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借力影视剧扩大影响力，并带动图书销售，已是近年来图书界普遍存在的现象。稍远有网络小说《琅琊榜》，较近有作家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都是借助于影视剧爆红的典型，而后者更是如评论家白浩在日前于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媒介融合生态下文艺评论策略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所说，可视为主流剧借力消费文化创作转型的一个标志。
    不容忽视的另一个现象是，影视剧本身在资本的裹挟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异。评论家裴亚莉以电影《白鹿原》改编为例表示，该剧完整版比导演王全安自己剪辑的公映版要多出一倍的篇幅，但这个剪辑是很不成功的。在她看来，公映版把完整版最有意味的部分剪掉了。“王全安屈从于资本、市场的压力下做出的剪辑，虽然在主观上意欲迎合、讨好市场，在客观上却起了反作用，远未达到预期效果。”
    与此相仿，影视剧也影响和改变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形态，导致谨守纯文学创作方式的作家作品出现了变异。以白浩的观察，近些年来，为适应影视改编，越来越多文学作品出现了剧本化倾向。“小说剧本化、作家编剧化，拉低了作品质量，进一步加深纸媒创作的经典化焦虑。网络化语言的夸张媚俗性，还有可视性、可听性的形象化也挤压纸媒文学的可读可思性，从而弱化了作品的经典化能力。”
    融媒体时代文艺评论呈现融合性和多极化的特点
    显见地，互联网、移动网络、印刷媒体、电视媒体等多种媒介的交融，已经成为当下社会信息，同时也是文学传播的主渠道。而在媒介融合生态下，是坚守，顺应，抑或是持一种折中的姿态，正是媒介融合生态下文学创作面临的考验，也是文艺评论需要厘清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评论家李清霞的观察，融媒体时代文艺评论正呈现出融合性和多极化的特点。融合性是指文艺评论的呈现方式。当下微文论盛行，一篇评论通常会在多个平台同时发布，一篇微信公众号推出的评论除文字之外，还可能配图、配视频，可以点赞、评论、转载、打赏，对微友的评论进行再评论等。多极化则体现在文艺评论主体上，从评论界权威到普通网民，都可以对文艺现象和文艺作品发表评论。“有所不同的是，在高校评论体制里，4800字以下的论文不算正宗的文学评论，然而在微信等媒介里，5000字以上的论文，很少有网友能把它耐心读完。”
    推而言之，媒介融合态势下，原有的媒介隔离保护与垄断专利正被打破。恰如白浩指出，各类型媒介间便面临同一平台下的媒介选择优先权竞争，而新媒体由于快捷广泛、形象直观、即时互动优势，并因其准入低门槛、低成本、而占据选择优先权，由此培育出粉丝经济的第一验证场域；电影、电视由于视听的形象直观和通俗化传播优势而成为第二选择；而传统纸媒则成为第三选择。
    也因此，资本的影响力得以凸显。以白浩的观察，控制新媒体平台的产业资本视文艺领域为产生利润的文化产业来经营，且新世纪以来随着传统产业经营难度增加，产业资本大幅向影视、网络文艺等文化产业转移，其话语权影响力大为增强。“如果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真理标准大讨论带来知识分子话语打破意识形态话语一元独尊，九十年代随市场经济发展和后现代解构文化引入推动市民话语的崛起，形成了意识形态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市民话语三元共语的文化格局。新的资本话语的加入，则成就了文化与文艺领域中的四元共存新格局。”
    事实上，在网络文学的疯狂生长、网改剧、大IP泛滥、“烂片”泛滥的背后，传统评论界在惊恐于粗制滥造的质量、模式化雷同化甚至抄袭化泛滥时，却像白浩指出的那样，无法否认粉丝经济的勃勃生机，无法否认票房奇迹的兴奋剂之效。“对于资本来说，利润这一第一动力得到了强支撑，那么道德化、艺术质量都成为次要元素。至于文艺建设的品味与质量，除非对利润产生影响，否则几乎不进入考虑范围，所以，对资本提出以往的要求自然是缘木求鱼和幼稚空洞的。”
    正因为此，白浩认为，融媒体状态下，知识分子面临新的抉择。因为读者、公众要求的不是启蒙，而是追求快感的消费化。知识分子需要完成由以往的教育性、启蒙性价值系统向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背景下可消费性价值系统的融合与转型，否则会被时代抛离得越来越远。“在这个意义上，当下做文艺评论不宜局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视角，而是要研究消费主体逻辑，研究资本逻辑，定位和研究资本的规律和思维方式，探究它介入文艺领域的具体形式和内在规律。”
    融媒体时代，文艺评论家应有更强的文体意识
    当然，研究资本逻辑并不意味着，文艺评论当臣服于资本的强力。尽管眼下面临的严峻现实是，是粉丝经济，而不是文艺评论在左右市场。评论家戴清表示，媒介与资本合力造就了粉丝经济，众粉丝以强大情感情绪审美趣味支撑文化消费，与之伴生的是，IP和小鲜肉高片酬现象。这种畸形消费行为，再加上腐女趣味及其审美偏好已经成为媒介融合生态中的新常态。
    由此可见，垄断者才是最有价值的新媒体。以戴清的观察，曾经的“内容为王”、“渠道、平台为王”已演变为“垄断为王”。在这样的生态下，文艺评论面临怎样的尴尬处境就可想而知了。“第一，文艺评论不在制播营销全产业链中；第二，它局限于学术体制和轨道中。文艺评论的边缘处境，决定了它要发出声音，就得走向极端化、微小化，以及形式大于内容的文章批量产出。”
