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西南边》（冯良）梗概 在大凉山莽莽苍苍的大山里，山巅、山腰、低地分别生活着黑彝、白彝和汉人，如金字塔般的层级，彼此隔离，黑彝的女儿如果爱上汉人，就意味着死亡。上世纪五十年代，解放军来了，翻天覆地的变迁开始了：暴动，猜疑，背叛，焚烧与遥远的逃亡，民族深处的回归……小说以三对跨民族的婚姻，写出了彝族隐秘历史的新鲜与复杂，写出了一个时代的苍茫。 2016《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 刊载冯良长篇《西南边》 作家冯良 “她为凉山人写了一部能用四川话来念的长篇小说” 1，彝汉根子曾经很是困扰我，让我敏感……但却给了我表达它们的自由 吴越：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长篇小说《西南边》，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天然地旖旎、成熟、宛转流长，语言准确，活泼，风趣，叙述不拖泥带水，对话尤显生动，分明是一个相当老道与睿智的小说家所作，却又透露出那么一丝丝的野性、质朴、漫漶和死心眼儿，我还记得小说最初的开头：“曲尼家的女儿阿果的光脚板扎了根刺，她说是刺果树带倒钩的那种，又干硬在地上不晓得多久了，深入皮肉，影影都不见……”这根刺把我们带入了一条故事河流的某一片发亮的水面上，顺流而下，见证了四川凉山彝汉族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时代变迁。在河流倒影般形形色色的人、事中，最为突出的是三对夫妻（战友）的经历交织推动展开的故事。他们既是共属平叛部队的战友，又分属不同阶层、地域、民族，有军医、护士、大学生，有上海人，南京人，有凉山的汉人姑娘，较为开化的“白彝”姑娘，和美丽、天真、宛如公主般傲慢的“黑彝”姑娘，还有成都汉人与彝族女奴生下的、左右逢源的“混血儿”。其实小说写得并不悲，特别是那些在汉彝文化夹缝中生长出来的蓬蓬叶片，那些披挂着政治思想与时代用语时而作矛时而作盾的话赶话，都被你捕捉到了，摇曳风生地呈现出来，妙极。但最终小说还是被那根刺给刺穿了。放下《西南边》，心中回荡着“黑彝”这一支固执、高傲、自诩血统纯正高贵的少数民族奴隶主阶层在被打击后零落成泥的历史悲歌，而这个悲剧元素是世界性的。 可是对于一般读者、年轻读者来说，冯良这个名字，相对陌生、相对新鲜，虽然，你早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名卓一时。藏族作家色波在一次访谈中说到，他1991年受苏童的委托给《钟山》做了一年的相当于特约编辑，结果他只选到了一篇，就是你的《三姑二姑》，他解释说“还是没人，冲出地区的真的还不多”。二十多年前，你就被认为是能够“冲出地区”的西藏作家，此后也没有走偏，看你的简历和作品表——冯良，曾用笔名吉胡什妮。女。彝族。四川凉山喜德人。198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获西藏1985—1995年十年文学成就奖。主要作品：1996年中短篇小说集《情绪》（民族出版社，获西藏第三届“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1997年长篇小说《西藏物语》（作家出版社），2005年散文集《彝娘汉老子》（天地出版社；2016年德文版），2006年长篇小说《秦娥》（云南人民出版社）——看起来，你似乎是在以十年一部长篇小说的稳定速度在从事着民族地区题材的文学创作，而且，已经获得相当的肯定。 我饶舌得太多了，我想表达的是，《西南边》的瑰丽浑然，与你的名字的“相对陌生”，共同构成了一种奇异的张力，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带着什么样的表达愿望而来？ 冯良：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去往哪里？我猜你不会拿这么艰深的问题来难为我，你是问我的身份和家乡何在吧。我在2004年的一篇散文“彝娘汉老子”里点明了我的“根子”所在。彝汉根子曾经很是困扰我，让我敏感。1984年大学毕业自愿进藏工作后，我发现那里把藏汉结合的后代叫做“团结族”，主要是比较凉山稍显普遍，好像不被另眼，这让我有同类的安慰。