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一个关中子弟西上天山，所见所闻所观所思可是太深刻了。1998年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美丽奴羊》出版时，崔道怡老师以“奔驰的黑马”为序，其中有一句：“这是一个陕西人眼中的西域。”关中，自古就是周秦汉唐的故地，大西北伸向中原的桥头堡，丝绸之路的起点，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交汇点、大熔炉。
    陕西师大历史系孙达人教授认为人类历史运动的基本步伐总是以先进变落后、落后转先进的形式，跳跃式前进。关中历史上的三次崛起就是如此，最初周人受夷狄压迫，几经转战后在岐山脚下周原落脚，相对于殷商的高度繁华，西戎之地是相当落后的。周人苦心经营以落后变先进。
    我在天山脚下把《诗经》中的周人史诗《大明》《绵》《生民》《公刘》《皇矣》与《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放在一起重新阅读时，对岑仲勉先生的观点深信不疑。岑仲勉先生认为：周人来自于塔里木盆地。我在大漠绿洲见识了原始农业是怎么一回事，“周”就是“田”中长出的庄稼，就是“井田”，凿井取水方可生存，西域坎儿井就是这么来的，离开故土叫背井离乡，张骞通西域叫“凿空”，只有干旱缺水的大西北，人们对打井的记忆特别深刻。
    关中的第二次崛起就是秦汉，秦人从渭河上游秦安崛起。最初山东六国就把秦人当西戎，不是一般的落后。周秦基本一致，农耕游牧混杂诞生一种罕见的新生力量，沿渭河东下席卷天下。
    关中第三次崛起就更了不起了。五胡乱华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前期准备，最终是鲜卑北魏全方位汉化，隋唐杨氏李氏皇族基本上是汉人与鲜卑混血形成的强大无比的关陇政治军事集团，中国封建社会走向黄金时代——盛唐，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市，人口百万，波斯人阿拉伯人定居长安的有几十万，儒道释并举，谁也不独尊，伊斯兰教、基督教也纷纷入长安。台湾学者蒋勋把唐朝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野游，农业文明中罕见的那么浓烈的游牧气息。被称为独篇压全唐诗的《春江花月夜》核心就是对青春的赞美，晨曦、少年、青春、骏马、生命、爱情以及巨大的想象力贯穿整个唐代文明。胡汉，农耕与游牧完美结合。宋元明清，中国历史从东西走向转为南北走向，整个民族步入老年，青春不再。清王朝灭亡之际，梁启超大声疾呼“少年中国”，甚至感叹：中国自古儿女情长多，风云男儿少。一身英雄气的关中五陵少年已成为过眼云烟。
    农耕与游牧、工商业的最大区别是，农耕是静态的，庄稼从播种生长到收获固定于一地，对节气的掌握很重要，农耕生活方式中对老年的崇尚敬仰天经地义，形成的主体文化儒家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尊老情怀。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一年几次转场，包括驯马，青壮年才能胜任。遇到天灾，就要转场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甚至几千公里，游牧民族没有国境意识，哪里有草奔向哪里，为争草场不惜动刀枪发生决战，否则牲畜倒毙，整个民族就灭亡了，战争与流动需要强力者需要勇士。工商业亦如此。我们就会明白那达慕大会三项比赛射箭、摔跤、赛马，全是青壮年，而赛马连成人都不要，只要十二三岁的孩子。1987年7月我在赛里木湖畔观看蒙古族哈萨克族那达慕大会，赛马冠军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初中生，夺冠下来爷爷爸爸老师把他当作神一样抬起来，孩子昂首阔步骄傲自豪得跟公鸡一样，大家都把他当英雄。要在内地，大人们会告诫他不要骄傲，越有成绩越要夹紧尾巴做人。童话、神话、科幻、儿童文学，这几种文学都是给孩子的，核心词就是想象力，想象力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力。这种童心未泯充满朝气与生命力的元素也是唐诗的关键。唐诗充满想象力，而宋词长于抒情，核心是情。孩童所特有的好奇心、猎奇心、求奇求新正是人类追求、探寻宇宙天地万物以及生命奥秘的关键，许多天才的艺术家科学家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巨大的创造力，就因为他们童心未泯。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鲁迅借狂人之口救救孩子，我们可以理解为对新生命的召唤。我们吸收欧美文化的同时，也应该把目光投向西部，投向高原大漠草原瀚海。草原文化有一种不亚于欧美文化的健康的元素，从大兴安岭到阿尔泰山，从天山到青藏高原，正是人类学民族学所称道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史诗带，即《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的诞生之地，完全不同于荷马史诗，不同于英法德西班牙与印度史诗，那些史诗一经产生就固定下来不再发展变化，而中国的三大史诗，有开始没结尾，与民族共存亡，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给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从诞生到现在充满无限的朝气与活力。
    在西天山伊犁河谷，我读到《蒙古秘史》第一句时就晕了，那强烈的生命气息让人类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太初有为的黄金时代。蒙古的原始含义就是火焰，就是从柔弱到强大。1997年《人民文学》发表我的小说《美丽奴羊》，一个细节就是羊在戈壁滩的石头缝里跟渔民钓鱼一样钓出一棵棵青草。草原的底色是羊不是狼，看到草原人的善良，才真正了解了草原大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