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个好地方，生活着一些中产阶级小妇人，她们的生活有统一的制式，穿着麻布长裙，系着长长的围巾，一副白衣飘飘的模样，闲时她们在运河边找个茶馆，泡掉午后的时光。
    萧耳在媒体工作，想必是很忙的，但这并不影响她作为中产阶级妇女对生活的
    想象，泡茶馆之类的事当然是必需的。我偶尔参加她们的聚会，一堆少妇，家长里短，其间也谈点文学和艺术。
    萧耳说，她喜欢日本。她写了一本关于日本的书。她说，日本的地名都非常好听：浅草、九州、京都、广岛、上野……当然作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她会写到日本的民俗、风情以及植物——樱花当然是最重要的。
    “我爱死川端康成了，《伊豆的舞女》写得多么好，这个人有多爱女人啊，他把艺妓都写得那么纯真。”
    萧耳说话是缓慢的，她的声音有些喑哑，和她描述的日本，那个明亮安静的日本有一点点反差，好像那个明亮的日本把此刻的她照亮了。
    同样是东方文化，日本和中国差异真是巨大。中国欢闹热烈，日本安静沉寂。日本人口也稠密，他们却是如此安静。可是我对日本了解又有多少。
    萧耳是了解的，因为她热爱日本。但是从本质上说，萧耳与其说爱的是那个真实的日本，不如说她爱的是她想象的世界，其中包含着她的愿望，她对人世的生活理想，也表明她的审美以及生命实践。
    萧耳写过一部长篇《中产阶级看月亮》，刊发在《钟山》上。如题，是以中产阶级少妇为主题的。
    在《中产阶级看月亮》中，她写到爱情，也写到艳遇，小说很浪漫，当然浪漫总是短暂的，生命会衰竭，爱情注定要破败。只是我们可以从萧耳的小说中看出运河边那些女子们的情怀，她们对这俗世生活真是热爱，她们认为生活过得活色生香才是对的。
    这和欧美作家完全不同，在他们笔下，中产阶级几乎是个绝望和压抑的代名词，他们过着庸常的生活，表情冷漠，如行尸走肉，少有浪漫。诺奖得主多丽斯·莱辛写过《19号房间》，典型的关于中产阶级妇女绝望的小说。
    萧耳的小说也充斥着绝望，但其中也混杂着一些清新的小布尔乔亚的调子。
    比如萧耳爱的日本元素随时会在她的小说里出现。《中产阶级看月亮》中男主角曾在日本留学。萧耳的想象里，男人似乎要带点儿日本味，才可以成为一个恋爱中的男主角，成为“男神”。同样在她的新作《朵小姐》里，也写到日本的诸多意象和美食。
    如果从生命经验的意义上谈论《朵小姐》，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丰富复杂的文本，萧耳把何朵朵的命运写得一波三折，生命的汁液异常饱满，读完不免令人感慨万端。我承认我读的时候是吃惊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和萧耳见面嘻嘻哈哈，相当熟络，《朵小姐》背后的萧耳是在我的意料之外的。也许是日常生活本身遮蔽了我的眼，让我忽略萧耳的尖锐，忽略那个深藏着的不同寻常的生命及其体验。
    我想起初次见到萧耳的印象。
    那是很多年前了，在温州，在《人民文学》的一次笔会上，那时她还没出道，是作为《钱江晚报》的记者与会的。她的打扮有点吉普赛，风格和现在差不多，麻布，长裙。那次会上，我同她没说过几句话。她喜欢帅哥，她一直跟在某位帅哥身边，小鸟依人样。
    现在当时的场景在我眼前浮现，我看到她两道醒目的一字眉，显出一点点英气，和墨西哥画家弗里达的气质有那么一点点相似，她的眉心似乎有一颗瑞痣——这个印象显然是不确切的，不是瑞痣，而是一点点巫气。
    我在萧耳的《朵小姐》里读到了这种巫气。萧耳写下了何朵朵生命中最好的十几年时光，她像一个巫婆一样，用慈悲的目光打量着何朵朵，萧耳深切地知道，她虽然洞穿了何朵朵们，但是命运有它自己的密码，面对她们的悲剧，她总究只能沉默。
    沉默如谜地沉默。