困扰未必摆脱掉了，但升华了，文化性的，我在自己的第一个长篇《西藏物语》里有描写，一个汉人和他的藏族妻子在对葬仪的安排上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土葬和天葬，谁都不妥协；还写了一个深陷自以为的高原反应不能自拔者的窘态；陈纳德飞虎队坠落在喜马拉雅山半个世纪的飞行员终于魂归故里也做了文化上的解释。 那个长篇照我的本意应该叫“藏红花香”，但出版社认为没有西藏响亮，因为作者无名，太新，需要在书名上做文章——现在我仍然是新的，就没旧过，对吧，吴越？玩笑！ 除了短暂的游玩外，十七岁上中央民族大学之前，我一直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生活、学习。这是一个彝汉杂居县，设治于新中国成立后，之前叫甘相营，由明代的兵营发展而来，筑墙，有城门洞，是个小小的汉人聚落，四山上住的都是彝人。彝人汉人历来尚武，崇拜祖先、礼敬鬼神，也嘲笑小鬼，还做法事将之捉拿。 我那时候的县城围墙、门洞早已不见，汉人的城隍庙也改成了我们的小学堂。县城很小，满街上不是彝话就是汉话，一条不及五百米的横街再三几条竖坡道，木板土墙瓦片房，各家的家长互为同事，各家的兄弟姐妹互为同学，规模和人数不及沿海的一个村庄。 就这么一个山旮旯，在近代凉山的历史上名头却不小，有一位本地生长起来的人物，汉人，彝汉通吃，狡猾得紧，是国民政府委任的中将，唯一的女儿由蒋介石宋美龄保媒嫁给了凉山（西昌）头号命官的公子。他把甘相营当作自己的生死家园打理，宅子和墓地都在一面坡上。二三十年后，这些过往，都成了传说，不论立场，听者讲者都津津有味。至于蒋介石来往西昌，等我听到时据说当年连他的总统府都已经在西昌打地基了。我们山地寡民就是这般虚高！ 这是本地故事衍传的一个内容，另一个是有关彝人的。但凡概之以有名气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随便哪里聊天，对方只要问清楚你的姓、来自哪家，马上就会拉扯起你家这位那位甚至你祖爷爷的英勇事迹，一般都这样开头：“哦，你家某某有名气得很啊！”要不直接说：“你家很有名气哦！”完全口传别人家的历史，更口传自己家的。与我有点干系的爷爷辈的某位人物不过两辈人的光阴，我们大家，包括他女儿都相信他曾经扛起胆怯的坐骑跨过一个步宽的深涧，还因为拌炒面吃用尽了一眼山泉。 在我成长的那个小环境里，文字少于口述，而且缺乏口述者的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我的几个姨爹都擅长声情并茂的表演，不过有一位在给我们渲染内部电影时，把“山本五十六”和“啊海军”搞混了。这在拉萨以外藏族传统的乡野社区也一样，比如那些格萨尔的演唱者，有些就是文盲，至今却仍在为英雄格萨尔编排故事。凉山，西藏，包括我读了四年大学现在又生活于此的北京，这种种同质异质的文化自然生发于我的生命历程，是记忆，也是想象，不局促于时空的遥远、阔大，保有生动、鲜活的面目、心灵，虽然偶尔会碰疼我，也有尴尬无解的时候，但它们给予我表述它们的自由，即使悲伤，也有逗笑我的强大本领。所以，吴越你的感觉很对，《西南边》是一部“不悲”的小说！ 2，我曾是西藏先锋群体的成员，是其中最写实的，也是写不同文化背景相碰撞的故事最多的 吴越：现在我试着聊一下《西南边》的结构与技巧。在结构上来说，这部长篇小说带给我最大的享受就是你以近三分之一篇幅细细描摹了三对夫妻爱情的发生，尤其以夏军医被黑彝姑娘阿果迷住、痴迷追求而意外成功最为华彩。如此从容不迫，细缕入微，而又丝丝缕缕地关照着其后各自的人性发展。如果说在结构上闪现了独立特行的色彩，那么我得老实地说，在叙述技巧上，在布局上，《西南边》是一部相对手法“传统”的小说——且慢，我先得赶紧声明，我喜欢这“传统”，因它“传统”得迷人，“传统”得正确。但是，考虑到你曾经是一位经历过西藏新小说浪潮的作家，你曾是先锋群体中的一位，我相信你要在《西南边》里加一点魔幻色彩，加一点天马行空，加一点叙述圈套，完全不是难事。所以我想问，《西南边》为什么是一部看上去如此“现实”的作品？你在创作《西南边》时是否感受到了来自炫技的诱惑，你是如何处理的？ 冯良：小时候听故事，比如鬼的，就是吓死也要听到结果，不停地问讲述者然后呢然后呢。很多时候，都不是自己满意的然后，就自己给一个然后或者几个，反正要自己满意。这个追问过程，故事表达的悲伤、欢乐、恐惧、古怪、隐喻，总之和人性相关联的种种，起码有一点或几点在打动我，引起我共鸣，我才有听闻它阅读它的必须性。“它”就是故事，我觉得这是小说的基本。 至于“技术”，我觉得托尔斯泰和博尔赫斯的描述都各有其现实性，虽然我偏爱后者的意象和空间。