    更重要的是，文艺评论的整体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评论家李超德注意到，面对网络媒体，人们的历史感似乎正在消融，扑面而来的是适时的信息，夹杂着功利主义、民粹主义的非理性言论取代客观的学术评价。“当艺术评论涉及的某一事件、新闻、人物，乃至学术问题置于公共网络平台以后，由于参与者自身综合素养、阅历的不同，发表的言论有时就超乎于道德的制约，引起了一定范围内的公共道德、相互信任和媒介融合的生态危机。”
    文艺评论存在的这些问题，与其理性要求以及学术性、专业性要求背道而驰。在李超德看来，数字网络的开放性，决定了道德自律是净化互联网时代艺术评论传播空气的首要议题。互联网传播与表达的随意性，突显文化品德的重要性。戴清则注意到眼下高校院线的铺设，给了艺术影视剧或小制作一定的空间。高校院线对年轻观众群体趣味的长久培养，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畸形消费主义，毕竟小众粉丝也可以形成比较精致的、文艺的趣味。
    新媒体给文艺评论带来的问题显而易见，但要是把很多问题都归结为新媒体带来的挑战，在评论家夏烈看来是一种误读。因为文艺评论存在的很多问题在新媒体时代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夏烈表示，统观1990年代前后批评家的批评观，就能读到诸如商业冲击、失语危机等诸多针对文艺评论的批评。文艺评论边缘化，也并非新媒体所致，而是肇始于1990年代呈现的“退回书斋”的倾向，在进一步扎紧高校学科思维下的学术规范和评价体系时，也有意无意地阉割了文艺评论的多样性。“因此，作为融媒体时代的文艺评论家，首先要对互联网加以哲学性省视，在理论上解决文艺评论的原动力问题，重建批评家的自我批评意识，重建文艺评论的信用。”
    虽然传统文艺评论与网络的融合趋势是自觉的、必然的，但以李清霞的观察，这种融合目前看还是一种浅层次的，形式上的所谓融合。在她看来，融媒体时代，文艺评论家当有更强的文体意识，主动接纳网络语言和话语模式，探索既具有学理性与美学内涵，又容易被普通受众接受和喜爱的文艺评论形式。
    文艺评论需开创辽阔的言说公共空间
    事实上，融媒体时代的到来，固然使得文艺乃至文艺评论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更重要的是，正如评论家汪政指出，它还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视野感受和内心世界。“也因为此，要从本体的角度来理解，文艺评论只是整个转型语境里一个细微的表现而已。”
    在汪政看来，融媒体环境下，对文艺评论的位置，和它理当发挥的作用，我们要有清醒的认知。同时也要清楚认识到，文艺评论本身多有不平衡之处。“学院派、作协派、媒体派等各类型评论的不平衡；高校、文联、作协等批评队伍分布的不平衡；现行体制下各种批评话语之间的不平衡；偏重学术意识而缺少问题意识导致的批评风格的不平衡；受权力资本主导而形成的平台的不平衡。这种种不平衡都对文艺评论产生了影响。处理好这些问题，才会让文艺评论健康发展。”
    评论家何平更在意文艺评论从业者心态要平衡，切勿把自己想得太过重要。在他看来，更需要批评的是批评家自己，而不是人民。另外，学院批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大量伪学院批评，还有半吊子的学院批评，遮蔽了真正的学院批评。“当然换个角度看，如果批评只是一种知识生产，而没了审美感觉，这样的批评有意义吗？要知道，真正好的文艺批评，是可以作为独立的文学文本存在的。像俄罗斯批评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里尔克的《致青年诗人的信》，李健吾的《咀华集》等，他们的作品并不因为批评对象的过时而过时。”
    虽然如此，何平认为，文艺评论作为知识生产的功能依然值得重视。问题只在于，我们需要把封闭的知识生产转变成实践性的，并且变文学的功利心为文学的公益心。在何平看来，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文艺评论理当开创辽阔的言说公共空间。“龟缩在学院的一亩三分小地里，只会使得文艺评论越来越接近于猥琐、无趣、自我封闭的知识生产。”何平建言，文艺评论从业者不应该满足于自说自话，而是要走出书斋，走向实践。“我觉得当下有必要回看晏阳初当年提倡并实践的平民教育，也有必要珍视一些学者走进中学开展教学实践的尝试。”
    何平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表示，虽然眼下在大、中、小学之间有种种阻隔，但文艺评论从业者要走进中小学校开展有效的批评实践，还是可以做到的。“问题只在于你有没有强烈的愿望去付诸实践。事实上，也只有通过广泛的批评实践，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文艺评论的公信力。”戴清也认为，做文艺评论，当如章太炎所说，在“转俗成真”后，还得“回真向俗”。“我们不能只是谈高远的情怀，还要有具体的操作，这样才能做一个有力量的批评家。”
    会议由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当代作家研究基地与《中国文艺评论》编辑部联合主办。赵德鸿、杨四平、何光顺、张爱凤、罗宗宇、胡一峰、杨勇、吴江涛等也作了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