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创作谈的标题，心里咯噔，似有些许寒意袭来；也许，敏感的女士们看了不乐意，杏眼圆睁，呵斥道：“啥意思！”
    没啥意思啊，无非是个率性的标题而已，何必想多了。
    这部中篇小说，三位男角色，眼下正好四十，“文革”的混乱结束后出世，应该算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到他们稍稍懂事的岁数，市场经济恰好在中国破土露芽。与我们这些品尝过三年自然灾害饥饿、经历过“革命狂热”及上山下乡磨难的父辈相比，他们是新的环境的产品。
    我写小说，一般写自己很熟悉的人物故事，提笔心中有底，不怕露出破绽。写同龄人，自然得心应手，写老一辈，也大体是从小耳濡目染的，比如知识分子圈里的男男女女。若想写比我小二三十岁的一代，内心的准备不足。尽管我儿子也三十好几了，我却从来没有写他的念头。当父亲的，眼力往往可疑，居高临下为常态，总把自己的孩子看得过分幼稚。
    偶然的机会，与年轻的朋友们聊天，是几个所谓的当代青年精英，MBA毕业后，均谋得令人羡慕的高薪职位，属于有豪车、住别墅的圈子。他们谈吐不俗，不扯无聊的段子，也不说商战股票，倒是关注社会或者文化方面的新鲜话题。观点未免南辕北辙，与当下各朋友圈的境况相仿，只是不见脸红耳赤的争辩，悠然地各执己见而已。那种成功人士超然的清谈，既无大小会议上听惯的陈词滥调，也无街头巷尾流行的恶言俗语，让我耳目俱惊：这是中国社会孕育出的全新的一代人么？
    那天，有位某著名跨国公司高级白领的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会儿，他们讨论着中国经济形势的走向，他说：“外国老板重用我们，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太好，哪天市场不行了，可能立马不客气地解雇我们。”我不知道他的年薪到底是六位数还是七位数，我佩服的是他拿着外国公司的高报酬，却保留着清醒的意识。他的忧国忧民，与个人的利益高度吻合，显得十分自然得体。
    我不由开始十分关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
    当多数年轻人还在为生存而苦苦奋斗的时候，他们中的精英，已经开始了充满个性的里程。你得承认，任何年代，社会均生产精英，区别仅仅在于，精英涌往哪个方向。有一点大致肯定，中国的青年精英们，面对的世界很精彩，不会再去挤文学的独木桥了。
    我关注到一些特别的个案。在四十上下的成功人士中，有人反复遭受挫折而依然不认输，从零开始，顽强创业；有人挖得几桶金后，长期投身穷山僻壤慈善活动——不是送点钱了事，而是努力帮助那里的农民脱贫致富；有人获取个人财富自由后，放弃高薪高职，回到学校里参与教育孩子们的事业。同时，我也从媒体上获悉，中国硕果累累的科技创新，正极大地依赖这批受过国内外高级教育的年轻人！
    我不是写社会调查报告，我不需要一一罗列材料，我要回到文学的本义。我没能力阐述这代人的价值，我只需要描绘出他们中的若干人物。反复酝酿，从小一起玩篮球的三兄弟诞生了。为了打开视野，三兄弟被安置于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和家庭背景：一个是风头正劲的美国律师，其父却是突然被“双规”的中国官员；一个是雄心勃勃的民营企业家，他的老爸是曾被判刑的“文革”造反派司令；第三个则是儒雅智慧的大学副教授，继续行进在他的知识分子家族的道路上。至于设计出把他们纠缠到一起的好看故事，一场争夺民营企业控制权的阴谋，经验丰富的读者自然懂，那是小说作者屡试不爽的手段。
    在故事的写作过程中，两个体会由朦胧而清晰：一，尽管家庭的命运，把兄弟们牵扯进以往的历史，但他们并无亲历既往的包袱，小说中的副教授说过：“老想父辈的事，累不累？”他们是远比我们轻装前进的一代，他们致力于未来。二，他们的生命穿越了改革年代的风雨，与新生的市场经济一路同行；吃苦也罢，遭难也罢，血脉相连，难舍难分。有这样的群体，社会转型，便不可逆转。
    这大约就是鼓励着我把不太熟悉的故事讲述下来的激情。言犹未尽。也许，我还会继续写三兄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