我想说的是，我在描述故事时实际上并不关心技术问题，你这么问我的话，我这会儿的回答是，故事可以把技术带出来。 谢谢你夸我曾是西藏先锋群体的成员，但你可知道，当年大家认为我的东西是其中最写实的。不管怎么说，我是他们中写不同文化背景相碰撞的故事最多的一位。比如珞巴族猎人完全不明白一个动物爱好者和自诩的保护者误杀孟加拉虎的悲情，及至寻死的做法（《西藏物语》）。 如果说我有哪一点故意要“炫”的话，我会炫小说的语言，语调和节奏都会注意，虽然川音感十足，但我们四川人可以读出声来，如果愿意的话。后一句话特指《西南边》。 还要炫的是，我是《西藏新小说》的责任编辑。这本颇具纪念性的小说集的实际编选者是马原。那个时代的拉萨和内地完全同步于文学潮流的演进，又有自己的特点，魔幻，悬怪，法国新小说，博尔赫斯，也崇敬海明威。很多人都在实验，我也写过一个叫《行走》的小短篇，好多自以为是的意象，记得的是连排红色的消防筒、永远走不到的山根，最后拣到一块柔和的白骨，好像是我失散的亲人。反正不擅长。那时候，画画的也来掺乎，反之也是。有位画画的就建议我给小说半页或一页的全逗号或全句号。新潮如此，也是晕啊！ 吴越：你们这个群体——崛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藏作家高地，就你的观察而言，还在向当代文学持续贡献着什么？ 冯良：也许我的比喻有点勉强，但就像绘画，有了印象派，才有后来的立体派，“新小说”持久地丰富着文学对西藏的表达。其中，比如马原的小说、扎西达娃的小说等改编为话剧、电影，另有看点和拥趸者。 吴越：刚才提到你是《西藏新小说》的责任编辑，必须聊一下，你是一位出色的编辑，皮皮说，在藏学领域，冯良的名字是很叫得响的。看看——“1984.8--1997.10 西藏人民出版社编辑、汉编部主任，1997.10—2004 民族出版社汉编部副编审，2004至今，中国藏学出版社汉编部主任，副总编辑”，1996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获“五个一工程”奖，1999年《西藏历史文化辞典》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000年《中国藏戏艺术》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2004年《释迦牟尼大传》获输出版优秀图书奖，2005年《见证西藏》、《日本涉藏史》获中央统战部优秀图书奖……” 我猜想，编务工作是否会挤压你的写作时间，是否会冲击你的创作欲？在编与写之间，你如何取得身份的自由和平衡？ 冯良：谢谢你，功课做得如此仔细，简直没跑的。编务挤压创作时间另说，打压想象力，影响阅读文学作品的事常有，最直接的原因是我所在的出版社基本不出文学作品，以学术、理论著作为先，专涉藏族历史文化。但反过来也会激发我的文学欲望，毕竟文学是这世上我喜爱的对象，又是唯一较擅长的表述方式。做非文学图书的编辑也自有好处，引导我的读书兴趣更广泛，比如历史的宗教的社会学的图像学的。 吴越：想知道你平时挚爱的作品与作家，阅读的喜好。 冯良：我不认为我后来比较爱读纪实强的文字是因为做文史编辑使然，或是偏好有故事、感性的小说的延续。我不喜欢科幻和关乎未来的作品，穿越也如此，过去、当下，总之，我能感受、认知的就比较有兴趣。我可能更爱《红楼梦》这样类型的小说，《水浒》类型的我也喜欢，包括唐传奇、玄怪、拍案惊奇一类的。哎呀，说得自己多古典似的！其实是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有关阅读喜好这个问题。这么说吧，读书较杂，小说方面，一段时间来喜欢奈保尔、王小波、爱丽丝·门罗这类比较多元化作家的东西，雷蒙德·卡佛、巴别尔的也算。持续有感的是福克纳、博尔赫斯、杜拉斯这样的作家的作品，觉得他们不慌不忙在给小说灌注灵气。 3，能为凉山人“塑像”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我喜欢！ 吴越：回到《西南边》的人物，我不知道你对此是否有明确的意识——除了这一个“木略”、这一个“阿果”、这一个“沙马依葛”，和好几个令人过目难忘的次要人物之外，《西南边》写出了一组新的群像。人物所在的社会关系，相互之间的动态与内情，都是新的。刚才说到了三对夫妻相识相爱，但人性的发展至此才刚刚展开，在其后年代里，“论功行赏”，“文革”，“新叛乱”，林彪事件，挖河道办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八周年大会，毛主席去世……一环扣一环，三对夫妻彼此的性格行事又平行、相交、影响，既有攀比、竞争、出阴招，又有相互照应，共渡难关。