇文章里感慨：“没有巫婆的世界岂不更悲惨？好在还有小说，悲惨的巫婆在小说里转世。”看来我的担忧纯属多余，在我老家的村庄，巫婆神汉们仍在顽强地转生。
    《沉疴》中的姨奶奶是一个几乎没有正面出场的小角色。小说出版后，才发现有一个以她为主角的短篇被我遗忘了，假如将其收于卷下，或能增加一点神秘气息。我对神嬷嬷的态度，已由无情的批判转向了理解的同情。这种转变不仅是对神嬷嬷。当年写出《沉疴》初稿时，我想的是：生活不应该是这样，他们怎么能够这样活？现在每当回到老家，我的想法是：生活就是那样，他们本来就该这样活啊！所以当酝酿再写故乡的时候，我已经放弃了对它的不满和指摘，只想老老实实的贴近它，呈现它。那个小村庄，河已干枯，庙已无存，人一茬茬老去，可是埋着祖宗的林地仍在那儿，那里有过万千和我同一姓氏的魂灵。或许冥冥中就存在一种说不清的“量子纠缠”吧，在我中年之际，才意识到故乡的时空可以无限大，我对它的认知也才仅是皮毛。如今时兴的是“到世界去”，文学的书写和传播也在忙着和世界接轨，我自知没有那么“管”（“管”乃吾乡方言：厉害，有本事），不如就踏踏实实“到老家去”吧，把老家那点子事写出滋味来，把身边的亲人乡邻写出活气来，把那些正在消亡的世风民情保存下来，或许还能打开一扇小门，发现一片未知之地。
    三
    查1996年4月27日笔记，看到这样一段话：
    我理解着我的父亲。他沉重的心理负担。
    想起很早就产生的写写父亲的想法。我应该注意思考，整理，观察，挖掘，准备一部长篇小说。名为《长子》如何？既写，就要有深度。单纯的孝道当然不够。要思考的是农村、农民、社会与人。这一个村庄，这一代人。太艰难了吗？
    开始留心积累。把这作为三十岁以前的一项任务。
    完成长篇小说《长子》。
    那一天距离爷爷辞世还有十六天，显然，父亲的憋屈成了小说的直接动因。那一年，父亲四十六岁。我二十七。三年后，我写出了计划中的长篇小说《长子》，定名《沉疴》。今年，父已年近七旬，我也近于他当年丧父的年龄。这样一想不禁惶惶然，年轻时，总能大咧咧地立心发愿，如今想要做点事，却总怕来不及。二十年来，写了那么多字，又有多少跟自己的真情实意，跟亲人的生活经验有所关联？相比之下，反倒大都不如最初这一本用意粗陋的小书。所以《沉疴》的重生对我不啻一种点醒：与其绕着圈子写些大话空话，不如回到自己的村庄，回到亲人的小格局中。要写，就写不加伪饰的私心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