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璋
    1980年，44岁的罗新璋从中国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调入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从事法国文学研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在杂志社做了17年中译法的学者，其实对法译中情有独钟。早在青年时代，他就与著名翻译家傅雷通信往来，还花了4年时间手抄200多万字的傅雷译文。外文所前辈钱锺书点拨他：“照你的情况，不如翻译几本喜欢的法文书。”于是，罗译本《特利期当伊瑟》《列那狐的故事》《红与黑》《栗树下的晚餐》《巴黎公社公告选》接踵而至，“傅译传人”的美誉在读者和学界流传开来。
    站在傅雷的肩膀上
    “我的翻译全靠学习傅雷，才有了一些小本领。”罗新璋回忆，1957年他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毕业，受“反右”影响，没能去成原定的分配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而是进入了国际书店，整天与订单、发票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学习傅雷的翻译。
    1960年，罗新璋在东单市场发现了一部法文版十卷本《约翰·克利斯朵夫》，要价35元。当时，他的工资不过每月46元，但罗新璋还是攒了两个月的钱，买了下来。
    “最初，我是对照原文看傅雷的翻译，把一些好的译文抄在法文书上。没有这套书，就没法抄进去。”罗新璋做了一个统计，从1949年到1960年，傅雷总共发表了275万字的译文，而他抄了255万字，“有20万字译文没抄，那是因为我买到的法文书行距太窄，写不进去字，但也做了笔记”。
    罗新璋尝试着把自己的习作寄给远在上海的傅雷，很快收到了回信。面对这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的习作，傅雷没有客套应付，而是严肃地指出了问题：单独看每个句子，译得都没错，但是通篇来看，每个句子各自为政，不够连贯。傅雷教给他改进的方法：自己作文写信，行文往往会比较流畅，翻译作品可以从中得到借鉴。
    经过四年磨砺，对于傅雷译作中的经典译法，罗新璋已烂熟于心。《红与黑》中有一句话，如果依照法文直译，可以译作“用一种外交家的神情看着妻子”，但他会想到《欧也妮·葛朗台》中，傅雷把一句类似的话翻译成“老谋深算地看了她一眼”。
    “傅雷的翻译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把原文的内涵表达出来了。”罗新璋说，在傅雷200多万字的翻译中，有不少这样的句子，有的让他受到启发，有的甚至可以借用，“我站在傅雷的肩膀上，稍微占了点儿便宜。”
    2004年到2006年，罗新璋应邀赴台湾师范大学讲学。罗新璋用一个学期的时间，从傅雷的翻译中选出200个例句，分成20种译法，向台湾学子介绍傅雷的翻译方法。
    “年轻人看到傅雷是怎么翻译的，就会有所启发，比较容易进入。这些例句是从200多万字中像大海捞针一样捞出来的，如果出书的话，担心不全面，需要进一步完善。”罗新璋希望，天假以年，能把这项工作尽早完成。
    “苦读”之后是“苦译”
    在台湾讲学的三年，罗新璋还做了件“出格”的事——编了一部《古文大略》。
    “做翻译，外文好当然是基础。傅雷的翻译之所以好，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法文好，理解得深。但是搞外译中，中文也要好。有时候，我们能体会原文的意思，但如果中文的词汇量不够，就表达不出来。”罗新璋认为，中文能力的养成需要靠长期阅读积累，熟读古文选本是一条捷径，但对于外语专业的学生来说，阅读《古文观止》等古代选本中收入的先秦古文，存在一定困难。于是，他根据当下青年翻译的实际情况，编写了这部180篇文章的《古文大略》。
    “《古文大略》选文以汉以后的文章为主。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说‘非偶词俪语，弗足言文’。提高翻译的文采，这也是一个取巧的办法，所以还选了15篇骈文。”为了让青年人了解中国古代的翻译思想，罗新璋还把支谦的《法句经序》、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等翻译文献收入其中。
    平时上网，看到一些年轻人把外国的诗歌翻译成典雅的“诗经体”“离骚体”，罗新璋感到很欣喜：“江山代有人才出。我们那时候是苦读的办法，有所本才能有所发挥。”
    罗新璋不仅年轻时“苦读”，年近花甲翻译《红与黑》，也堪称“苦译”。那时，他每天早晨4点到7点连续工作3个小时。大部分的时间不是翻译，而是反复阅读《红与黑》的法文原文。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这是‘悟而后译’。看了原文，自己有了感悟，再把它译出来，而不是照着字典翻译。”按照每天1000字的速度，罗新璋用了两年的时间，数易其稿，才最终交出《红与黑》的译文。
    如今，在市场的驱动下，译作的出版周期往往非常短，留给青年译者“苦读”“苦译”的时间越来越短。在罗新璋看来，人的才思不同，翻译的速度有快有慢，但对待翻译的态度都应该是认真严谨的，“傅雷比较花工夫，他的文字也很讲究。朱生豪就曾用一年的时间翻译了18部莎士比亚戏剧，其中的《哈姆雷特》至今无人能及。”
    罗新璋希望，青年译者能本着对原稿负责、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更加谨慎小心，少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