时事运动不断冲刷着他们本真善良的底色、青春时结下的友谊，而日益“成熟”起来的他们又在复杂中流露出依稀的温情。 冯良：《西南边》的时代跨度比较长，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到进入二〇〇〇年代，随着事件扩展、地域变化，在三对夫妻六位人物的基础上，人物迭出也是自然的。我没有刻意去设计人物的形态、性格、面貌，随着故事的递进、环境的改变，由着人物自行出山自我展示。三对主要人物各个阶段的性格也在变化，比如木略，他的小机灵后来有智慧上的提升，狡黠不改，还大有扩张。 这些人物在我的笔下一一出现时，有时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些模糊的面容和他们的笑谈、行事风格，比如我小时候就认识和我家来往较密切的某位叔叔或阿姨，包括我前面谈到的我的那位姨爹。他是典型的“团结话”专业户，汉话基本没问题，但彝音很重，《西南边》里政委让木略别说彝话说汉话就直接搬自于他讲的故事。他说当时他请指导员去吃饭，用的是凉山汉话的表达方式：“干饭去！”指导员的反应是，让他别说彝话说汉话。事隔几十年，他还纠缠说，我明明说的是汉话，他非要说我说的是彝话。我们都笑翻了。他逗乐我们的何止于此。我还玩过他的驳壳枪，那时我才上小学二年级。我小时候，周围带枪的大人很多。 话到此，我不禁想，我的前几稿之所以字数超多是不是像我这位姨爹似的，凡事爱纠缠呢！ 谢谢“新的群像”一说。这是我没有意识到的效果，能为凉山人“塑像”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我喜欢! 吴越：如果要分析其中的爱情关系，阿果和夏医生，非常条件下极端的爱情，凡人难以理解和坚持，夏医生和沙马依葛，未必不是真情……本质上，我以为，《西南边》是一个探讨婚姻与爱情、欲望与限制的故事。描写爱情并没有什么可纳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你在探讨中所呈现的开阔的视角与慈悲心，如入化境，如河流并入夜晚，喧哗潜入沉静。这深深地动人，在洒狗血的世界，深深地难得。关于写爱情，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想听听你的。 冯良：在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里，不限于彝汉间，彝彝间更明显，夫妻俩走在路上，男的甩手走在前边，女的跟在后边，有一截距离，还背着拎着一应杂物，有时背兜沉得会压得她抬不起头，但男的绝不回头看看，更别提帮她了。看上去，他们是不相干的路人。和外人相处时，呼应处也只在外人，各说各的，还是不相干。好像夫妻只在屋子里做，出外就是路人了。直接的解释是不好意思。 所谓的不好意思并非外力强加，所以，吴越你点评的欲望和限制虽然没错，不过限制更多源自心结，或者说心理防线，在阿果就如此。这种心结并非一朝一夕养成，已成文化习俗，因此会时时打扰阿果和夏觉仁的关系，阿果的汉人丈夫让她满是羞愧感，在给亲戚介绍夏觉仁时难以启口，也会震怒于“花彝”这种说法，差不多杂种的意思，这就好像被掴了一个耳光。 阿果的羞怯、愧怼发自身心、传统，一派天真，所以动人，也牵动一个男子的爱留连于她。 沙马依葛不是她的对立面，我没有这样设计，她只是另一种客观存在，呈现的是她个人的生态样貌，其人其情也自有让人心痛的地方。 爱情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我阐释起来好费劲，不如请读者自己看。 吴越：人们愿意被民族地区的文学创作的斑斓和异质所打动，甚至主动地寄予多情的想象，但有时候，止于远距离的欣赏，或囿于猎奇的表面。能够把遥远的故事讲到人们心里去的，把异常写得很日常的——马原、扎西达娃的西藏，阿来的川藏，李娟的新疆……现在，你为“凉山彝”填上了一块属于你的拼板，衷心祝贺。祝福《西南边》里的世界能被更多人所知，也祝福夏医生与阿果的爱情天长地久在果林中无猜，山风吹过丁当作响。 冯良：谢谢你的祝福！《西南边》的彝人汉人和他们的故事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会让我再高兴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