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中国在我的理解中,它应该表达这样一层意思:文学从中国的现实中获取越来越多的资源,文学又会以自己的创造来反哺中国。另外,文学与中国的话题还铺垫着一个中国与世界的话题。我们是在中国与世界的背景下来讨论文学与中国的。中国日益融入世界,中国向世界日益开放,中国也必须让世界获得最真切的了解。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会发现,文学是最佳的窗口。世界通过文学可以更容易也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因此我们要认真处理好文学与中国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向世界提供一个文学的中国。 文学的中国至少包含三层内涵:文学记录现实中国,文学重建精神中国,文学畅想理想中国。 其一,文学记录现实中国 文学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尽管镜子有多种形态,但现实都会通过镜子反映出来,我们尤其需要那种不失真的平面镜。在这一方面,我们特别推崇法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曾经说过,他就是一名时代的书记员,也就是说,他是要通过小说真实地记录下现实所发生的事情,他的小说的确也达到了这一目的。因此恩格斯由衷地赞叹巴尔扎克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谈到巴尔扎克的价值时,恩格斯说:“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中国文学具有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当代文学也一直与现实保持着密切联系,虽然我们还没有一位巴尔扎克这样可以汇集中国社会的全部历史的伟大作家,但我以为,如果把当代文学的整体看成一部作品的话,它仍然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从反映现实的层面来看,是起到了“汇集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全部历史”这样的效果的。现在人们似乎普遍有一种情绪,认为今天的文学离现实远了,不像80年代的文学那样,能够因为强烈的现实性而引起全社会的热烈反应。那么是今天的作家丧失了抒写现实的热情吗?不是。我觉得从整体上说,当代作家并没有丧失对现实的热情,也许有些作家缺乏抒写现实的热情,这也没关系,我们不必要求每一个作家都做巴尔扎克,当代文学应该有各种风格各种类型的作家。至于为什么在人们的印象中文学离现实远了,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天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获得现实资讯的途径非常丰富,根本不把文学当成很重要的途径了。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作家不需要做时代的书记员了,而是意味着,作为时代的书记员,作家关注现实的眼界应该更加开阔。过去我们侧重在反映宏大的现实和巨变的现实,甚至形成了一种反映现实的思维习惯和书写模式,所以尽管现实千变万化,但在作家笔下写出来,却是一样的面孔一样的结果。所以文学记录现实中国,不能停留在宏大的现实和巨变的现实,更需要有日常的现实和情感的现实。日常的现实和情感的现实所具有的价值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事实上,日常中透出巨变,情感中包容着宏大。这就需要文学去发现,去挖掘。 其二,文学重建精神中国 现实中国是一个有形的和物质的形象,但仅有现实层面的形象还不能全面反映中国,还需要从精神层面去书写中国,展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这又正是文学最擅长的。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哪怕遭遇天大的灾难,只要精神不死,就有希望。但有形的和物质的现实有时会遮掩精神的真相。比方100多年前,中国遭受西方国家的侵略和欺负,现实的中国给人们留下一个愚昧落后、就该受欺负的印象。这时候,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辜鸿铭用英文写了一本《中国人的精神》,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真相告诉西方,他说,中国人同时具备深刻、博大、简朴和灵性四种美德,中华民族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据说辜鸿铭的这本书当时在西方的反响很大,还被译成了多种文字。今天的中国完全不同于100多年前的中国,我们在物质上变得非常强大,令世界侧目。但随着物质层面的中国形象变得越来越光彩夺目,中国的精神形象却没有得到大的改观,甚至还变得更加丑陋。这既有外人看不到精神真相的原因,也有我们自己的精神在堕落的原因。事实证明,物质的繁荣并不会直接带来精神的提升。精神应该具有一种神圣性和超越性。今天倒是有一个明显的现象,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寺庙里的香火烧得越旺。但几乎每一炷香火都负载着一个非常功利化和欲望化的诉求。我们不能指望寺庙的香火重建起一个神圣的精神中国。而文学应该在重建精神中国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其三,文学畅想理想中国 我想以革命烈士方志敏的故事作为这一节的开头。方志敏处在那样一个灾难深重的现实中国,又明知自己死期不远,但仍掩不住他对理想中国的憧憬。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畅想他心中的理想中国:“到那时,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健康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可爱的中国》一直成为激励人们爱国精神的范本。今天的现实中国基本上实现了方志敏在书中所畅想的理想,但现实中又出现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应该设立更高远的理想,因此也需要我们的作家站在时代的高度写出今天的《可爱的中国》。我们所畅想的理想应该是建立在现实中的理想,在现实中露出端倪的理想,是用信念勾画的理想。但我更想强调的是,文学畅想理想中国,首先应该是长在作家头脑里的理想,是融入了作家自己情感和体验的理想。学者许纪霖在一次读书讲座中,遇到一位听讲座的读者向他提问,问他能否具体描述一下心中的理想中国是什么样子?许纪霖回答说:“我理想中的中国,其实并不理想,乃很卑微也。我期望每一个中国人虽不必是君子,也非小人,乃是做人行事有底线的正派人;每一个官员做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有操守,有敬畏感,伤天害理的事情不敢做。我期望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活得有尊严,自己看得起自己,也得到别人的尊重。”许纪霖说他心中的理想很卑微,但在我看来,这才是文学畅想理想中国的最合适的姿态和最正确的方式。 总之,现实中国、精神中国和理想中国,才能构成一个最完整的文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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